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村民自治”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村改居”后的社区,是按照“居民自治”的规则治理,还是按照“村民自治”的规则治理,是我国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社区治理普遍面临的难题。本文探讨了“村改居”后的社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的合理性;分析了“村改居”后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面临的诸多难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将“村改居”社区纳入城市社区建设视野,并作为社区建设的突破点和创新点;逐步将社区居民委员会与社区企业及有关经营开发行为分开,将社区的公共事务管理和社区企业经营分离;完善有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套具有起、承、转、合功能的基层社会自治基本法规体系。     

村民自治制度创新探讨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对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在新的形势下,我国村民自治制度面临诸多挑战,已不能很好地适应村民自治实践发展的需要,急需进行制度创新。本文在分析了村民自治的本质及其自利性、非强制性、直接性和发展性等特点的基础上,从村民自治的立法、决策规则、组织结构以及救济途径四个方面,对我国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创新进行了初步探讨。     

村民自治：基层民主之路

村民自治是村民选举村委会依法民主管理本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农村社区制度。村民自治制度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经济改革和治理体制相应调整的产物。它不仅具有重要的民主政治意义,而且显示着民主化路径实际选择的重要价值。     

行动者视域下社区居民自治的发展样态与集体行动

社区治理面临从“国家-社会”到“行动者”的视角转换,把居民自治放入社区行动者关系网络,能够更好地看到居民自治的发展样态及其变迁过程。研究发现,自治权即社区公共事务的决定权和行动权的配置状况,是衡量自治程度的核心变量。行动者对自治权的分割形塑了行政主导型、市场导向型、社工给予型、混合杂糅型和社区自治型五种社区治理类型,产生了不同的自治效果。社区居民自治是多元行动者集体建构的过程,行动者的互动关系促成了新的自治空间的产生。为有效推进自治,相关主体要重塑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以激发居民的主体性为宗旨,充当好自治的引导者和协助者,始终围绕“如何使居民自我行动起来”这一核心命题展开。居民则要充分借助外部力量,不断激发内部潜能,依托自组织行动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未来社区居民自治的表现形态可能是复合型社群自治。     

迈向技术型自治：数字乡村中村民自治空间转向的社会建构

村民自治空间转向是指将村民自治场域从物理空间拓展到数字空间。“议事微信群”机制是村民自治空间转向的实践形式,主要功能为在线议事,即自治主体将待商议的村庄公共事务等事项置于微信群,在微信群中开展公布信息、讨论议题、形成初步方案、征集方案意见、公示最终方案的行为活动。从社会建构视域看,村民自治场域可以从物理空间拓展到数字空间主要缘于在数字空间中实现了问题建构、身份建构和秩序建构的有机统一,以商议村庄公共事务的形式进入数字空间尊重了问题与空间的相容性,以户籍为准入条件、以现实职位角色为基础构建网络虚拟社区坚持了村民自治的社会属性,以数字体系、乡规民约等制度章程规范主体行为保障了数字空间的秩序性。通过“议事微信群”机制推动村民自治的空间转向需要高度关注组织规模和村庄文化问题。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对村民自治中妇女参与问题的探讨——以湖南“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项目实施为例

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课题。中国农村妇女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她们参与村民自治的状况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未来。以湖南实施“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项目为例,本文阐述了湖南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做法和经验,重点分析了妇女参与的制约因素,并对促进村民自治中妇女参与的途径进行了探讨。     

组织创新、公共事务管理与城市居民自治——上海市H居民区自治个案研究

现有研究文献孤立地从自治组织、居民参与、公共事务角度分析现实,断言城市居民自治不可能未免失之草率。上海市H居民区的田野调查材料显示,城市居民自治确实同公共事务、自治组织、居民参与密切相关,但是公共事务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开发的,自治组织和居民参与共同形成的自治能力的强弱,决定了社区公共事务的类型和数量,特别是当社区公共事务表现为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管理时,自治能力的强化可以开拓公共物品从而充实公共事务的内容,而社区公共事务则构成了城市居民自治得以发生的枢纽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即公共事务同自治组织、居民参与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     

社会基础如何形塑城市基层自治——以小区自治为中心

我国城市社会结构正在高速转型,以国家力量和政府行政为主导的基层治理模式面临重大挑战。城市基层治理需要“找回社会”,推动基层自治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社区自治陷入困境的背景下,以小区自治为形态的城市基层自治模式正在兴起,而在不同类型的小区中,居民自治的状况存在一定差异。小区自治的兴起和差异格局表明,公共事务需求、积极分子、社会规模、社会关联度是影响自治生成和运转的基础性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城市基层自治的社会基础,形塑着自治的形态与特征。城市基层自治主要遵循“事—人—空间—关系”的逻辑结构展开,公共事务需求是触发自治的主要原因,以积极分子为主体的主导力量承担着自治的动员、组织和协调,自治单元的社会规模和社会关联始终制约着自治的运转,影响着自治的过程和效果。深入研究城市基层自治的中国经验,不仅有助于认识“自治”这一传统学术命题的内涵与前景,也有助于廓清和发掘基层治理的社会资源,开拓有效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路径。     

回归自治：村民自治的新发展与新问题

随着新世纪以来农村社会的发展变迁,以行政村为单元实施村民自治的通行做法陷入了日渐明显的困境,表现为行政村规模普遍较大,自治困难;行政村村委会行政色彩浓厚,自治能力弱;行政村层面自治,村民认同感不强,自治效果不佳等。对此,近年来一些地方创新乡村治理机制,作了将村民自治重心下沉的探索和实践,影响较大的有广东清远市的自然村自治模式、湖北秭归县的村落自治模式、广西河池市的屯级党群共治模式、广西贵港市的“一组两会”模式、广西融水县的“五会屯治”模式等五种模式,使村民自治获得了新的发展,对村民自治由制度到实践、由悬空到落地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无论是清远模式还是其他四种模式,都引发了一些新问题,需要引起地方实践部门重视并立即着手解决,以推进这一改革的发展。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利益解读

改革开放后 ,村民自治逐步成为我国治理农村社会的基层民主新制度。本文认为 ,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表达导致了村民自治制度在 80年代中国农村的创立 ;利益的实现和扩大是村民自治发展和创新的内源力 ,是村民的主动性制度创新和国家强制性制度导入相结合的过程 ;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 ,利益分配是重要的变量。总而言之 ,在影响村民自治产生、发展、创新和运作的因素中 ,利益是决定性因素。     

村治模式转型：由封闭性自治到开放性自治的演进

村民自治模式具有封闭性自治的特点。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农村社会已经发生历史性变迁,农村社会逐步走向开放性与异质性,村民自治赖以存在的经济与社会基础逐步瓦解。农村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既有现实决定了必须建立适应当前农村社会开放性、流动性社会要求的新型自治实践模式。由“开放性自治”到“封闭性自治”的转型是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演进逻辑。     

重新认识村民自治的政治意义

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普遍实施20多年来,正在、并且将不断地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影响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村委会干部直选对选举制度的影响;村民自治后的乡村关系对中国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的影响;村级党组织“两票制”对党内民主的影响。可以预见,村民自治的实践和创新将会对中国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     

关于村民自治主体性的若干思考

作者把村民自治当作一个独立主体放在农民—国家关系框架下进行考察,通过党—村关系与乡—村关系两条脉络刻画当前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二元悖论”困境,把握村民自治内在的首要矛盾和基本特征,分别从残缺式产权、服从型民主、非决策参与及输局博弈等方面阐发村民自治主体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及其在农民—国家关系中被动、单向、内敛的地位,并从内在权利与外在权力之间的关系视角揭示出这种地位产生的根本原因。     

网络社区自治规则探究——以“新浪微博”规则考察为基础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社区自治规则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根据对“新浪微博”自治规则的考察,网络平台基于网络秩序维护与管理的动力,积极发挥其技术能力建立社区自治规则.网络社区自治规则对当前网络立法和政府监管有着补充作用,为平台治理奠定了良好的规则基础,对充分彰显网络民主价值具有积极意义.但网络社区自治规则也蕴含其隐忧,建立以网络用户为中心的理念,提高网络社区自治规则构建的科学性,预防网络平台滥用权力带来的风险,是构建未来网络社区自治规则值得努力的方向.     

城镇化进程中的西部城乡社区治理与自治类型研究

社区自治是新时期我国基层民主的三大基石之一,可从地域特征将西部社区分为集镇社区、原城镇社区和城镇化进程中的社区三类分析西部社区的治理现状,从经济与民主发展的关系、政府行为对基层自治的影响的角度,可分为政府控制型的象征性自治、政府主导型的渐进性自治和政府放任型的过度性自治三类进行基层民主状况的剖析。西部城乡社区要走上实质性自治之路,就不同程度地对政府下放权力、转变职能、改变领导方式提出强烈要求,所以,社区不仅是接受政府权力“下放”与“回归”的理想选择,而且也是地方政府转变职能、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现实需要。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洽性研究

基层社会管理是我国整个社会管理的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已大大超出了原本村民自治场阈,对既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提出了治理事务、治理人口、治理组织上的三大挑战,为此各地在乡村关系和村级组织架构上作了一些因应性制度变革。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背景下的乡村制度变革应以厘清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相互关系、还村民自治以本来面目为正当性依据,而不应成为新一轮行政权力扩张的理由。依此评价当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一种是厘清、加强和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内"创新,一种是侵害和动摇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外创新"。     

村民自治与农民民主意识培育

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直接民主的制度创新。村民自治为农民提供了一种适宜的民主实践形式,对启蒙农民民主意识、对农民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法律意识、民主监督意识的培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村民自治促进了我国农民民主意识的增强,推动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村民自治与外嫁女平等权冲突的司法裁判逻辑

外嫁女参与集体收益分配纠纷的实质是作为政治自由的村民自治与外嫁女的平等权冲突,对该类案件的裁判涉及宪法和法律中的平等规范与村民自治规范的适用。在规范援引方式上,法院有三种选择：援引宪法中的平等规范、援引法律中的平等规范和村民自治规范,以及同时援引宪法中的平等规范、法律中的平等规范和村民自治规范。平等是外嫁女参与收益分配案件的重点审查问题,涉及审查框架;村民自治是审查过程中必须处理的另一个问题,涉及审查基准。在援引其他规范能够处理外嫁女参与集体收益分配纠纷时,法院也会“便宜”地选择适用其他规范。法院裁判这类纠纷时,注意村民自治和外嫁女平等权之间的微妙平衡,但基于男女在集体收益分配事实上的不平等,法院更强调平等作为村民自治的边界。     

论法治与村民自治之冲突与调适

村民自治与法治作为我国社会存在的两种不同治理方式,存在着一些冲突,主要体现为自上而下的法治与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在治理范围上的冲突和作为"普适性知识"的国家法律与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村民自治规范在治理内容上的冲突.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实行村民自治,我们需要正确划定国家权力与自治权力的边界,为村民自治提供成长的空间.同时,国家法律与自治规范需要进行双向的良性互动,以消除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