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家庭秩序的伦理逻辑与现代变迁

乡村家庭秩序是与\"家\"有关的元素之间相对稳定的结合关系和较为持久的互动模式。在传统农耕社会,乡村家庭组织和秩序模式持续稳定,形成了以\"五伦\"为核心的伦理结构,而以血缘为本位,以家国为伦理主体,宣扬差别与和谐共存的伦理逻辑是乡村家庭制度展开的依据。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国家治政、市场运作与村民选择的多极力量影响下,乡村家庭伦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混合模式。随着传统家户制度的改变,当前乡村家庭结构呈现血缘依赖与工具理性并存的趋向,而衔接家国关系的\"家共同体\"不断分解,个体化行动在建立家国连续统中的作用突显。伴随着新型秩序的生产,乡村家庭仍面临不确定的未来。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市场经济伦理秩序的思想文化资源

哈耶克认为自生自发秩序衍生于无数个体追求自身利益而与他人和社会不断协调的过程中.这种秩序是人为力量不能改变、替代或重构的.这一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市场经济伦理秩序生成的新视角.     

和谐社会的伦理秩序：外在与内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伦理道德问题。和谐社会是一个兼有外在社会政治理想和内在道德理想双重特性的社会,因此创造一个具有良好内在和外在伦理秩序和道德氛围的社会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重要任务。     

论和谐社会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的同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不仅是一种新的制度体制的建构,而且是一种体现在这种制度体制中的新的伦理和法律秩序的建构.法律秩序和伦理秩序蕴含着共同的价值目标,生成于特定的客观经济利益基础,从不同视角并基于不同的作用机理对社会和谐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价值上的契合为根据,以运行过程中的互动与交汇为方式,通过主导与先导功能的释放实现二者的最佳配置,以确保社会的最优秩序和最高效率.     

拥有闲暇：城市居民新的社会财富观——家庭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在西方,人们总把拥有充足的闲暇时间和高质量的闲暇生活作为人真正富有的标志,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新的社会财富观。然而自1995年5月1日我国实行双休日制开始,城市居民的“闲暇观”开始转变了。闲暇时间变多了,不仅为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提供了客观条件。通过对天津、上海、哈尔滨三城市“闲暇”状况的调查,我们发现把闲暇作为一种财富的观念正在形成,但从理性上去认识它还需有一个过程,为此我们希望能通过“拥有闲暇”:这个新的社会财富观,来提高人们对科学合理的利用闲暇时间的认识。     

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闲暇生活方式的中介效应考察

主观阶层认同不仅会直接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还会由此影响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果,因此深入研究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可能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CGSS2015的调查数据,对个体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收入、职业和教育）是否会通过闲暇生活方式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这一问题进行中介效应考察。研究发现,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闲暇生活方式均会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重要的、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闲暇生活方式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阶层认同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对主观阶层认同的理论分析及政策实践,必须同时将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闲暇生活方式两种因素作为重要的考量。     

制度正义、伦理秩序与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既指社会生活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平安,也指人们精神心灵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宁静.构建和谐社会既是社会对公平正义秩序的制度期待,也是人们对美好安宁生活理想的伦理期待,相对于道德而言,制度安排是绝对优先的.和谐秩序的真正确立,必须以社会中制度对各种利益关系的合理公正处理为前提.但也只有建立良好的伦理秩序,提升人的幸福感和自由度,才能更有效地实施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公平正义的制度之善与幸福宁静的人生之善共同构成了和谐社会的伦理之维.     

楷模伦理与完美心态：以儒释道共有之伦理特质为例

儒释道三教的伦理特质可谓以“心教”为核心,把圣人效仿天,其“心与天交”的模式延伸到现实世界中庶民大众对于三教圣人道德的模仿,视之为世间最完美的楷模伦理。从“天生德于予”的孔子,到“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的神圣差异,被《白虎通》总结和定义为“上行下效曰教”,因此促成儒释道三教借助于圣人行而众生效仿的模式强化了“心教”所固有的价值秩序,实现了圣人楷模和现实底线伦理间的总体整合功能。依此,圣人之心及其道德模仿便能很轻松地抹去“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建构、呈现为天地人浑然一体和所有人成圣、成道、成佛的完美心态。     

风险社会的秩序困境及其制度逻辑

风险社会是一种新的秩序格局而非文化想象,它超越了资本逻辑而根植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严重分裂。风险社会呈现的全球图式,意味着后发现代化国家也被迫卷入其中,其实质是社会秩序的风险。社会秩序面临包括制度的自发性、亚政治与泛政治突显、社会个体化倾向、信任系统消解和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质疑等困境。风险社会的应变之道,在于在反思现代性基础上,以积极的姿态来寻找制度的文化合理性。     

农民闲暇生活方式问题的实证研究--以吉林省白城市青山镇永胜村为例

闲暇生活是人类文明的高级形式,随着吉林省农民闲暇时间的增多,农民的闲暇生活方式存在的问题就日益凸显。针对农民闲暇生活的时间、空间、主观意识、活动内容进行实证调查,分析制约农民闲暇生活提升的主要因素。对于引领农民正确的闲暇生活方式,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村庄秩序的生成逻辑及其利益协调机制

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沿革来看,农民作为村庄社会中的主要行动者,其利益的参与、整合与安排不仅决定了村庄秩序的具体表征,而且亦是实现村庄社会有序运行的主要动因。伴随市场经济的社会发育,村庄结构日趋开放,以及国家现代社会管理方式的变相运作,村民自治被视为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而受到广泛关注。然而,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困扰,却意味着理性化村庄秩序将会经历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     

良知与全球秩序的构建

人类在“现代性”催动下的互动日益频繁,相互依赖更加深入,松散没有统一秩序但又紧密不可分割的人类共同体正在形成之中,人类共同体的伦理与法律秩序也在慢慢衍生。伦理秩序建设中的首要问题是共同的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认知的协调与确认;从对康德和罗尔斯的批判考察看,法律秩序的基础也要回溯到文化观念的协调与认同上来。这样,一个普遍性的超越区域与个别宗教但又能起到沟通联结作用的基础性的道德概念急需建立,儒家的“良知”概念可以发挥这一方面的作用。     

广西边境地区青年农民社会心态与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

在影响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边境青年农民的社会心态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为边境地区青年农民是维护边境地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中间力量,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计划和发展边境经济的生力军和主力军,是巩固祖国边防的排头兵。边境地区青年农民的社会心态如何直接关系到边境地区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伦理秩序、法治秩序与公民意识──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构建

公民意识尚未普遍确立,是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道德滑坡”和“法律纸面化”现象的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事实上,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优越性,决定其能够为伦理秩序和法治秩序提供最有力的根本性内在支撑,进而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不可缺少的坚实基础。因此,要克服“道德滑坡”和“法律纸面化”现象,推动精神文明上新台阶和法治国家早日建立,就必须大力培养公民意识并推进其意识形态化,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客观要求。     

领导文化建设与健康社会心态培育的探讨

我国改革发展进入了攻坚阶段和关键时期,如何直面现实、担负起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的重任,不仅是社会管理工作面临的新课题,也是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的新课题.文章从加强文化建设角度来论述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现实意义,并认为加强领导文化建设是其一重要方面.     

传统政治文化建构政治秩序的内在逻辑

传统政治文化对当前以及未来政治秩序的形成与变迁有着重要影响。传统政治文化孕育了共同的意义体系和伦理规范,建构了社会同一性,奠定了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赋予中央以内在的权威性,同时通过“家”与“国”的密切联结,培育了对中央的信任感和亲和感。传统政治文化建构了权力本善的政治认知,赋予公权力执行者以“贤”与“能”的角色期望,形塑了对公权力及其执行者的政治信任。这些因素塑造了特定的政治价值、情感、评价,生成了特定的政治认同,是促成和维系政治秩序的重要因素。     

礼·秩序·和谐——礼的法文化思考

“礼”是古人取法天地而创设的一套理想的人间秩序,它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和谐精神的追求。礼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秩序与和谐的追求,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个基本特征。因而,我们对礼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