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贪污贿赂罪的刑罚配置

关于贪污贿赂罪的刑罚配置,我国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在大体上承继1979年刑法及其后的补充、修改规定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作出了重大调整,从而确立了贪污贿赂罪刑罚的基本框架。但由于时代、国情等因素的影响,现行刑法在贪污贿赂罪的刑罚配置上,纵向联系有余,横向联系明显不足。近年来刑法修正案的调整,有一定的功效,但争而未决的问题仍然不少。针对贪污贿赂罪法定刑配置上的缺陷,宜从定罪量刑的标准、刑种、法定刑的幅度、个罪罪与刑之间的衔接等方面予以调整,以形成一个宽严适中、衔接紧凑、层次分明、各刑种配置协调的合理化体系。     

浅谈共同犯罪个别共犯的归责问题

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对各共同犯罪人研究刑事责任时,应区别对待,才能实现刑罚制度要求的罚刑相称、罪当其罪。本文从共同犯罪个别共犯的归责原则、分类及实行过限等几个基本问题来阐述共同犯罪个别共犯的归责制度。     

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法定刑配置检视

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以及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决定了法定刑的配置应当遵循明确性、适正性、匹配性和谦抑性原则.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法定刑违反刑罚配置原则,造成刑法预期与现实的严重脱节,立法机关或者最高司法机关应当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调整法定刑或者严格适用较高法定刑.     

论刑罚的局限性及其补正

从我国惩贪的历史中可以透视到刑罚本身有不可克服或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其表现为：适用时间上的滞后性，刑罚的惩罚性，刑罚的不能自行性。提出刑罚的局限性并非否定刑罚的作用，相反提出问题的目的在于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补正刑罚局限的方法可从局限本身寻找。即以综合治理弥补刑罚滞后性的欠缺；坚持刑罚的必罚原则，及时原则，加强其预防犯罪的功能；提高法官素质，准确执法，罚当其罪。     

论经济犯罪财产刑的适用

基层人民法院在经济犯罪适用财产刑中,如何做到罚当其罪,量刑相当,是我们司法审判人员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从经济犯罪财产刑适用的正当性出发,结合审判实践,探讨了经济犯罪中既有自由刑又有附加财产刑的刑罚适用,如何适用罚金刑及数额问题及财产刑的并罚问题,并提出在经济犯罪审判实践中适用财产刑的注意事项。     

贪污罪法定刑设置的不合理之探析——与盗窃罪比较分析

盗窃罪与贪污罪具有一定可比性,但又存在不同之处。从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上来说,贪污罪的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按照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应当配备更加严厉的刑罚,但事实上贪污罪的法定刑存在过轻的不合理之处。为实现科学配刑,应当合理协调贪污罪与盗窃罪等类罪的定罪数额,优化贪污罪法定刑的幅度和加强司法解释。     

犯罪轻重的量化分析

犯罪严重性程度决定着刑罚严厉性程度。但现行中国刑法里的犯罪轻重仅仅由轻重不等的法定刑加以表示 ,如果没有其他“刻度”指示犯罪的轻重 ,人们只能凭借刑之轻重这一结果反推罪之轻重这一原因。本文研究的问题是 ,犯罪本身是否存在着某种独立于法定刻度即法定刑之外的某种轻重刻度 ,如果存在 ,它对罪刑关系的科学分析有何意义。为此 ,本文主要讨论了罪量分析的障碍、罪量评价体系及其意义。     

刑罚轻重的量化分析

本文讨论了刑罚轻重的理论内涵和操作定义 ,在此基础上提出编制刑罚综合指数的构想并做了初步尝试。按照初步形成的指数表 ,刑法典中每个罪的法定刑都能按照标识其综合轻重程度的指数值 ,在整个刑罚轻重排序中找到自己确切的相对位置。这将使 4个相关领域的法律实证分析更具可操作性。     

关于法定刑幅度的探讨

所谓法定刑,是指刑法对各种犯罪所规定的刑罚标准,也叫量刑幅度。我国刑法采用了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原则:既规定了最高刑罚的法定刑和最低刑罚的法定刑;又规定两种以上主刑和附加刑的法定刑;同时还规定了援引法定刑。刑法规定的法定刑,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对各种犯     

污染环境罪的罪刑均衡问题研究

对于污染环境罪的罪刑均衡问题,应当从法定刑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就法定刑而言,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较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其他相关罪名偏轻。就司法实践而言,污染环境罪中行为犯的自由刑较轻尚可以理解,但结果犯和结果加重犯的平均自由刑明显偏轻以及罚金刑缺乏较为明确的标准且总体偏轻,就不尽合理。为了更好地实现污染环境罪的罪刑均衡,建议将该罪的法定刑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适用于行为犯、结果犯、结果加重犯,并提升最高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对污染环境罪的结果犯和结果加重犯进行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时应当严格认定,主要以行为人的违法收益作为判处罚金刑的依据。     

罪刑相适应在刑法分则中的体现

我国刑法分则按照犯罪所侵害的客体的共性,将所有犯罪划分为八大类。就刑罚的比重来看,基本上做到了重罪重刑、轻罪轻刑,使法定刑的布局大致反映了不同类别的犯罪之社会危害性的差异性。以可判死刑的条文为例:反革命罪直接危害国家政权与社会制度,其社会危害性居各类犯罪之首,相应地,反革命罪一章中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条文规定了死刑。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社会危害性轻于反革命罪,仅占总条文的五分之三左右。余者,死刑条文比例随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递减。这说明,立法者在制定刑法分则时,曾力图使法定刑的布局与各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     

以刑制罪:一种定罪的司法逻辑

以刑制罪作为一种定罪的思维路径,不仅有其逻辑基础,而且有着深刻的法理根基。它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应有内容。在司法实践中做到以刑制罪,一要理性认识法定刑的质,二要在比较中明确法定刑的量,三要注意刑事政策对法定刑的影响。     

论确定基准刑的根据

基准刑是量刑规范化的核心概念.确定基准刑的法律根据是与量刑起点相应的犯罪构成及其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包括基本构成及其法定刑幅度、加重构成及其法定刑幅度、减轻构成及其法定刑幅度;确定基准刑的事实根据是犯罪构成事实,包括确定量刑起点的事实根据和增加刑罚量的事实根据两部分;而确定基准刑的实质根据则是增加刑罚量的事实根据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或者人身危险性大小.     

公司高管犯罪的现状、成因与对策思考——以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犯罪为例

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上市公司高管犯罪已成为一道黑色的风景线.高管犯罪多发有案件的查处、移送缺乏具体标准,经济犯罪圈入罪门槛偏高,刑罚设置不尽合理,司法裁量失当等多方面的原因.防治高管犯罪需要在立法上进一步明确经济犯罪案件查处、移送的标准,规范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衔接机制,修改完善相关罪名和法定刑,在刑罚体系中增设资格刑等应对措施.     

我国刑法典中背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探微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确立,是我国刑事立法的历史性进步.但刑事立法中仍存在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背离,具体表现在分则体系中刑罚种类与犯罪性质的背离,法定刑配置与刑罚预防目的的背离.笔者认为应从刑法总则刑罚体系、分则体系配刑模式的"面"上及刑法条文的量刑情节的"线"上两个方向着手调整上述的背离.     

帮助行为正犯化理论与立法探究

刑法理论中对于共同犯罪中帮助行为的刑罚量配置往往低于实行行为。但是现代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帮助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并不亚于实行行为,甚至形成无帮助行为则无实行行为的新型犯罪样态,对于这类帮助行为的刑罚处罚必然需要在原犯罪论体系中重新划定犯罪量并加以定型化,以此加强对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惩罚。具体帮助行为是否可罚,尤其对于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问题,是帮助行为正犯化问题处理的关键。立法中对于帮助行为正犯化已有相关实践,《刑法修正案(九)》中关于帮助行为正犯化的规范提供了应对这一困境的新思路:通过法益保护的提前化、处罚范围扩大化、处罚程度严厉化的方式实现保护法益的目的。然而理论上对于帮助行为可罚性问题尚有争议,为进一步明确帮助行为可罚性的判断以及提高当前其判断规则的准确性,有必要对帮助行为正犯化理论与立法实践进一步深入探究。     

论刑法中的高利贷及其刑事可罚性

高利贷在不同学科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刑法中的高利贷是指为牟取高额利润甚至暴利而放贷，并以暴力催收来降低放贷风险的非法发放贷款行为。其犯罪性和可罚性并非基于放贷本身，而是基于其所具有的引发暴力催收犯罪的高度危险性，是为了预防暴力催收犯罪而提前惩罚放贷行为，但这并不妨碍根据社会通常观念认为高利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种高利贷完全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也不存在与高利转贷罪相比法定刑过重的问题。对于不以暴力催收为后盾的非法发放贷款行为，则不宜以犯罪论处。     

对我国单位犯罪刑罚制之反思

我国1997年刑法规定了单位犯罪刑罚制——以双罚为原则、以单罚为例外。对我国单位犯罪的单罚制,鲜有学者提出疑义。我国刑法中只处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犯罪,不是单位犯罪,仍是自然人犯罪。因为其不具有犯罪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基本特征,也不符合刑法"罪责自负"原则。对我国单位犯罪的刑罚原则,最合理的选择应是双罚制。因为双罚制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双罚制既符合犯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基本特征,又符合刑法"罪责自负"原则,应成为单位犯罪刑罚原则的唯一选择。     

刑罚裁量中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比较与选择

刑罚的法律效果本应包含社会效果,但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二者是并列关系.刑罚的法律效果不等于机械适用法定刑,而是在法定刑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刑法原则、刑法精神、刑罚目的、量刑制度等因素确定宣告刑.刑罚裁量的法律效果注重的是刑罚的法治目的、正义价值与长久效果,其实质是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以犯罪行为与行为人为中心确定刑罚的轻重;刑罚裁量的社会效果立足于刑罚的工具思想、秩序价值与当前效果,其实质是在“法律、政策、政治”的博弈中选择了“政策、政治”,在“权利、权力、利益”的权衡中倾向了“权力、利益”,在“正义、秩序、效益”的冲突中迎合了“秩序、效益”.刑罚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发生冲突时,选择法律效果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效益：市场经济刑罚的价值目标

刑罚的效益价值目标是指在刑罚运作过程中，以最轻的刑罚最大限度地产生刑罚效果的整体效应。“最轻刑罚”和“刑罚效果的整体效应，是刑罚的效益价值目标的两个基本内容。刑罚运作要实现刑罚的效益价值目标，必须遵循刑与罪相当性原则、刑之明确性原则、刑刑协调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