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贫困三阶段论

消除贫困是全人类都不能回避的话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反贫困任务尤为艰巨。概括起来，中国的反贫困政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反贫困行动；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反贫困“双轨制”模式的形成阶段；伴随着和谐社会的提出与构建，中国政府的反贫困已进入城乡反贫困模式并轨的新阶段。     

新中国70年农村教师政策的演变与审思——基于1949-2019年农村教师政策文本的分析

发展农村教育，教师是关键，政策是保障。农村教师政策对于稳定农村教师队伍，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教师政策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十七年”间政治牵引下低水平向前发展的农村教师政策、“文化大革命”期间具有显著“阶级斗争”色彩的农村教师政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多元、系统、全面的农村教师政策。70年里我国农村教师政策的价值取向整体上经历了“大规模扩张”“数量稳定”“专业合格”“高素质发展”的变化，政策内容由单一走向多元，政策的现实针对性与时代感日益突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教师政策进行回顾与反思，分析其演变逻辑，有助于今后更好地制定农村教师政策，推动农村教师队伍的良性发展。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反贫困经验总结——兼论精准扶贫的历史必然性和长期性

中国农村40年的反贫困历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贫困道路。明确的反贫困路线、坚实的物质和政治保障、多维的扶贫开发项目和循序渐渐的反贫困策略是中国反贫困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以精准扶贫策略为代表的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体系科学性的重要体现。从世界反贫困的动态性和精准扶贫策略的科学性角度看,精准扶贫策略未来具有长期性,无论是中国农村反贫困成果的巩固,还是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治理,或者世界其他国家反贫困路径的选择,都需要借鉴精准扶贫策略。以精准扶贫策略为代表的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体系,是这个伟大时代顺应历史潮流的人权改进政策,其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未来长期性,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应于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     

保障济贫与发展脱贫的主题变奏——中国反贫困发展与展望北大核心CSSCI

提供生活救济、增加就业机会、开发人的潜能,反映了人类反贫困的逻辑和政策演进的过程。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极大地改写了世界贫困数据。如何评估、解释这一成就,这对于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与世界反贫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两个维度考察反贫困历史,中国减贫所取得的成就,应该归功于建立了反贫困的经济开发与社会保障双重政策体系并得到有效执行。中国反贫困从计划经济平均主义的生存救济,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开发式扶贫,再到新时代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并重的精准脱贫,正在进入国家—社会—公民协同、以消除人们能力和发展机会的制度性限制为核心的贫困治理新时期。2020后贫困治理的努力方向,应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的理念下,持续建立、优化、完善制度,由救济扶贫、开发扶贫、精准脱贫转向以制度化建设为方向的贫困治理,不断推进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的历史路径分析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解决了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这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反贫困政策是密不可分的。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的历史路径在纵向演进上，经历了以社会制度变革解决压迫性贫困——以土地制度改革、农业合作化以及广义性减贫实践解决极端性贫困——以益贫性增长、扶贫开发和社会保障的三轮驱动式减贫——以精准扶贫解决个别分散性贫困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四个阶段相互衔接，通过不同的农村减贫机制共同谱写了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故事。以史为鉴，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历史路径的分析，能够更进一步推动中国农村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略论五四以来的社会转型与道德建设

我国五四以来的社会转型与道德建设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为第一阶段 ,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派的道德主张与自由主义改良派和保守主义正统派的道德主张竞相发展并取得主导地位的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为第二阶段 ,广泛开展共产主义道德观念的宣传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也出现了脱离实际的左倾错误 ;从改革开放以来为第三阶段 ,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开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探索 ,并在道德心理、道德观念和道德理论层面上取得了很大成绩     

新中国成立以来扶贫的历史演进与历史经验

扶贫对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维护公平正义等具有重要意义。1949年至今,中国的扶贫主要经历了生活救济式扶贫、生产帮扶与生活救助相结合的扶贫、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八七攻坚扶贫”、巩固和提升相结合的扶贫、精准扶贫等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扶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世界减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经验。一是具有健全高效的领导组织机制;二是科学的战略谋划机制;三是强有力的资源整合机制;四是发展与扶贫的融合机制;五是外力帮扶和内生力培养的协同机制。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反贫困史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69年来,中国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改革开放40年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系统梳理学术界对于中国反贫困发展历程的研究,有利于把握中国反贫困政策的发展脉络,形成对中国反贫困政策持续性和整体性的认知;同时,对于展现中国特色的反贫困道路,推动世界减贫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扶贫70年:基于实现共富的三重向度研究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政府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带领全国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扶贫成就。基于实现共富的三重向度来回顾中国扶贫70年的发展历程：在历史向度上,中国扶贫道路经历了救济式扶贫、体制改革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和精准扶贫等5个发展阶段;在实践向度上,中国扶贫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挥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相结合的政治优势,积蓄扶贫物质的经济力量,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经验”;在价值向度上,中国扶贫70年所形成的“中国经验”为世界减贫理论、减贫事业的发展贡献出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极其重要的世界意义。     

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斗争的百年历程及其经验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百年,是带领全国人民不断与贫困作斗争走向小康的百年。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翻“三 座大山”、开展“土地革命”的开天辟地的反贫困斗争,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打赢“农村土改”、建设“现代工业”的改天 换地的反贫困斗争,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翻天覆地的反贫困斗争,最后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精准扶贫,举国攻坚,成功走出中国特色脱贫道路的惊天动地的反贫困斗争。 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 群众取得了反贫困斗争的伟大胜利,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斗争的百年经验主要有:始终坚持把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作为反贫困斗争的根本保障;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反贫困斗争的根本立足点;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是反贫困斗争的 成功之道。     

从经济政策范式到社会政策范式:中国农村反贫困历程变迁与动力

通过构建以“范式”为核心的多层次序列模型,文章追溯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反贫困历程从经济政策范式向社会政策范式的转化过程,并从社会政策作为生产性要素的发觉、政策理念的转化和国际因素影响的角度对这一转化的动力和机制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21 世纪以来,社会政策在我国农村反贫困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经历了从理念层面的“象征性认知”到实践层面“嵌入性认知”的转化。社会政策范式的出现除了以往强调的内生性因素外,还需要通过非社会性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议题赋予其合法性,而国际力量的影响则加速了这一转化过程。 2020 年后,社会政策将在反贫困领域发挥主导作用,社会政策的结构优化将成为重点。     

中国农村扶贫面临的形势与战略调整

农村贫困是关系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问题.有必要对农村反贫困的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分析,不断调整扶贫战略,从以政策推动为主转向政策、法律、市场三方面共同推动,逐步建立长效的反贫困机制与制度.     

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脉络与未来接续———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框架，从教育扶贫与扶智的角度，回顾我国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政策的改革与发展，不仅是对我国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反贫困政策演进脉络的时代性总结，也是对我国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后，防止民族地区“返贫困”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思考。自1984年我国正式提出“教育扶贫”的政策议题后，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反贫困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体现了政策的存续和变迁，并历经四个历史阶段，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前教育反贫困政策体系。21世纪20年代后，我国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未来接续要在立足于“防贫困”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质量和效益，落实“优质均衡”的学前教育质量政策；强调公平与正义，设计“差别原则”的经费投入政策；推进民主与法治，建构“良序善治”的体制政策。最终通过政策体系的协调与互动，共同推动学前教育“后普及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反贫困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村贫困人口的关注作为一种初心贯穿着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的整个过程。 1949 年之后中国的扶贫治理可以分为“救济式扶贫阶段”“发展式扶贫阶段”“开发式扶贫阶段” “综合式扶贫阶段”以及“脱贫攻坚阶段”五个时期。而且随着阶段不同,国家所采取的扶贫治理措施与手段有着很大的差异。 扶贫治理 70 年,逐渐形成了国家主导下的扶贫治理体制,治理手段也越来越专业化与精细化。 中国扶贫领域的治理实践典型地呈现出共产党革命成功经验、中国传统治理资源和西方国家先进治理方法的“三江汇流”之势,同时中国的扶贫经验也为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反贫困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从节制生育到全面两孩 67年,看温州人口发展曲线图

正人口政策,是指调节人口自身变动与发量提高以及人口结构调整三个方面。人口政策并不等于计划生育政策,但就中国实际情况而言,特别是1980年以前,主要体现在计划生育政策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人口政策,一方面在宏观层面上减少了4亿多人口,大大延缓了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上,其对我国     

新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历程、动因及启示

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性制度，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具有重要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的变迁先后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产权合一”、集体化时期的“两权分离”、改革开放以后的“两权分离”和新常态以来的“三权分置”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农地制度变迁都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现实环境约束以及发展战略选择的结果，产权演变存在短期强化和长期分割的相互交织，演变目标则在共时和历时上都呈现多重性特征。未来农地制度的变革应当根据环境约束调整发展战略，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稳步推进农地产权制度改革。     

改善我国农村反贫困中政府行为的思路与对策

反贫困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也是反贫困成功的关键。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反贫困具有诸多不可替代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主要表现为：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向存在一定偏差,扶贫的政绩化严重;在反贫困主体上重行政行为,对引导社会和贫困人口参与不够;扶贫财政资金分配、管理不严格,监督不到位;缺乏对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和社会保障等。为搞好农村扶贫开发,提高反贫困效率,必须从重视农村反贫困政策理论的研究和指导;健全农村扶贫资金管理和监督制度;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农村反贫困绩效评价机制;提供扶贫法律保证等方面来改善农村反贫困中的政府行为。     

中国农民市场机会 70 年:回顾与反思

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农村发展战略的实践可以发现,由国家政治约束所决定的农民市场机会多寡和由农民个体能力与资源约束所决定的农民市场机会可自主利用程度是制约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性因素。 从农民市场机会利用角度看,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农民的市场机会经历了“市场机会关闭”“市场机会自发识别与普遍利用”和“市场机会难以识别与精英利用”等三个阶段。 未来适应推进乡村振兴之需要,应通过政策调整和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创新引导农业农村发展走向“市场机会创造与促进普遍与有效利用并重”阶段,致力于让更多的农民有效地利用市场机会。     

民族地区扶贫资金投入对反贫困的影响评价——以四川省民族国家扶贫重点县为例

本文基于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四川省少数民族国家扶贫重点县扶贫资金投入对反贫困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影响的指标体系,采用专家问卷打分的形式构建判断矩阵,运用MATLAB7.0软件计算各指标权重.通过扶贫资金投入对反贫困的影响综合指数模型,综合评价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扶贫重点县反贫困所取得的进展.结果表明,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扶贫重点县扶贫资金投入对反贫困影响的总体效果良好,但是需要优化扶贫资金投向与使用结构,并且重视社会进步与生态影响的意义.     

农村养老保障政策取向 ———基于情境认知的视角

借用情境认知理论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养老保障政策,可以发现,情境切换引致政府情境认知的变化,最终导致农村养老保障政策的“格式塔”转换。当前,我国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障的情境认知表现为“以人为本”的政策价值和“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政策目标,但需要在情境认知的牵引下对农村养老保障政策进行优化,即在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和提高待遇水平的同时,发挥政府、社会、市场三方的作用,积极发展农村养老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