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学研究的“实”与“虚”

史学研究的“实”与“虚”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不能以简单的是非标准衡而量之。从学术求真到服务现实 ,从理论建树、历史阐释到史料搜集和史实考订 ,从间接功效到直接功效 ,一切真诚的学术努力 ,都为当今史学研究所必需。无视学术规范的学行和“回到乾嘉去”的倾向 ,都会使史学再入歧途。     

略论老子的道德之“虚”

老子的道德哲学具有内敛性的一面,而“虚”德正是这种特性的集中体现。本文从形上本体之“道”与精神生命的角度契入,论述老子对道德之“虚”的界定、展现和修证。“虚”是对“道”状态的本体描述,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应然状态,也是生命理想境界的超越追求。老子通过“盅”、“谷”、“海”等形象化象征来展现道德之“虚”的本质内涵;并通过“虚其心,实其腹”、“致虚极,守静笃”、“上德若谷”等修养功夫来涵养道德精神、通达大道。     

中国文化中的“和”

中国历史上“和”的概念经历了由实转虚的演变过程，它逐渐从具体器物与感官经验抽象而为价值理念和精神诉求，用来表达协调、和谐、平和等思想观念。     

“了解之同情”与走进人物的心灵——关于人物研究的片段思考

人物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研究历史人物,应秉持“了解之同情”的理念,通过重回历史现场、重塑历史语境,努力走进人物的心灵,以期发现史料之外的丰富历史信息.要做到这一点,似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极力做足史料功夫；不遗余力约束治史的主观性；从人性的视角研究历史；想方设法走进人物的内心深处.如此所为,或许能更全面地把握研究对象,为人物研究开辟新天地、开拓新境界.     

从史论关系谈几个历史思维模式问题

在历史研究中,如何正确处理“史”与“论”的关系,也就是史料与史学理论的关系,一直是历史学界探索的问题。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掌握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是史学并不是史料的堆积、综合和排比,仅仅掌握了史料还不等于历史研究。只有将掌握的史料经过理论的思维和升华,能够解释和回答历史向人们提出的问题的时候,才算走进了历史研究的大门。     

论“马行街无蚊”——从环境史角度的诠释

治经济史的学者对“马行街无蚊”这则史料相当熟悉，学者们在研究、论述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时，经常引用此则史料。然而，长期以来，学者们对这则史料的分析仅限于经济史、城市史研究中，未免有所局限。其实，“马行街无蚊”这则史料还可以从环境史角度来思考、分析，它体现了古人的环境意识，而我们通过梳理中国古代的环境意识，正有助于更好地建构中国环境史。     

论我国评骚理论家的“虚无说 ”

“虚”与“实”作为美学范畴的重要概念,是人们注目的研究课题。而“虚无说”,是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古代文学理论的精华。近年来,也受到文学理论界的注意。我国古代使用的“虚无”这个概念,由于历史环境不同,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含义。先秦两汉的道家就爱用此语,司马迁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淮南子》也云:“虚无者,道之所居也。……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故有而若无,实而若虚。”这是指他们的“道”是“虚”的、无形无象的,谁也看不见,有非常玄奥而神秘的色彩。而文学理论家所说的“虚无”,与道家所说的“虚无”是两回事,有深广的理论意义。近     

“支那”的称谓源于“秦”还是“楚”

我们伟大祖国的称谓——中国,在世界上许多语言中都称为“支那”(如chinacina等等)。“支那”这一称谓的来源,早就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经过不少人的研究,在多年前就己得出结论,认为:“支那”的称谓乃是“秦”的音译,即“支那”的称谓来源于“秦”(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支那名号考》)。这种看法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证据确凿,长期以来就为中外学者所公认。但是,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历史研究》曾发表一篇题为《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的论文,第一次提出:“支那”一词的起源不是“秦”而是“楚”,从而这一似乎早己解决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这里,不准备重复“支那”一词源于“秦”的种种理由,因为早有许多著作对此作过详细的论证,笔者是同意这种看法的,在拙作《秦史稿》中也曾做了一点补充。所以,这里准备着重研究的是所谓“支那”一词源于“楚”(即“荆”)的问题     

肉死象之白骨:唐修《晋书》中小说史料的“细节”意义

唐修《晋书》由于大量取材于小说的缘故,自成书之日起就受到许多学者的诟病。其实,《晋书》采用大量的小说史料,可以使叙事风韵摇曳,人物精神生动,犹如“颊上三毫”,体现了小说史料在《晋书》修撰中的“细节”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晋书》作者也艺术地运用小说史料,那些看似闲散之笔的小说史料,正是曲折隐晦地反映历史真相的珍贵细节。《晋书》对小说材料的取舍,有着深刻的意义,这或许正是《晋书》作者的“春秋笔法”。总之,《晋书》中的小说史料可以使历史叙述更圆通、更完整,正像是“肉死象之白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

顾颉刚先生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包括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古史辨》所从事和倡导的“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但主要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史辨”学者们当年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尚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因而在对古书真伪、成书年代、作者,乃至其中某些特定内容的史料价值以及各宗古书资料之间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缺陷。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古史史料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是对于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大量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有可能获得某些较之以往更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整个工作也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仰天湖楚简“(无阝)阳公”的身分及相关问题——与林河同志商榷

《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发表的林河同志《从楚简考证侗族与楚、苗之间的关系》一文,依据1953年5月长沙仰天湖25号墓出土的战国楚简,论证了战国时期侗族的历史及其与楚、苗的关系。这种运用考古资料研究我国民族史的方法,能补文献史料之不足,值得提倡。对长沙仰天湖楚简中的“郈阳公”,学者们以往多释为“许阳公”,同时将     

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潮与明遗民的诉求

明清易代的历史巨变引发了清初思想的勃兴 ,“明亡之思”成为身遭家国之痛的孤臣孽子思考的焦点问题。在其“明亡追究”的诸多层面 ,蹈虚凿空的明末学风成为众矢之的。反思和批判的结果 ,导致清初学风发生巨大转捩———由浮虚而趋健实 ,崇实黜虚的经世致用思潮遂蔚然隆盛。遗民学者凭藉着“著述经世”、“以史经世”和“学以经世” ,寄寓其期许与诉求。     

“探马赤”词源新释

探马赤,在史料中又写做探马、探马臣等,它是蒙古族历史上一种军制的名称,对于该词的词源及含义,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众说纷坛,至今尚无定论。 贡歇颜先生认为:探马赤一词源于突厥语的“答摩之”和契丹语的“挞马”或“挞马城”,“先为扈从之官,后为前锋之士而己。”     

清源正本 解惑释疑——读任爱君著《契丹史实揭要》

契丹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时间大约为公元 4世纪至 1 3世纪。随着辽王朝封建大厦的轰然倒塌 ,作为历史上的一支北方少数民族 ,“契丹”便在人们的视野与记忆中逐渐消逝了。到了近现代 ,人们只能从简略而多误的《辽史》及其它一些少得可怜的文献史料中模糊地了解她的兴衰过程了。也正是由于有限的文献史料存在着诸多错误和遗漏 ,便严重地影响了近世学者对契丹历史作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以致屡屡产生“以讹(史料错误 )传讹 (研究结果错误 )”现象 ,贻害匪浅。鉴于此 ,近年来一些有责任感的治契丹史专家 ,开始校勘历史文献 ,钩沉文物史料 ,…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历史研究的两个层面与历史存在的四种形态

历史研究的是“过去”.在“重构论”、“建构论”及“解构论”这三种史学理论下,对“过去”的研究都是从对“事实”的构拟开始的.“事实”是被建构出来的,是被置于某种描述之下的“事件”.“事实”又有两种表现形式:物(事物)与事(事件),二者也成为了历史研究的两个基本层面:考古学强调“物”的研究,而中国传统历史学则侧重于对“事”的探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历史研究是一个将史料转换成“事实”乃至过去某个面相或者某个片段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往往是在历史学家的精神观念中进行的,由此加入了历史学家个人“主观”解释的成分,形成了历史的另一种形态——“观念中的历史”.观念中的历史与过去真实客观地发生过的历史、史料中的历史以及作为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历史一样,都是历史存在的形态之一.它使得历史解释完成了由“客观”的“史料”向带有“主观”解释色彩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之间的转化.     

理论转换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系统”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体系与近代史学转型中对“历史系统”的强调息息相关,而作为学科基础的史料整理也存在着系统性。同时,随着学科理论意识的不断转换,作为学科基础的“史料系统”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史料系统”并非“客观实在”,而是与学科发展趋势相伴随。由于学科的“当代性”,“史料系统”之间就会产生视差,因此,“什么是历史证据”本身便充满了理论性。同时,学科的“当代性”呼唤着批判性史料的出现,由此才能超越“纪念碑”式的历史,从而不断更新学科的整体问题意识。     

论“虚”之德

在中国思想史上 ,老子是第一个提出“虚”和“实”概念的人 ,尤其突出“虚”的作用。虚非虚假、虚无之意 ,而是指谦虚、博大、容物之德 ,意指心灵渊博广大的涵容性。从伦理角度来看 ,“虚”具有十分重要的道德内涵 ,与人的道德涵养紧密相联 ;作为传统道德中的基础性范畴 ,它又是人的德性与人格的基本要求或前提。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们物质观念的强化 ,物欲充斥着人们的整个心灵 ,人们精神家园的失落以及道德方面的某些倒退 ,致使人的心灵没有空间再来包容这个世界。因此我们有必要来认清中国传统“虚”德的本质和内涵 ,发挥其在道德…     

更敦群培与“西藏革命党”考略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藏学构建过程中,随着更敦群培的“疯僧”形象逐渐得以昭雪以及“更敦群培热”的升温,他与“西藏革命党”的关系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持更敦群培加入该组织的观点的学者与持相反观点的人有过非正式的学术对话,但大多陷于“二元”思维定式而未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更敦群培的人生轨迹细节,认为更敦群培未曾正式参加该组织,但他接受了一些该组织委托的任务,他与西藏革命党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雇佣关系.     

元明时期“火-气”思想演变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水、火是物质运动或存在的基本形式。水、火的关系怎样呢？对“火-气”思想有何影响呢？这些问题,前人都已做了定论。然而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其中的联系时,也许会发现更深层次所蕴涵的思想。笔者试图通过史料,说明水、火关系的历史演变,以及火在不同学派的表述,从而论证“火”这一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在古代也蕴涵着本原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