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对铁路中央专管体制的权力消解——以清末广九铁路交涉为例

邮传部成立前后,铁路总公司和铁路督办大臣共管体制正趋于瓦解,铁路中央专管体制逐步建立。但是,在这一转制过程中,持续受到来自地方大员的权力消解,权力集中进程并不顺畅。两广总督岑春煊凭借其政治地位,在广九铁路交涉中,仍担当主导性角色。中央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唐绍仪,也主动为地方督抚争取铁路实际控制权。铁路总公司是广九铁路草约订定者,在正式合同谈判时,其正处于濒近撤销之际,较少对这条铁路施加影响,邮传部和外务部也都无意过多介入此路。广九铁路借款交涉与修筑运营,一方面显现地方权臣对铁路的控制能力是铁路专部管理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也表明,随着地方督抚兼任铁路督办制度的取消,地方权力对集权化铁路管理体制的冲击也正不断趋于弱化。     

我国封建中央官僚体制的确立、发展、演变与君主集权的加强

我国封建社会中央官僚体制萌芽于春秋时期．逐渐形成于战国之世，确立于秦统一之后，隋唐时期出现了大发展，到明清时期，又有重大变革，这一切无不与君主集权的加强密切相关。一、中央官僚体制的确立封建专制中央官僚体制的核心是君主专制，而君主专制的萌芽很早，在奴隶社会瓦解时期——春秋时期即已初思端倪．对此，已有学者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认为当时的君主专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君主独裁的政治统治，君主拥有无限权力，君主个人意志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政治上专断独行。在君主专制统治下，不仅被统治阶级没有任何民主权力，就…     

从权力分权走向权利分权

权力是政府运行的核心要素,行政权力的支配与使用是政府运作的核心内容。实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其核心要务就是强化行政权力的合理划分与重新配置。当下,随着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的呼声日渐高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社会命题又一次地提上日程。审视30多年来的改革实践可见,分权化改革乃我国政府管理改革之主线。期间,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党委向政府的分权、政府向部门的分权以及政府向社会的分权构成了我国政府分权化改革的四个维度。然而,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党委向政府的分权、政府向部门的分权是一种体制内的权力分权,其结果又导致了地方集权、党政集权和部门集权的出现。我们认为,要破解"三大集权"之难,不仅需要通过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行政三分制"来优化权力运行,更需要强化政府向社会的分权,从体制内的权力分权走向体制外的权利分权,真正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同共治。     

中央与地方税权关系的历史考察

中央与地方的税权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封建制下无严格意义上的中央与地方税权关系,税权的集与分始自第一个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秦.税权作为政权的重要内容,如果说中央税权为皇权所把持的话,而地方税权则主要由各级官僚行使,其集与分与政权的集与分相适应,皇权与官僚制的关系决定着中央集权与分权的方向与程度,史实表明,税权与政权相互作用,具有高度的历史统一性.当代中国,税收分权与行政集权之间隐藏着尖锐的矛盾,必须也只能实行宪政解决,以实现从国家集权型财税体制向工商基础型公共财税体制的过渡.     

困境与选择：集权与分权间的垂直管理——以当代中国政府的垂直管理为考察对象

垂直管理由于其在组织结构、领导体制、平衡分权以及加强中央集权方面所发挥的重要职能,在我国集权与分权之间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由于垂直管理部门组织内部缺乏有效的考核制度、外部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导致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矛盾重重,垂直管理混乱。因此,为了进一步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应从微观上建立有效的垂直管理部门内部考核机制与外部保障机制,从宏观上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从而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寻求解决“条块”矛盾的平衡点。     

君主制、官僚制、自治制——传统中国政治结构的三层分析范式

对传统中国政治结构进行全景式透析,应把中国政治结构进行分层分析:中央、地方、基层。中央为权力所有者,地方为权力执行者,基层为县级以下主要的资源提供者。概括来说,中央为君主制,地方为官僚制,基层为乡绅自治。君主、官僚、乡绅构成传统中国的三层政治结构,三层各有其特点,又伴生博弈。     

古代官僚制度的特点

卜宪群在 1999年 12月 2 4日《光明日报》撰文指出 ,古代官僚制度是古代历史上国家行政管理的方式之一。它实行集权式的政治统治 ,官吏直接受权于君主 ,整个统治机构具有等级隶属、职责明确、分工细密等特点。在这样的古代国家中 ,官僚的行政管理控制着全社会。各种诏书律令的颁布 ,行政文书的运转 ,使官僚制度得以发挥其功能。古代官僚制度还反映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官僚制度下的各级官僚本身虽然不是一个阶级 ,但他们附属于国家机器 ,是一定社会形态下国家机器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 ,本身具有强烈的阶级属性。官僚制的设官分职、运…     

过度集权与晚期罗马帝国的衰亡

罗马帝国在公元3世纪经历了长期的动荡,到了3世纪末,戴克里先皇帝对罗马帝国行政体制进行了改革,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巩固了罗马政府的统治,有效地稳定了罗马帝国各地的局势。此后,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沿袭了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但却并未对其作进一步改良。过度的集权不仅动摇了罗马帝国在地中海各地的统治基础,实际上也使得统治者难以掌控日益集权化的官僚体制。这一问题最终和蛮族入侵等外因结合在一起,导致罗马帝国衰亡。     

县级政治精英群体特征分析

本文运用海外学者对"技术官僚"经典界定,将"具有工业技术高等教育"、"经济、专业职业背景"等标准量化分析,基于浙江省实证探讨,得出"在现阶段的县级政治精英中,技术官僚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相关结论.并在与海外学者原本所界定的技术官僚的比较过程中,发现现阶段的县级政治精英呈现出中国特有的培育性、依附性的特性.     

汉族官僚与北魏的地方文化教育

汉族官僚对北魏国家政治文化转型的促进不仅表现在中央政权,他们出任地方长官,对地方社会进行改造也构成了其中的重要一环。汉族官僚提倡孝道,并以此为中心加强对地方的教化,敦厉风俗;他们注重提升民众的文化水平,因地制宜,积极设立或发展学校教育;对于地方民众的信仰,他们在禁止淫祀的同时也注意对民间信仰的积极引导。汉族官僚在推进地方文化教育的过程当中既能忠实地执行国家政策,又能积极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这就在较大程度上推进了北魏的政治转型。     

超越"虚拟的美丽"——"虚拟政府"引论

虚拟政府是电子政府研究中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因为,当今社会的虚拟化带来了政治与政府组织的虚拟化,也引起了政治与政府权力的转移.结果,虚拟政府对传统官僚制构成了一种挑战与变革的力量.在利用网络空间重塑官僚制的过程中,政府再造必须落定在虚拟与现实之间.而且,只有在公共服务质与量的提高上,才能着实超越"虚拟的美丽".     

中国政府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人危机

在垂直集权的人事行政体制和以党政领导为权利核心的行政预算体系下,地方领导官僚实际成为政府间委托代理关系的实质要素。信息不对称和中央地方官僚的目标函数的冲突与共容,引发地方官僚在自身效用最大化驱使下的信息操纵、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应声虫行为、短期投机行为等代理人危机。     

政治合法性解构:分配者与被分配者

政治指的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政治体系的结构因此也就由分配者和被分配者两个次级体系构成。政治合法性则涉及被分配者对分配者的一种主观价值评价。然而,由于分配者与被分配者是由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元素所构成,这种合法性评价也就有着丰富多彩的结果。因此,要研究政治合法性,就必须对分配者和被分配者这两个次级体系进行解构。作为分配者的政治统治系统,由共同体、体制和统治者构成;作为评价者的被统治系统则由不同的种族、宗教、文化、阶层、性别、职业等交叉套叠的社会群体组成。这些结构的种类和性质对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和实践均具有重要意义。     

突破理性官僚制伦理困境的基本逻辑

官僚制化的行政管理是民主政治的委托授权式的他治的现代范式,但西方理性官僚制构造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悖论,在公共权力运行中导致他治与自治的矛盾是公共行政的现代性困境。西方以否定他治为指向的解构理性官僚制的运动并不能为中国的公共行政改革制作范式。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实现自治的境况下,否定合理的他治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但面对理性官僚制发展不足的问题,应在反思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统合的视阈中避免西方所遭遇的现代性悖论,需要以公共生活的智慧限制他治对主权的僭越以及克服官僚制本身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困境,这一智慧在制度伦理视界体现制度与人格双重向度的整合。     

清末帝国体系现代转型背景下的直隶政治变革

近代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开启现代化历程,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技术,开启近代化,甲午战败证明其未达自强求富目标。戊戌变法是政治变革的尝试,新政立宪则是开启君主集权官僚制的帝国体系向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体系转型的过程,也是以大清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向现代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转型的动力源泉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对清帝国造成剧烈冲击,促进各种变革力量产生。民族主义和立宪成为时代主流思潮,转化为从上至下的政治行动,驻外使节、地方督抚、士绅、新兴商人团体和新式知识分子等政治精英成为推动变革的力量。直隶作为京畿要地和通商口岸,现代化力量成长的较快,力主变革的直督袁世凯等政治精英在直隶推动新政,发展现代工商业,兴办报刊舆论,按司法独立等立宪理念试办审判厅,改革官制以建立现代行政体系,试办地方自治,筹设议会咨议局,开启现代国家建构的闸门。     

论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与腐败的关系

中国腐败问题的滋生和蔓延既有现实的因素 ,也有传统性的根源。本文从古代中国政治统治制度的根本性特征———家国同构着眼 ,考察建构在其上的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严密的官僚管理体系、单一的德治主义的政治治理模式和人治的统治传统 ,分析它们与产生传统政治腐败的关系     

略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官僚制化

略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官僚制化王强（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南京２１００９３）关于与韦伯相连的理性官僚制的论著已经是汗牛充栋,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该问题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事实上,理性官僚制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国家的兴起,就是与...     

汉代“九卿”的内涵及相关问题考辨

在汉代官僚体系中,卿职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回顾历代对九卿概念不同理解的基础上,从两汉史书的写法、汉代九卿特质等入手,认为在汉代的官僚体系中,九卿并无具体所指,他们只存在于当时人的观念中,是一个特定官僚阶层的代称。这反映了汉代的政治文化中所存在的特殊现象,在政治理论和现实的政治实践之间有着一定的差异。     

对理性官僚制批判的反思

自从韦伯提出官僚制至今,这种理论不断被批判,摒弃官僚制的呼声越来越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也适应时代的变化,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理性官僚制：是响应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摒弃,还是立足中国国情,理性分析理性官僚制,在中国对理性官僚制进行调适性完善？本文结合理性官僚制的理论和我国的具体国情作了初步的具体阐释。     

试论北宋末年吏治腐败的原因

试论北宋末年吏治腐败的原因乐文华，杨霞飞一、专制集权的官僚政体是其根本原因自秦始皇以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在专制集权的官僚政体中，皇帝至高无上，他拥有最大的官吏任命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等等，是专制集权制度的核·０和关键。因而，皇帝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