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中国教会教育的危机——北洋时期收回教育权运动之背景分析

基督教教会学校曾经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但20世纪20年代,随着收回教育权运动兴起,教会教育开始面临前所未遇的危机。在国民急于寻找改造中国新路径的背景下,被视为“西亚病夫”的土耳其人收回教会教育权以及“巴顿调查团”所作中国教育状况调查,刺激了国人的民族情感,“国家主义”教育理念遂成社会共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适逢其时地与中国革命结合,将国人抵抗列强侵略的民族情感上升至现代民族主义的“理论”高度,教会教育因之被认定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而苏俄通过促进国共合作,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了联合阵线的组织形式,则促成了运动的深入开展。从根本言,遍及全国的收回教会教育权运动乃是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产物。     

北洋军人与外交近代化探析——以直系柄政时期的中日外交为例

一战后直至直系统治结束时期的中日外交活动中,作为一种社会参与力量的部分实力派北洋军人,借助军阀派系政治独有的权力运用方式,以其对外交决策及交涉结果具有合理参与权和决定性影响力的独特身份,一度主动介入并事实上成为推动外交近代化的主体力量之一,诠释了近代外交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注重民意舆论的特性。     

民初中央与地方铁路管理权之博弈——以省交通司的设置与取消为中心

民初各省曾吁请设置交通司作为地方交通行政管理机构。基于集权化交通管理目标,中央政府一直予以否定。因为未能设置交通专管机构,地方政府只能在民营铁路上发挥有限的作用。由于地方主义盛行,中央政府控制力有限,统一集权的管理体制难以落实到位,地方仍对国有铁路体系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国有铁路虽然一般兼具部分行政管理功能,但因权限不清,与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权存在着冲突,削弱了铁路一体化管理的效果。民初,中央与地方在铁路管理权限变动过程中存在着折冲与变通并存的状况。     

民初交通部的官营与民营政策评析——以铁路为视点

民初我国官营铁路与民营铁路的命运截然相反,即官营铁路发展效益良好,而民营铁路则弊窦丛生,腐败、内争不休等问题接连不断,仅能维持惨淡经营的局面。此中因由,与交通部倡官营而抑民营的铁路政策有极大之关系。交通部一直将官营与民营铁路看成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为了给国有铁路赢得最大的生存空间,始终打压民营铁路。其实,就铁路事业而言,官营与民营都只是实现有效管理的一种手段,二者各有其长,如果能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将对双方都有好处。官营与民营并行互补,才是当时交通部最为明智的选择,惟有此才能实现政府与民众的双赢,使中国铁路走向真正的独立与繁荣。对此,学界的认识由过去的一味否定变而为较为充分的肯定,仍然未能跳出二元对应模式的巢臼,乃学术的不成熟所致。     

危机中的变革——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满汉关系：以湘军为中心

清代前期中枢机构均重用旗人,部院各衙门也是如此。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将满清王公贵族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清廷遂改变政策,允许各省就地筹饷,改非定额解款为定额摊派,这就赋予了各省督抚控制财政的合法权力,中央集权的财政体系宣告瓦解,人事权开始下移,原来行之有效的官僚制度不灵了。而部分军、政、财权从中央向地方转移,从满人向湘军为代表的汉人转移,从而形成了湘军地方军事大员领导的区域性政治、经济、司法的一体化格局。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帝制晚期江南出身官僚的一个侧面——以《浙江苏郡同官录》为中心

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会发生种种变化,即为社会流动。其中包括了居住地区、生活程度、地位贵贱、经济收入、职业职位等诸多方面的变化。文章通过对清代末年编纂的《浙江苏郡同官录》的仔细研读,为我们描摹出帝制晚期江南出身官僚的诸般面相。第一,叙述了官员履历、特别是同官录的史料价值。第二,利用《浙江苏郡同官录》中记载的165名官员的履历,分析了他们的籍贯、出身资格、年龄分布、职官分布、任官资格的取得、家族婚姻情况等,探讨了他们的社会构成。第三,在概述清代捐纳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分析了山西票号商人与苏州地区捐纳的关系。第四,论述了清代末年,捐纳已经被视为与科举同样的出身途经,甚至成为一部分社会成员在选择社会流动手段时的首选。     

家产官僚制的永恒复归——以大革命前的法国绝对君主制为例

韦伯以家父长制和由此转化而来的家产制来把握东西方各大文明在前现代社会中普遍处于的传统型支配。尽管如此,本文认为,他在使用家产制概念时,试图把握的首要现象正是大革命前后的绝对君主制,尤其是从它到现代国家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不只是一个行政理性化或技术革命所带来的自发转变过程。法国大革命前的绝对君主制虽然已经通过行政技术上的改革完成了现代官僚制的建立工作,但是它仍然受缚于家产官僚制的精神和内在困境,因而最终仍然无法突破自身,迈入现代国家。有关这一困境的思考在间接上有助于我们把握现代国家在构建自身时所面临的困难。     

对官僚制的反抗——以法国五月风暴和中国红卫兵运动成因为切入点

法国的五月风暴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同为20世纪60年代举世瞩目的群众性运动。两场运动在反抗官僚制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是,由于两国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不同,同样是反抗官僚制,但其目的、方法以及意想中的替代方案是不同的。     

晚清州县委员与官僚行政——以巴县为例

有清一代,地方督抚大员因特定事务临时差遣的办事人员称为委员,"事竣则裁"。咸同以后,州县各类型公局机构大量兴起,委员出现了"任期化"的趋势。通过对清代《巴县档案》《南部档案》等州县档案资料的梳理,详细考察州县委员的职位、薪水及委员的承充、卸任过程,并对州县行政事务中委员的职责、委员与州县官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清政府通过差遣委员,为候补官员提供了就职的"岗位",有助于州县新增行政事务的运行,更加强了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皇权下县"。     

中外铁路交涉中的基层地方官——以高密路案中的县令为例

1899-1900年,山东高密因修筑胶济铁路发生持续不断针对德资胶济铁路公司的民众暴动。因处置不力,一年有余的时间里高密县县令几易其人。权力有限的县令在处理与外国人有关的事务中,角色尴尬,虽居于交涉前端,面对外国人与民众的冲突时难以满足当地绅民的利益诉求,也无法以传统治事方式化解民官之间的矛盾。当清政府高层既要屈从于列强的强权,又要追究地方骚乱的责任时,县令自然就不能安于其位。县令在对外交涉中角色定位模糊当是清季处理铁路交涉问题时政府权力运作最为底层的一面。     

保守中的趋新——刘锡鸿反对修建铁路思想之再分析

在晚清时期关于修建铁路的争论中,刘锡鸿提出了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的思想,该思想不仅使他成为反对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也历来被学界视为封建顽固势力的典型代表.那么,到底应如何看待刘锡鸿反对修建铁路的思想?从刘锡鸿个人的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君主专制制度等方面入手分析可知,一味强调刘锡鸿反对修建铁路的保守的一面,而忽视其合理的一面,未免有失偏颇.刘锡鸿提出反对修建铁路的思想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更有制度的原因.我们不仅要看到当时无论反对派或赞成派思想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也要看到制度因素对晚清时期铁路建设进程的影响.     

晚清彩票市场的角逐——以江南义赈彩票与北洋顺直义赈彩票间的争夺为中心

晚清,随著西洋吕宋票退出中国市场,促成了近代本土江南义赈彩票的创设.而伴随洋商在华彩票公司的纷纷创设以及又先后被取缔,则更加催生了以北洋顺直义赈彩票为典型的各省地方彩票.众多地方彩票的开设,引发了一场对其时中国彩票中心市场--上海彩票市场的纷争.在彩票市场纷争的背后,除却实在利益的考量外,亦有国人在近代转型过程中对近代新生事物认识上的一些误区.     

从韦伯关于官僚制的苦恼议及治理理论——以非人格秩序神话背后的真实故事为观察点

现代民族国家是由普遍理性哺育成长并以权利平等的名义走上历史舞台的。这里存在着无法破解的形式与事实的对立、普遍和特殊的对峙、抽象和具体的对抗。非人格秩序的神话以及韦伯对非人格秩序范例的官僚制所产生的苦恼,就是这种对立、对峙和对抗的结果。但韦伯式的苦恼只是一种面对形式分析中的悖论产生的浅表层面的不安,而生活真实中的故事则是政府被俘获和役使,官僚制"钢铁外套"不过是社会强势集团合身的技术工装或政治礼服。这一真实故事的情节在治理、善治的形式外套中同样继续,"元治理"困境即为明证。     

地方对铁路中央专管体制的权力消解——以清末广九铁路交涉为例

邮传部成立前后,铁路总公司和铁路督办大臣共管体制正趋于瓦解,铁路中央专管体制逐步建立。但是,在这一转制过程中,持续受到来自地方大员的权力消解,权力集中进程并不顺畅。两广总督岑春煊凭借其政治地位,在广九铁路交涉中,仍担当主导性角色。中央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唐绍仪,也主动为地方督抚争取铁路实际控制权。铁路总公司是广九铁路草约订定者,在正式合同谈判时,其正处于濒近撤销之际,较少对这条铁路施加影响,邮传部和外务部也都无意过多介入此路。广九铁路借款交涉与修筑运营,一方面显现地方权臣对铁路的控制能力是铁路专部管理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也表明,随着地方督抚兼任铁路督办制度的取消,地方权力对集权化铁路管理体制的冲击也正不断趋于弱化。     

新型工业化背景下国内汽车产业承接技术转移模式分析——以湖南为例

新型工业化强调工业化进程中的环保、节能与安全,突出与信息化等现代高科技发展紧密结合.中国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但在汽车核心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遭遇金融危机的发达国家汽车产业在市场扩张利益驱使下对外技术转移力度增强,中国汽车产业有必要抓住机遇,创新承接技术转移模式,加速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的转变.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风俗变革——以上海为个案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上海地方政府在秉承中央政府移风易俗政策的基础上,以巩固统治为变俗根本,发布了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法令,除旧布新,充分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的目标。推动文明进步和维护地方秩序成为上海地方政府关注的焦点,极具地方特色。但是,上海地方政府也免不了在变革中犯急功冒进的错误,变革的不彻底性成为这一时期共有的特征。     

清末铁路交涉中的法律技术与政治策略

在对外交往中,清政府极力回避铁路等具有商务性质的事项列入条约,一旦入约,则谨慎履行条约义务,并使用严格解释等法律技术限制己方条约义务、驳斥列强约外特权。晚清各界还试图通过区分契约与条约、商务与外交,将铁路交涉限定为商务范畴,避免中外政府间的正面外交冲突。清政府甚至以国内舆论及督抚权力划分等内政因素为外交斡旋的砝码,虽能一时拖延交涉却又往往在内政处理上受其所累。总体上说,清末各界大量援引国际公法、私法的规则和技术,并策略性地利用内政因素,试图寻找外交活动中的平衡与突破,虽不能根本改变弱国外交困境中的被动地位,却推动着中国逐步认知和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国家、社会与官僚机器三维视野中的乡镇机构--以水利站与司法所为例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本文认为,理解乡镇机构生长的逻辑,必须将其置入国家、社会与官僚机器三维视野予以考察.它是国家权力的"集装器",又有乡村社会赋予的社会权力,还具有拓展自主利益的官僚权力,依靠强制性或规劝性技术实现权力的弥散.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农民的分散性,对乡镇机构权力规训的软弱正在侵蚀其正常生存机制.     

乾嘉时期儒学思想的转型——以戴震为个案分析

儒学在乾嘉时期发生重大变化 ,表现出与宋明理学的根本区别。宋儒以天论道 ,强调形上本体 ,讲先天的善 ,最后“存天理 ,灭人欲”。乾嘉儒学以人论道 ,着眼于现象事实 ,讲践履言善 ,结果德性资于学问。戴震是乾嘉儒学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其思想预示着时代精神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