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即自然”新证——儒家生生伦理学对道德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道德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的核心问题,虽然历史上人们做出了诸多努力,但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儒家生生伦理学从两个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新的证明,一是道德根据的证明,二是道德境界的证明。所谓道德根据的证明是说,无论是生长倾向还是伦理心境,都源于自然,以此为基础的道德行为也是自然的。所谓道德境界的证明是说,道德达到一定境界后,完全可以祛除执着,在自然而然中成德成善。"道德即自然"不代表道德不会出问题,但借助仁性和智性的辩证关系,可以纠正这些问题,重回自然。重新讨论道德与自然的关系,对于在更高层面上审视儒家与道家的关系,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道德动力学”视域下的“知行合一”

“道德动力学”是我在建构儒家生生伦理学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意在说明一门道德学说能够由知变为行,必须有充足的动能。这个概念对于解读阳明的知行合一有直接帮助。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缘于真切体会到朱子学说没有活力,孟子学说则含有强大动能。以“道德动力学”来判断,朱子学说没有活力,因其基础是智性;孟子学说有动能,因其基础是仁性。仁性是建基于生长倾向之上的伦理心境,这一特点决定了人是一个先在的道德存在,原本就有道德的要求,就有向善而趋的倾向。阳明真切探测到了个中奥秘,但限于历史条件,未能从上述高度将有关道理解说明白,某些表述也有欠准确。从阳明思想整体发展来看,知行合一实为一种有欠成熟的理论形态。     

“生生”：儒家道德修养论的内在依据

儒家主张道德修养是持续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这使儒家修养论呈现目标高远、始终在求“道”路上的特色,这一特色正是建基于《周易》“生生”思想之上的。“生生”即阴阳转易、化生万物,是天道之运行,具有孕生万物之德,这一德性赋予天道以至善性与恒久性,并通过天人会通,下贯至人道,使人得以继善成性,在道德修养领域同样体现为至善性与恒久性的特征。“生生”为儒家道德修养论提供了本体论层面的依据,使道德修养不拘泥于具体的行为规范而获得超越性的伦理意义。     

科学与伦理学关系视阈中的儒家"亲情本位"思想--兼论"普遍伦理"研究的两种思路

关于儒家“亲情本位”思想的不同看法,表现着对“普遍伦理”的诉求以及走向普遍伦理的两种不同的理论进路,体现了现代伦理学“自然性”与“社会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科学性”与“哲学性”的关系,而在最根本的基础上反映着这个科学时代伦理学的特征与处境,以及伦理学与科学的关系。     

忍与不忍——儒家德性伦理的一个诠释向度

忍与不忍是两种相关的心理现象。忍可分为四种:修养之忍、车段之忍、无奈之忍、忍人之忍。其中的修养之忍(忍己)与不忍人是一体之两面,但前者是独善其身,后者则能兼济天下,属德性伦理的范畴。儒家把不忍人之心作为首善之端加以强调,讲求的爱是对弱者的怜爱而非对崇敬者的热爱。孟子的“不忍”之说是其心性论的核心,而宋明儒者关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说,则是对孟子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挥,两者均显示了“不忍”在儒家价值系统中十分重要的地位。“不忍”的道德修养与功夫之学是德性伦理学的重要课题,是人性的光辉体现,展现出儒家的道德责任与仁爱的生命情怀。     

论《红楼梦》的文学伦理学意义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艺术代表的《红楼梦》在文学伦理学研究方面有巨大价值,其文本在伦理选择、伦理禁忌及伦理环境等方面都呈现出深刻的伦理意义。曹雪芹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出的伦理责任和伦理倾向等也可以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观照下得到诠释。     

伦理的共相：伦理普遍主义的当代运势

伦理的共相问题就是伦理普遍性的中国式表达,而伦理普遍性就是指伦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的一般性规定,是对伦理实体、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一般本质的规定性。伦理普遍性的获得路径有许多,但从内容上应该是伦理共同体对“共同善”的价值追求,而从形式上无非是来源于人类所具有的“公共理性”。伦理一旦获得普遍性的品格,就具有了无法替代的效应,具体表现为可规范效应、可协调效应、可持续效应。强化伦理共相意味着要凸现伦理的“具相”,即伦理普遍性的具体表现主要为伦理精神、伦理法则与伦理秩序,伦理精神是统领一切的灵魂,伦理法则是协调平衡的标准,伦理秩序是复杂伦理关系的条理化（清晰化）,三者虽然不构成伦理共相的全貌,但也可称得上是“主架构”。但随着社会结构的松弛、价值的多元化和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加,伦理普遍主义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特殊主义的挑战。与此同时,强调伦理普遍主义并不意味着对境遇伦理学的否定,相反,我们可以在实践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的意义上接受境遇伦理学,并充分吸收其处理具体伦理问题特别是伦理二难问题时的伦理智慧,把规则遵循与具体情境结合起来,把境遇的估计与行动的选择结合起来。     

蒲松龄的人性观：在会家伦理和自然人性之间

在《聊斋》中 ,蒲氏是徘徊在儒家伦理和自然人性之间。他既赞美纯洁的自然人性 ,但又以为人性有恶 ,好用儒家伦理对人性进行规约和框定。他觉得 ,在儒家伦理和自然人性间走中庸之道 ,可能是人性美的一种最高境界。     

灾疫伦理：应用伦理研究的视野廓大与重心转移

当代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以自然灾害和流行性疾病为基本内容的灾难,就变成了日常生活内容,人类为了重建生活的安全感、生存的稳定性和存在的根基,寻求重建生境和家园的根本之道,由是,灾疫伦理学应运而生。灾疫伦理学的诞生及其走向未来的发展,必然肩负起为当代人类创建生态文明世界搭建一座认知桥梁,并为国家灾疫防治和灾疫后重建提供伦理化的实践行动方案。因而,灾疫伦理学的发展,必将为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公共卫生伦理学、灾害伦理学、制度伦理学、法律伦理学、地球生态伦理学、生物伦理学、科技伦理学、企业伦理学、市场伦理学以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管理科学、生态科学、环境科学、人类文化学的发展,提供一种生机勃勃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开放的视野与方法。     

异化伦理环境中的伦理禁忌：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下的《裸阳》

以机器人三定律建构人机伦理准则后,美国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在机器人系列第三部作品《裸阳》中进一步扩展了人机伦理适用的场景,描述未来世界银河系中人类和太空族迥异的伦理环境。小说以地球人便衣侦探伊利亚·贝莱探案的视角描绘了索拉利星球上极端的伦理环境并解析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伦理准则和伦理禁忌,地球人类社会的拥抱问候、结婚生育全部成了伦理禁忌。所有的个体“宅”在自己的领地中过着看似美好的生活。研究认为阿西莫夫通过小说批判了一些对于未来社会的“美好想象”并揭示了人类社会得以发展和进步的终极途径：走出钢穴,直视裸阳。人类只有勇敢地突破原有的伦理环境和禁忌的束缚,勇敢探索未知的宇宙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延续希望。     

善抑或恶：人工智能的根本伦理问题

“利用自然来服务人”,构成技术的原发动机和目的。这一原发动机和目的构成技术研发之“度”:在其度内,技术向善;逾越其度,技术向恶。以此观以人脑为资源开发对象的人工智能技术,却是以“利用人脑来服务人和发展社会”为动机和目的,其反人本的物本主义诉求内生出无解的伦理困境,因为无限度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最有可能将人引向被技术和技术物奴役的道路。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行方法,是将人工智能作为根本的制度和法律问题,纳入以权利为准则的制度体系和以法权为准则的法律体系的建设之中,制定限度开发的边界法则,将人工智能技术研发限制在模拟人的智商领域,使研发的智能产品成为“一般意义的上手工具”。     

德性伦理应回答的几个根本问题

目前,德性伦理(亦称美德伦理)的研究已成为国际伦理学界研究的前沿性问题之一,而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似乎尚未形成气候。在这样的背景下,江畅教授撰写出版的《德性论》无疑是伦理学众多成果中的一大亮点。德性伦理学作为一种伦理理论,它必须回答和解决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外道内儒：嵇康矛盾心理的文化解读

嵇康是中国文学史上较为矛盾的诗人,一方面他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主张,追求一种闲适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面则又表现出对儒家传统的遵从.这种矛盾具体地表现在他脱俗与入俗、避世与入世、悖礼与崇礼、贵生与殉身的冲突之中.     

明清诉讼：官方的态度与民间的策略

迄今为止,很多学者认为,传统中国乃是一个“厌讼”社会而非“好讼”社会。因为它的流行,似乎成了一种真理。然而这种真理的背后,却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依据。这一论断的根本问题,乃是抹煞“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一、理想:无讼与教化的社会孔子曾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话。但是,这句话恰恰说明,他并不排斥“听讼”这种随着公共权力产生之后国家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只是,他更加强调“听讼”之目的,这是为了达到“无讼”的社会理想。据此,“听讼”并非目的而是手段。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乃是从社会秩序角度着眼来解决社会矛盾和…     

回顾与反思：中国百年探索宗教-文化问题的思路历程——关于宗教与文化之关系的若干思考(之一)

关于宗教与文化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历来是人文学者关注的热门话题。如何理解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对传统文化之性质和作用的认识，更关系到未来文化的建设。不仅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还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本文对这个问题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系统穷理的研究。全文由五个专题研究组成(一)回顾与展望中国百年探索宗教—文化关系的思路历程；(二)“文化”真义之我见人类精神(人性)陶铸过的自然；(三)为何与如何为什么说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宗教又如何作用于各种文化形式?(四)比较研究后的质疑宗教果真是一切文化的本体与核心么?(五)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以儒家伦理而不是以宗教为准则。从本期起，本刊将分期刊出这五个方面的专题论文。     

论“内圣”和“外王”的统一与矛盾

“内圣外王”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典型形态是中国伦理型政治的必然产物。它把内心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政治实践融为一体 ,建构为一种独特的伦理政治哲学。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与矛盾 ,进行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并探讨它对当代社会的意义。一、“内圣”与“外王”在理想中的统一就浑然一体的境界来看 ,“儒家的‘内圣’与‘外王’理想是不能分割的”(1 ) 。但是为清晰地把握“内圣”与“外王”的关系 ,我们有必要对“内圣”与“外王”的内涵分别加以考察 ,以求对“内圣外王”的综合领悟。圣的本来含义按《尚书·洪范》的解…     

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维之间的冲突

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中着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符合现代生态伦理思维的思想元素正在成为中国生态伦理研究中一大特色,也逐渐变成了理论上的一大热点,而且人们在理论倾向上更多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维的一致性,给人一种明显的感觉是,似乎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和发展只需“返本”即可“开新”。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并不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包容着非常丰富的与现代生态伦理思维相一致的思想成份,但是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维并不是一种完全契合的关系,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冲突或矛盾更是问题的实…     

修养:中国哲学的道路

修养历来被哲学所忽视,以修养为特征的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资质也一直受到怀疑.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哲学与人的生存状态相关,哲学有不同的形态,就能发现,修养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不仅仅具有伦理倾向,而且与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紧密相连,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修养不仅是中国哲学的道路,而且是具有"哲学"根本意义的人的活动,这种哲学为新时期哲学的发展和哲学观念的更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