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教育质量监测体系构建

构建乡村教育质量监测体系是推进乡村教育及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乡村教育质量监测是对乡村教育满足个人及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和程度进行测量、评价、反馈并进一步有效提升的活动,具有记录、评价、诊断、反馈、指导以及导向等功能,并体现出综合性、地区性、发展性和经验性的特点。乡村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由乡村外部和内部监测主体组成,监测乡村教育的规划、硬件和教学实施等内容,可运用法规政策、经费保障、科学方法、服务水平、队伍建设和搭建监测网等实践策略进行构建。     

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转型发展

本文在界定乡村转型发展的概念内涵基础上,提出从乡村发展度、乡村转型度和城乡协调度三个维度出发构建测度乡村转型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评价了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转型发展态势,并提出了统筹协调快速城镇化与乡村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今后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通过政策创新,加强工业与城镇对农业和乡村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着力扭转农业和乡村被剥夺的状态,提升乡村地区竞争力与发展速率,以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数字乡村建设

当前我国农村已摆脱了绝对贫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乡村的全面振兴,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的数字乡村将成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数字乡村对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业全要素生成率提升,推动农村现代化转型,提升农村治理的智能化,破解乡村振兴难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政策体系引导,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契机,深刻把握乡村振兴与数字化治理的内在机理,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在乡村治理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共建共享新格局,是数字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数字乡村治理何以提升社会质量——基于社会质量理论的阐述

数字乡村治理是新时代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策略选择,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城乡数字鸿沟、社会参与度低、数据融合性差等社会质量不高的问题。以社会质量理论为分析框架,在理清数字乡村和社会质量理论多维契合性的基础上,试图构建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当前,数字乡村治理提升社会质量遵循着增加农民收入、美化乡村环境、营造乡风文明、维护乡村秩序的实践逻辑,凸显了坚持村民主体、倡导需求导向、保障共同参与、实现权责对等的优势特点。然而,由于数字技术和乡村治理的融合是一个漫长发展的过程,现阶段数字乡村治理还存在着社会经济保障不足、政府绩效导向、短期碎片创新和传统乡村管理排他性的现实困境。基于此,未来数字乡村治理需不断推动社会经济保障、增强社会凝聚信任、构建社会包容机制、完善社会主体赋权,最终实现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中国古代乡村初等教育供给制度解析

中国古代乡村教育的供给制度有着独到之处。由于财政能力的限制,国家虽然有强烈发展教育的愿望,但并不负责农村初等教育的提供。它通过科举取士等办法,给社会及个人一种强烈的导向和刺激,使他们积极参与到乡村教育的提供当中。在这种制度框架下,总体上形成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良性互动,并在教育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体现出来的利益均衡与激励相容等基本制度设计原则,对当前所进行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制度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乡村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困境及其重塑

公共性是乡村公共空间的核心属性,是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支撑条件,也是未来乡村公共空间发展的重要原则和方向。乡村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体现在可达性高的公共场所、合作参与的集体行动、多元包容的空间理念、混杂复合的社会功能和公益共享的价值追求等五个方面。但处于转型期的乡村,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面临着可达性不足、公共参与的缺失、空间发展理念的迷失、社会功能的弱化以及公共议题的失语等公共性困境,给社会整合和乡村治理带来负面影响。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背景下,需要从共建、共治、共享三个方面共同推进,重塑乡村公共空间公共性。     

城乡互动导向下我国乡村空心化问题分析及解决路径探索 ——以安徽省金寨县小南京村为例

我国的乡村空心化问题实质上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关系非均衡发展状态的一种空间表现.在城乡经济互通导向下,空心村产业规划中应为来自城市的资金、技术、信息留有空间;而空心村也应借助科技和信息平台更直接的为城市经济服务.城乡空间互置使得在更便捷的城镇用地开拓乡村工业发展空间和将空心村综合开发形成市民游憩空间甚至生活空间成为可能.城乡文化互融有利于城市文化经营理念带动乡村文化复兴与产业化,也有利于城市文化因为传统乡村文化的融入而找到民族性的根基.城乡风貌互补倡导在保持洁净安全前提下,城市风貌和乡村风貌各自的特色塑造.以上方法已经应用于小南京村美好乡村综合示范区总体规划实践中.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乡村治理转型与乡村振兴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传统乡村管理模式显现出基层政权“悬浮化”、乡村管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村支“两委”“不在场”与农民态度“冷漠化”,使得城乡二元制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也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局面。因此,应通过乡村治理转型来推动乡村振兴：基层政府下沉衔接乡村治理事务;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增强自治组织的乡村治理主体责任意识;提升“第一书记”的乡村治理水平;积极培育“新乡贤”来激活内生型乡村治理力量,由此形成政府治理、社会参与和群众自治的合作共治格局。     

城乡融合视域下的乡村文化振兴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文化振兴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重要部署。在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既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在明确协调城乡文化发展关系和高质量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目标和原则基础上，构建“过程相嵌 资源共享 主体合作”的乡村文化振兴实施框架，以城乡党建结对共建、协同推进“两创”、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人才共育共享为抓手，以乡村文化振兴决策的协作优化机制、乡村文化振兴资源的动态倾斜机制、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多元合作机制、乡村居民文化权益的共同保障机制、乡村文化安全风险的协同防范机制为保障，全方位、全过程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与理论贡献探析

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是我们党推进“三农”工作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就生成逻辑而论，这一论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对中国共产党近百年乡村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地区工作的乡村建设实践延续和升华；就丰富内涵而言，深刻回答了乡村振兴的目标定位问题、城乡融合发展问题，以及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乡村振兴的方法、乡村振兴的价值和乡村治理的方向等问题；从理论贡献来看，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思想、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发展。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有助于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有助于促进“三农”现代化发展，有助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同时也为破解全球乡村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评价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构建科学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并对不同类型村庄进行评价比较分析,可为各地合理规划乡村治理现代化分类推进路径提供理论参考。基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法,构建了包含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以及公共环境治理现代化 5个评估维度,36个具体指标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并以 21个典型村庄为例进行了评价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其中 12个典型村庄基本实现治理现代化,其余均处于发展阶段。分指标看,环境治理现代化与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处于较高水平,而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水平是乡村治理现代化最突出的短板,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与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相当;分村庄类型看,城郊融合类与特色保护类村庄治理短板在于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集聚提升类与拆迁撤并类村庄短板在于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各地未来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发挥优势补齐短板精准发力。     

论中国农村现代化中的农村城市化问题

农村现代化主要由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三个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部分组成。本文围绕中国农村现代化中的农村城市化问题,从经济全球化(WTO)中的农业现代化、新时期县域经济发展的主题: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与中国城市化的模式选择、中国农村城市化与“三农”问题和改革农村教育发展农村高等教育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农村现代化中的农村城市化问题。     

NGO农村发展项目干预下的乡村治理

通过对NGO组织Y在G村与L村两个项目点的实证研究,试图厘清NGO农村发展项目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介入乡村治理的条件和实践逻辑。分析认为,NGO农村发展项目在乡村治理中扮演了干预者的角色;NGO农村发展项目的介入是解决当前乡村治理中诸问题的一种新路径,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外源动力。     

新乡贤治村研究:文献回顾与探索展望

新乡贤治村研究是近年兴起的一个重要议题。回顾文献发现,现有文献集中关注新乡贤治村何以提出、何以可能、何以必要、何以可为、何以推进等方面,聚焦于生发依据、内外条件、功能意义、方式逻辑、问题对策等内容。总体上,研究内容的幅度和深度不够,研究方法缺少有深度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探索和思考,研究理论的原创性和贡献度还有待提升是现有文献存在的问题。未来研究应该不断拓展和深化关于新乡贤治村的研究内容,坚持研究方法多元化,着力构建和形成新乡贤治村研究的本土理论话语体系。研究对于新时代深入探索新乡贤治村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农业遗产视角下传统村落的类型划分及发展思路探索——基于江苏28个传统村落的调查

传统村落是认识和传承中华农业文明的根基,其健康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文章引入农业遗产的研究视角和分类标准,结合中国传统村落的特征和认定标准,将传统村落划分为五个类别:传统建筑型、农业景观型、农业特产型、工商贸易型、民俗文化型。通过对江苏传统村落的调查,总结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与误区,并提出基于村落类型特点和相关政策的发展思路:突出传统风貌,助力传统建筑型和工商贸易型村落发展;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农业景观型村落发展;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带动农业特产型村落发展;重塑乡村文化,促进民俗文化型村落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思考:落实“三农“权益

统筹城乡发展,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促进城乡社会协调发展,其首要前提是落实 "三农"权益。即弱质产业农业、弱化的人类生存发展空间农村、发展权缺失的弱势群体农民的权益落实问题。     

传统乡村民居更新的“内力”诱导理论探索

对于当前我国社会快速发展的形势,广大农村地区面对着一些村庄建设中的失衡问题。通过对于实际村落的调研,要想解决原有的建筑风貌被改变、村落内部空间失序,地方文脉缺失等矛盾,需要和改善村民的自主意识和村落发展的自调节性是当前的重点之一。单一通过规划手段所形成的现代村落更多的是"外力"式的干预,缺少村落自调节性的"内力"协调,加之面对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力量有限。因此,为保证村落内建筑的自然生长力,可试图将"内力"与"外力"结合,从建筑材料、经济性和示范带动三个方面改善村庄的"内力",同时结合实例对内力诱导理论进行论证,从而在多个方面打破"千村一面"的不良现象,还原村庄应有的地方文脉。     

延边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对农村原始村落的改造升级或集中重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农村社会基层治理模式也必将转型,由村民自治的单一模式向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模式转型。农村社区既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单元,也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平台,是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模式的选择,其本质是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连接点。目前,延边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全州1051个行政村,仅有501个村挂牌成立农村社区,而有效发挥农村社会基层治理作用所必要的组织机构建设等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严重制约农村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与治理功能的实现,建设任务仍任重道远。     

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对“科教兴村”的启示

"科教兴村"计划的实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仍然处在探索阶段,如何搞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国外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通过对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考察,归纳概括出其主要的动因,并进行综合的比较分析.     

新农村建设视角下中国基层县乡村治理结构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政权普遍陷入财政困境,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治理结构面临重新调整的压力。过去关于基层治理结构改革的观点大多没有认识到乡村建设的一体性,忽略了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于县、乡、村的资源和优势有所不同,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较强的互补效应,应从发展县域经济的角度来调整目前的农村治理结构。新的治理模式应该是“强县政、精乡镇、村合作”,在县域经济一体的思路下,利用三者之间的经济协同作用,发挥落后农村的后发优势,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