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层级政府“放管服”改革政策执行的效能分析

“放管服”改革是当前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在推进“放管服”改革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中间层级政府、政策执行效率差异大，政策执行的可执行度相对较差，政策的机械式传导与非合理性安排等现象广泛存在。文章运用范·米特和范·霍恩创立的政策执行模型，分析了目前中间层级政府政策运行中面临的分析效能障碍、运行能力障碍、政治支持障碍和政策环境障碍。认为改革要重视中间层级政府的政策执行效能建设，通过切实的制度设计与安排，解决中间层级政府政策运行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放管服”改革政策创新扩散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31个省级政府的实证研究

放管服改革是国家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其改革的理论逻辑及实践探索已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鲜有学者对放管服改革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论文采用事件史分析法对2015—2020年31个省级政府影响放管服改革政策创新扩散的内外部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单因素回归模型中内部因素财政资源对放管服改革的创新扩散影响并不显著,但在综合模型中较为显著;人口规模、经济发展程度在单因素回归分析中大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综合模型中则不显著为正,对政策的创新扩散假设得到了部分验证;外部影响因素中领导者学历因素、府际竞争、中央压力、认知压力都对政策的创新扩散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府际竞争、中央压力因素是政策创新扩散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府际学习中的领导者年龄因素对政策的创新扩散影响并不显著;市场化程度在单因素回归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综合模型中不显著为正,对影响放管服改革创新扩散的假设得到了部分验证。     

大学内部治理中学生参与权实现路径研究——基于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视角

随着高等教育迈进后大众化阶段,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成为实现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大刀阔斧地推动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不仅能够在进程上加快落实学生参与权的步伐,在内容上也可以为学生参与大学内部治理提供新思路、新方向.但当前我国学生参与还存在着传统大学体制运行的惯性、传统表达途径和制度保障的失灵、让渡方惜权不放和承接方能力有限等困境,需要通过减权去冗、优化服务、依章治校等路径来改善现状,促进学生参与权的实现.     

我国“放管服”改革成效评估与展望

目的/意义 近年来,“放管服”改革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主题,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对“放管服”改革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指导建议。因此,系统梳理和比较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状况,对今后“放管服”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设计/方法 选取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重要期刊文献,对比分析十九大召开前后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整体发展现状及研究内容差异。 结论/发现 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的研究热点主题存在“差异多、共性少”的特点,而研究团队则表现为“共性多、差异少”,研究内容则呈现出“大同小异”的高度一致性特点。从内涵和问题优化上看,前后阶段表现为“共性少、差异多”;而从实践模式及效果评价上看,前后阶段表现为继承与发扬的关系,后阶段研究是对前期研究的持续深入推进。最后,从强化研究团队间的沟通合作,深入推进案例和实证研究,增加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三个方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农村低保政策“走样”及其整体性治理

以社会保障的实质性公平为基准,农村低保政策“走样”的机理在于：配额制主导的“社区瞄准”偏差和社会救助政策捆绑执行形成的福利叠加。基层政府以正式行政结构替代“简约治理”模式的整体性治理,有助于为低保审核提供统一标准,实现行政辖区范围内的程序性公平,但修正政策“走样”的中心工作机制因缺乏可持续性而无法维系社会有效性。为实现精准施保,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方向需要建立低保政策与专项社会救助政策之间的分类衔接机制,科学合理发挥村级组织的协助功能。     

跨域治理模式视角下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困境与出路

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行政区行政”管理模式导致环境政策执行不力,陷入执行困境。寻求有效的治理途径以提升环境政策执行力是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有力武器。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跨域治理对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力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不力主要表现为执行主体身陷冲突难自拔、跨界环境问题难治理、区域联动机制难理顺以及跨域事务难协作四个方面的困境。因此,应通过鼓励多方参与、完善执行机制、健全合作机制、培育行政文化等,提升环境政策的执行力,走出环境政策执行的困境。     

互联网技术是否提升了“放管服”效率： 基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实证检验

基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视角研究互联网技术能否提升“放管服”效率。构建纳入互联网技术、制度性交易成本、“放管服”效率的理论模型,阐述互联网技术提升“放管服”效率的内在机理,借助主成分分析法测度“放管服”效率,并运用2008—2018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基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技术可以提升“放管服”效率,互联网技术水平在“放管服”改革中的不断发展应用促进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互联网技术对“放管服”效率的提升作用表现为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互联网技术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放管服”效率。     

地方政策创新和政策执行：贵阳住房货币化改革

住房货币化改革是逐步转变住房分配机制,实现住房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关键。贵阳住房货币化改革模式以其重新分配住房资产,房价房租同步提高到微利水平,既重视效率又关注社会公平而引起普遍关注。本文运用政策执行的理论,分析贵阳住房改革的过程,着重论述影响贵阳住房货币化改革政策创新和执行的种种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贵阳住房货币化改革的政策意义,并提出克服目前贵阳房改执行困难的政策对策。     

我国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碎片化问题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随着跨域公共危机成为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常态化,有效治理跨域公共危机已成为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议题。跨域公共危机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整体性的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体系。但是在近年来的实践中,我国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却存在着政策碎片化问题。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策碎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我国目前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策碎片化问题,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出发,提供了解决我国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碎片化问题的路径选择。     

农村居民消费、医疗卫生水平与减贫效果研究——基于“新”整体性治理模型框架的实证分析

2020年前后中国成功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世界带来了宝贵的减贫经验。以1978-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公开数据为样本,探究“新”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农村居民消费、医疗卫生水平对减贫效果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可以解释减贫人数的80.8%变化原因,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全部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总人口增长可对减贫人数产生15.1%的解释力度,总人口增长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劳动人口增加量可对减贫人数产生2.5%的解释力度,劳动人口增加量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可对减贫人数产生1.5%的解释力度,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卫生技术人员数的回归系数值为-0.005,并且呈现出显著性,卫生技术人员数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基于此,研究建议：进一步释放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能力,增加农村居民减贫人数,实现乡村振兴;降低劳动人口增加量,尤其是从事第一产业劳动的比重,拓宽农村低收入人口就业面;提高医疗卫生实际水平,减少单位卫生技术人员数,帮扶和救助低收入人群。     

“城中村”改造中的文化拒斥现象探析——基于“城中村”政策执行的视角

"城中村"改造中的文化拒斥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近年来理论界的热点问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为背景,力图在相关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从"城中村"政策执行的视角对文化拒斥"城中村"政策执行的主要表现形式、原因进行探析,进而就如何破解"城中村"改造中的文化拒斥难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碎片化治理——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碎片化倾向。以协调、整合为核心内容的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养老保险的碎片化治理提供了思路。文章运用希克斯对新公共管理问题的批判,分析了我国养老保险的碎片化问题,提出了整体性治理视角下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路径。     

政府食品监管职能缺失的体制分析及其治理策略——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沿革表现出了"破碎化"的监管职能,这与社会结构转型、制度变迁和政府机构变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解释框架,分析政府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缺失原因,制度化政府内部及部门之间的跨界合作,把社会多元治理力量纳入到协作的制度内,建构政府内部之间、部门之间及社会监管主体之间的协作网络结构,这是对公共行政适应社会改革发展的回应。     

政策执行与基层治理 ——基于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案例分析

国家制定的政策需要通过层级细化或再规划过程落实到地方场域,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国家权力话语下的文本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目标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而是呈现出多种执行偏差或走样。政策执行的结果不仅是基层政府单方面策略性选择造成,还受限于所嵌入的政治生态、乡土环境以及各执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乡土伦理、压力型体制与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是影响政策执行偏离的重要因素。基层治理逻辑既遵循非人格化的科层理性,也遵循差序格局的关系理性和趋利避害的工具理性。在法治化社会要求规则治理的背景下,政策执行要在科层理性、关系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机制,以有效回应执行对象的真实需求和政策本身弹性不足的缺陷,弥合国家对政策执行的总体控制和“街头官僚”在实践中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张力。     

“新治理”理念下居家养老服务政策的执行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治理成为分析和解决公共问题的规范性思路。面对居家养老服务目前存在的供需失衡等现实问题,"新治理"理论以其聚焦政策工具分析的"操作化"取向,为理论探讨与回应提供了一个颇具适切性的切入视角。以湖北省X市为例,可借由"新治理"理论管窥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执行的丰富现实。湖北省X市在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执行中综合运用了直接政府、拨款、政府企业和购买服务合同等多种政策工具,在X市三个不同的县级行政区域,政策工具的类型选择和组合模式又有所不同。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造就了政策工具选择与组合的具体模式形态,其中既有"科层治理"的最大现实,也有"治理"理念的广泛影响和个人性的"自主努力",政策资源"差序格局"的现实和执行主体利益损益的考量则构成了理解模式分野的两条具体线索。     

福利政策自由裁量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基于农村低保政策执行过程的分析

地方自由裁量源自在达成自上而下的约束性目标后,受地方政策领导力、决策偏好、思维方式和治理风格等因素影响,所采取的自主性策略差异。跨部门合作对于自由裁量有着重要影响,信息共享水平、协同治理效果、利益博弈等影响了政策执行有效性。自由裁量客观上促进地方政策完善和治理创新的同时,也加剧了福利给付的区域差距和政策"碎片化"。建议在高位有力推动下,农村低保政策执行由"强"自由裁量向"弱"自由裁量过渡,细化全国层面和省一级政策的统一规划和规则约束;加强农村低保基层治理条件保障和监督,遏制寻租腐败,消解因自由裁量滥用而产生的消极效应。     

监督"虚脱":妨碍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

有效的监督是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但在我国目前 ,执行系统的监督机制因体制的依附性而难以正常运转 ,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因其有“权”无力而无法完全履行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因受行政干预而无法释放能量 ,社会监督因投诉不畅、缺乏保障而难以发挥作用 ,这些方面导致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虚脱”,应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