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低起点多层次的救助系统促进社会安定和谐

城乡低保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生活保障,被形象地称作“兜底的保障”,它是由救灾救济演变而来,最初叫“农村（城镇）特困救助”,后改为“城乡社会救助”,简称“城乡低保”。这项惠民政策已实行十年有余,在21世纪初中国社会经济大变革、大发展,贫富差距加大,城乡特困群众尚未温饱的历史环境下,为保民生、保稳定功不可没。然而,随着全面温饱生活的实现,大病医疗、     

构筑立体化社会救助网络

青岛市市南区以维护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发展权为出发点,以应保尽保、应保必保为标准,实施“阳光救助工程”,通过建立低保双向申请监督制、成立“低保公益服务队”、开辟“阳光救助求职窗口”、发放服务对象“连心卡”、规范低保评估体系和审批程序、实施承诺服务等措施,完善了以政策救助、社会互助、精神救助、就业援助为主要内容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构筑起社会救助的立体网络,有效地保障了全区困难居民的基本生活权益。     

农村低保政策中的“福利叠加”现象及成因

低保政策与其他社会政策被捆绑在一起形成了“福利叠加”。这种政策捆绑的“福利叠加”现象其成因表现在道德和技术两个层面：在道德层面,低保是一项伦理性制度,低保对象因其低保资格同时获得弱势群体的道德优势,进而获得其他社会政策例外对待的合法性;在技术层面,为了节省信息成本,政策制定者直接将低保作为享受其他社会政策的信息通道。“福利叠加”在实践中产生了意外后果,导致了政策目标的偏离和政策资源的损耗。为了理顺低保政策与其他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应当取消对低保对象的差别化待遇,并加强专项救助制度的建设。     

城乡社会救助若干问题及化解路径——基于长沙市328份调查问卷

基于长沙市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情况的328份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当前城乡社会救助存在社会救助政策的层次偏低、衔接不紧;城乡低保标准差距较大;城乡低保资金筹集方式存在差距;专项社会救助政策的效果还不明显;救助对象界定及动态管理缺乏有效方法;城乡救助体系一体化进展较慢;基层组织的社会救助工作职能未充分发挥等问题。因此,应切实加强农村社会救助工作;科学选择和规范救助方式与救助管理;完善部门协调和社会参与机制,形成救助合力;优化社会救助工作评估体系,加强队伍建设,以进一步发挥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对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低保目标瞄准偏差的乡土逻辑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自2007年全面推行以来，在救助农村贫困群体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从福利治理角度来看，社会救助资源仍存在明显漏出现象。从政策执行环境来看，转型与变迁中的乡土逻辑对社会救助目标瞄准政策的执行提出了巨大挑战。研究选取天津市的3个村庄作为调查地点，探究农村低保目标瞄准政策在不同乡土场域的执行过程和结果，发现低保目标瞄准政策执行过程中所出现的变通，是瞄准偏差产生的直接原因，而转型与变迁中的乡土社会通过形塑福利治理进而对低保目标瞄准过程产生影响，是瞄准偏差产生的深层原因。     

低保边缘家庭社会救助政策的供给要素评析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为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提供了底线保障。依托既定的低保标准,低保边缘群体是被广泛提及的一类相对贫困群体,面对同样的生活困境,他们得到的救助资源是较为有限的,构建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需要对该类群体的救助帮扶状况给予关注。在吉尔伯特和特雷尔社会福利政策分析框架下,可以从供给对象、供给内容、供给体系、供给保障四个方面对当前低保边缘家庭救助供给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作全面检视。虽然相关救助措施在扩大救助范围、扩充救助内容、缓解低保制度的悬崖效应等方面呈现一定的政策有效性,但还存在救助标准界定工具简单、救助内容造血效果不足、救助管理体系缺乏顶层设计、救助资金来源渠道少等问题。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救助主体单一、救助标准较低、救助理念以保生存为主等不足,从而造成资金来源紧张、救助覆盖狭窄、救助目标弱化等后果,也成为当前制约低保边缘家庭救助水平提升的核心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农村社会救助政策回顾、反思与展望

农村社会救助不仅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政策性举措,而且是改善农村民生、维护社会公平的基础性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农村社会救助政策先后经历了探索阶段、缓滞阶段、改革阶段、发展阶段和完善阶段,已形成较为科学完备的政策体系,并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即政策顶层设计从粗犷走向精细、政策实施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政策目标从生存型走向发展型、政策格局从城乡二元分割走向城乡一体化。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取得的主要成就在于:实现了政策制定理念与时俱进、促进了新旧政策整体转型、维护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了救助机制不断完善;从中概括的基本经验有:坚持救助政策与经济体制相适应、注重救助主体多元化、突出救助政策综合性、强调“输血”与“造血”并举。从现实出发,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存在着救助资源短缺、相关法律欠缺、基层力量薄弱、信息化程度低等问题,迫切需要稳定救助资源供给、推进法制化进程、增强基层执行力、促进信息化建设,以不断提高农村社会救助成效,保障困难农民共享美好生活。     

“互联网+”背景下的社会救助：现代功能、实践困境及实现路径

社会救助与“互联网+”的融合是推动社会救助工作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互联网+”社会救助主要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优势,以成本低、网络化、互动灵活性强等优势创新社会救助服务方式,实现社会救助的多元化、社会化、精准化和高效率。社会救助制度从应急化范式到民生共享范式的演进过程中,“互联网+”社会救助助力社会救助对象精准化识别、救助信息跨部门共享、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社会救助整体性治理,为构建社会救助的民生共享范式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实现载体。然而,“互联网+”社会救助在发展中面临信息弱势群体、共享壁垒、信息安全及准入机制等需求表达、管理与协作、技术、资源等现实困境。因此,应更新社会救助理念,改进贫困识别机制,拓宽需求表达渠道;破除制度碎片化运行,优化社会救助资源合理配置,实现救助的制度整合;提升社会救助政策目标,完善社会救助的法律法规体系;搭建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构建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协同和网络服务机制,促进“互联网+”社会救助新发展,实现社会救助工作的整体性协同治理,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农村低保实践的偏差与规范——基于陕南丘村的个案分析

本文以陕西N县丘村低保制度的实践为分析对象,通过低保对象的类型分析,揭示低保制度的救助目标部分转化为村组干部的治理手段与治理资源,进而从回归政策目标视角提出增加村庄治权的支持系统与合法性基础的政策建言。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