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基础、困境与路向

进入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已然变化,如社会大流动导致的乡村人口结构变迁、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社会关系嬗变、乡村社会秩序转变为"礼""法"相容的共存图式等。乡村社会治理面临多重困境,如乡村社会共享价值断裂导致的社会治理精神断层,时空脱域与乡土脱嵌引起的社会治理参与困境,乡村精英大量流失引发的社会治理危机,现有治理方式在驱动乡村社会内源性发展上的乏力等。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可以从开展流动性治理,延展乡村社会治理空间;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凝聚乡村社会共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社会治理新格局,弥补精英治理缺陷;"外部推引"与"内源激活"结合,重构乡村振兴动力等方面着手。     

文化自觉视角下乡村公共空间探析

乡村公共空间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自觉视角看,受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影响,乡村公共空间呈现出一系列文化不自觉的表征:公共空间强势植入、城市文化霸权、主体偏向和公共性缺失等。重建乡村公共空间需要以"内生"代替"植入",以"乡土文化"代替"城市文化",以"主体均衡"代替"主体偏向",以"公共性重建"代替"公共性缺失",只有这样才能建构一个符合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     

体系化、公共性视域下公共文化服务立法的保障共治

相对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立法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保障机制的必要前提。可运用法释义学分析方法,从阐明相关立法现状、厘清所涉核心概念的角度来探究该类立法的规范内涵,进而于该视域下尝试界定其价值目标,以就其未来发展完善指明方向。一方面,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颁布实施,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立法已初步形成一类相对独立的体系化部门法;另一方面,公共文化及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立法所涉的核心概念,皆强调政府主导作用下的公共性要义,以凸显非营利性、非排他性及基于服务对象的普遍性。基于这两方面所成就的体系化、公共性之规范视域,可将该类立法的载体目的定向为保障法,并将其作用对象目的确立为公共文化社会共治。     

乡村文化治理：能动空间与实践路向

公共文化以其凝聚价值共识、规范社员行为、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精神家园的"软治理"功能成为形塑社会合理状态的重要测度指标,为其参与乡村社会价值引流、行动规束、问题处置、关系调节等治理行动提供了实践空间。现代性冲击及其促发的传统文化衰弱使乡村共同体面临着价值歧殊、权威流失、行动游离和认同衰减的解构风险,对此,乡村文化治理的实施应以公共性建构为实践逻辑,直面变化的人口结构,不断促进公共交往、重塑公共规则、拓展公共空间、革新公共精神。而以新时代主流文化予以价值引导、以内外主体调适促进权力效能整合、以情境共识营造建构集体认同、以行动规则填充促进秩序的自主生成、以地方知识提炼唤醒乡民文化自觉,则是其整合性推进乡村社会良性运转的可为进路。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公共空间的多元价值

目前,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和复兴已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充分认识和挖掘其内在功能和价值对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积极意义。从乡村振兴的角度看,乡村公共空间具有生活、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多元价值,并具体表现为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产业兴旺,拉动乡村经济发展;搭建沟通协商平台,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繁荣乡村文化生活,推进乡风文明;以及优化乡村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几个理论问题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不同治理主体基于共同的治理目标而形成的一种均衡化社会治理结构。主体共建、多元共治和全民共享是其核心要义和精髓。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具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其中,借鉴人类社会先进治理思想而进行的本土化理论创新是其形成的理论逻辑;从单一政府管理到多元治理模式的实践探索是其形成的历史逻辑;新时代社会治理诉求的新变化新要求是其形成的实践逻辑。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需从价值、主体、关系、制度以及方法论等多个维度同步开展。     

乡村共治格局下的“政—族”合作——基于广东省蕉岭县客家村民理事会的实践

广东省蕉岭县以村民理事会运作为核心的村治实践,是当代宗族与政权在客家基层乡村治理中互动的典范,通过政权治理力量对宗族治理力量的引导与培育、宗族治理的自我转型与发展,以及在双方各自治理优势基础上的分工与协作,实现了乡村共治格局下的“政—族”合作。通过党政力量的适当引导,这种“政—族”合作主要是以双方在治理场域中的异质性与同质性共存为基础,通过彼此间异质性的调适与同质性的整合来实现。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构与建构

发展乡村公共文化需要在实体空间基础上拓展包括制度空间、生活空间、思维空间、对话空间等在内的虚拟空间。场景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社会结构理论等都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构与建构提供了支撑。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面对记忆空间、生产空间和制度空间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改变行政指向下单向度的文化植入模式,形成政府+社会+村民的文化生产多元主体,依托乡村文化发展的实体空间,展现文化张力,拓展处境空间和形成多元发展动力。发展乡村文化不仅要重复过去,还要创造未来,乡村居民需要通过体化实践增加记忆空间,拓展生产空间,完善制度空间,改变乡村社会的几何图式,形成更加完善的文化图景。     

治理视阈中的公共性

在治理的视阈中,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都蕴涵着一定的公共性,公共性具有特定的语境和含义.公共性是国家、市场与市民社会合作的基础及联系的纽带.同时,公共性的价值目标在国家、市场与市民社会的治理中得以实现.治理的公共性以公共利益为起点,以公共领域为场域,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治理的特定活动中,公共性产生于公共领域,同时,公共领域为公共性的实现搭建交流合作的桥梁.由此,公共性表现为系统共生、协同共治和持续共享的特质,实现善治.     

“公共性”的价值信念及其文化理想

公共性是现代公民社会之公共生活的本质属性,具有开放、平等与社群的特性,通过特定共同体成员理性、自觉的交互主体性行为与结构性活动而得以存在。现代社会的“公共性危机”,集中表现为“文化公共性”理想的迷茫,是文化自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认同的危机。真正为社会所共有、共享的公共性,是多元利益主体复杂博弈的产物,是确保公众与社会之间关系维系的一种平衡。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日益呈现为市民/公民社会、市场与国家的分化情形,以社会公正为最高追求的社会公共性理念是否能够得以确立,或者已经确立的社会公共性理念究竟合理化与否等,直接影响着制度创新的理念、路径选择。对公共性的领悟与把握的过程,同时也是公共文化氛围营造中民众心智不断健全、成熟的过程。     

公共空间培育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路径探索——以安徽省濉溪县临涣茶楼“和谐茶室”为例

广大农村地区是涵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据地,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条件。受传统宗族观念、家国情怀和邻里互助文化影响,乡村社会中公共空间普遍存在。在基层社会构建公共空间、培育场所精神,需借助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的有机融合,加快乡村治理政策的落实。公共空间培育能够化解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纠纷和难题,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农村公共空间的退缩与女性的政治参与——对湖北省S村公共空间的分析与思考

公共空间主要指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的一些具有某种公共性且以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形式，是村民自治的重要舞台。通过对湖北省S村公共空间功能和变迁的透视，发现公共空间在农村退缩已是不争的事实，公共空间的退缩对农村女性政治参与产生了不利影响。     

农村公共品供给方式与基层善治

通过对农村不同公共品供给方式实践的考察,发现了两种不同的供给理念。作为一种典型的“输入”式供给方式的项目制,因为忽视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导致资源浪费和治理失效的问题;成都市推行的公共服务资金政策,通过将决策权下沉到议事会的方式,实现了公共品供给方式从“输入”到“嵌入”的转变。研究发现,普惠性的资金分配和弹性化的使用规则、需求表达和组织回应的制度化、村庄治理资源和治理手段的组织吸纳、群众参与和基层监督机制这四个层面的实践机制保证了公共服务资金具备公共性、权责性、合法性和透明性四个基本特征,从而体现了基层善治的基本要求,是善治理论在基层治理中的具体实践。     

健康城市治理导向的公共空间规划响应研究

作为一种市民共同享有的基础性公共资源,城市公共空间不仅承担着服务日常生活、增进社会交往、激发社会活力和促进城市公平发展等一系列重要职能,其背后更是映射了城市社会结构发展变迁的基础动力和深层影响,是完善城市空间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提升城市社会治理能力的核心内容。基于社会属性思考,城市公共空间扮演着社会形态的物质载体、公共领域以及自由权力的对话场域等多重角色,通过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交互关系透视,健康城市建设需要不断强化城市公共空间的社会属性,持续促进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双向良性互动,将空间权力向社会回归,以此捍卫城市公平正义,让城市公共空间从分化加剧的发展状态沿着良性发展轨迹走向善治。结合高质量健康城市建设与现代化城市治理目标,在梳理健康城市理念发展脉络与公共空间价值研究的基础上,对公共空间的基本属性和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的价值取向与治理内涵分别做出阐述,进而以健康城市治理为导向,从规划意识转型、规划体制建设、规划研究拓展3个层面系统论述公共空间规划的具体响应途径,指出结合城市治理内涵开展公共空间规划是高质量健康城市建设的时代所需,是对城市现代化治理目标的积极回应。     

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及其构建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内涵是指:满足农村公民公共文化需求,保障农村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公共文化产品生产和服务体系.其构成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和对象;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内容和提供方式;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人才队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投入机制.完善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需要合理的制度、健全的政策法规和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支持和保障.     

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关乎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当前农村公共服务碎片化供给的历史演变考察,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整体性治理的应然性。进而建构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性治理框架,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的三大机制,探求并分析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整体性治理机制的变量关系。借助于样本区域的调研数据,诠释了整体性治理机制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模型。同时结合非结构访谈的实践内容,厘清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的现实盲区,通过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路径的建议,进一步提升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     

乡村建设行动中的资源输入与村庄公共政治再造

乡村建设行动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为重新塑造村庄公共政治提供了契机。在实践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尤其是村庄自主使用公益资金的输入,结合村民议事会、监事会等组织设置和相关议事监事制度的配套,能充分表达村民公共品供给的需求,体现出村庄的主体性,并激活村民自治。同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所建立的村规民约,明确了村民的权利与义务,具有对村民利益连带的强制力,从而也能有效克服公共品供给中法治剩余事务之外的农民不合作困境。以公共品需求表达为核心的分配型协商民主提高了村民参与民主协商的积极性,以利益规制为基础的村规民约实践则有效形塑了权利与义务相均衡的公民意识和乡村公共规则。对村庄公共政治进行再造,能够实现村庄社会的善治。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塑——以湖南省衡南县“屋场恳谈会”为例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治理效能的高低与乡村内部的聚合程度和功能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优化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当前我国乡村共同体面临不断式微的现状,乡村治理陷入破碎、低效的困境。文章以湖南省衡南县的“屋场恳谈会”为分析样本,提出从坚持党建引领、激活治理力量、再造公共空间、培育公共精神、加强科技赋能等维度重塑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     

农村公共产品的非政府供给

本文综述了公共产品非政府供给的有关理论基础,讨论了不同类型的农村公共产品非政府供给形式,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非政府供给存在的非政府组织能力低下、制度设计存在严重偏差、对于乡村干部缺乏约束和激励、忽视传统治理资源等问题.并指出要通过增强非政府组织相关能力,发挥制度协同作用,注意实现乡村干部的有效约束和激励,改造传统治理资源等措施改进农村公共产品非政府供给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