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乡土小说关于国民性批判的新探索

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与重塑,即国民性问题,是中国乡土小说关注的重要主题。本文试从“五四”时期的鲁迅与新时期乡土作家在国民性思考的比较研究中,探讨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新时期乡土作家在这一方面所表现的新特点:农民在建国后的干群关系中的弱势地位;揭示国民性中麻木落后的东西;探讨国民性痼疾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     

论李大钊的农民国民性改造思想

面对中华民族的危亡,李大钊不断思索救国道路。大多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反思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现实时,都将国家的积弱归结于国民素质的低下,因此一股国民性改造思潮随即涌起。李大钊也根据中国本土实际,与外来先进思想碰撞得出自己的中国农民国民性改造思想。当很多人在对比西方民主科学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都倒向西方文明,而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明,竭尽全力去挖掘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时,李大钊却以“民彝”思想、调和思想来构建自己本国国民性改造思想。李大钊认为改造的主要对象是占国家人口多数的农民,改造的主体是青年知识分子,并提出了有中国特色国民性的改造目标及由渐进到彻底的改造方式。当今对李大钊农民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思考有其积极意义。     

"国民性":一个持久性话题

自近现代以来 ,“国民性”已是一个百年话题。尤其是“改造国民性”痼弊与“立人”理想是鲁迅先生执着一生的核心思想。话题持续到今天 ,在商品经济社会 ,“人性———国民性”更是国家发展的关键要素 ,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民国时期国民性教育的大众探索与现实指归

民国国民性教育思想的大众探索,是以“救亡图存”为鲜明的时代特点,在方法路径上,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教育对于国民性养成与改造的重要性已成共识。当代的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新的转型和发展时期,以史为镜鉴,将国民性教育与改造作为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有序为之,促进国民对于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促进国民的全面自由发展,通过教育促进“国”与“民”之间的认同,努力塑造有“健康国民性”的“现代中国人”。     

老舍创作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老舍创作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出了现代性的国民人格建设理想 ;二是对敷衍、自甘堕落等国民“劣根性”作了揭露和批判 ;三是揭示了传统国民性“家国一致”的理想人格的悲剧内涵。老舍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不仅在于批判国民性 ,而且在于建设国民性     

关于国民性之"在"的追问

20世纪西方国民性研究的根本缺陷,是缺失对国民性之“在”的形而上追问。国民性之“在”是本体论问题,它关注国民性的存在一般,而不是某种特殊的国民性之有无。这个问题的内涵有两个方面:其一,国民性是否存在?其二,如何确证国民性的存在?国民性是民族文化的主体存在方式,它表征着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客观性和特殊性,就是国民性之“在”的本体根据。国民性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或者是“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而是由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正是民族文化特殊性的人格表征,赋予了国民性以普遍性的规定。国民性(或民族性),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共同创造民族文化中被一同创造出来的,是世代积淀和不断内化、传承、嬗变的产物。因此,国民性不是类概念,而是集合概念;不是量的概念,而是质的概念,尽管它通常总是与多数人联系在一起。决定一种人格是否代表国民性,从根本上讲,不取决于它被多少人拥有,而取决于这种人格能否满足既定文化对人的内在要求,取决于这种人格是否表征了文化的特殊性。     

鲁迅的“国民性”思想及其文化批判

<正> 对“国民性”中种种弱点的批判,是鲁迅思想启蒙工作的一个重点,是他对封建文化总体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对此既有所扬弃,又有所保留。它们之间究竟存在怎样一种关系,鲁迅如何处理它们,很有必要作些探讨和分析。而阐明这个问题,对我们多从中国实际出发考虑社会和文化改革问题,显然会有许多有益的启示。一、改造“国民性”与社会改革的实践与要求“国民性”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就提出的概念。当然,它的来源还是在国外,而且最早从事对中国国民性观察与研究的也是一些外国人,这些外国人中不乏一些怀有种族偏见和居心不良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企图利用这种观察与研究的结果为在中国建立殖民统治服务,其所谓的观察与研究的结论中也有许多放肆污蔑中国人民的谬论。然而,这种观察和研究却对中国近代一些思想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他们主要还是站在一个受欺侮、受奴役的民     

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与周氏兄弟

芳贺矢一是近代日本“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其代表作之一《国民性十论》,是在日本近代以来漫长丰富的国民性讨论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本书,于明治四十年由当时的日本出版业重镇——东京富山房出版发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国民性十论》立足于国民教育立场,面向普通日本人讲述本国国民性之来龙去脉,是从文化史的观点出发,以丰富的文献为根据而展开的综合国民性论.具有明显的从积极的肯定的方面对日本国民性加以“塑造性”叙述的倾向,就内容涉及面之广和文献引用数量之多而言,堪称前所未有的国民性论和一次关于日本人自我塑造的成功尝试.《国民性十论》是周作人关于日本文学史、文化史、民俗史乃至国民性的重要入门书之一,他对日本文学研究、论述和翻译多有该书留下的指南痕迹.鲁迅对《国民性十论》的参考,主要体现在由芳贺矢一对日本国民性的阐释而关注中国国民性,尤其对中国历史上“吃人”事实的注意,促成了《狂人日记》“吃人”主题意象的生成.研究此书与周氏兄弟的关系,不仅有助于解读周氏兄弟的知识结构及《狂人日记》的生成机制,亦有助于将近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从狭隘的“一国史观”拓展到整个近代跨国界的处在不断流动、转换、生成状态的广阔的“知层”.     

《新青年》国民性思想初探

本文通过把国民性置回它所处的具体历史上下文中 ,考察《新青年》国民性知识的形成 ,国民性的内涵以及它与权力话语间的关系。在陈独秀眼里 ,国民性滑落为国民劣根性 ;在光 日升 看来 ,国民性与现代性有着某种关联。他们所提出的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命题 ,参与了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日本对华侵略与所谓"支那国民性研究"

在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日的大背景下,日本学术界十分热衷谈论和研究所谓“支那国民性”,其中有不少“研究”者露骨地表现出服务于侵华的险恶用心。他们将人性中一切负面和丑恶的东西都加于中国“国民性”中,说中国人保守、顽固、愚昧、野蛮、肮脏、贪婪、好色、奢侈、懒惰、虚伪、残忍、变态、不团结、势利、排外、服大、非理性、歇斯底里、妄自尊大、盲目乐观、自暴自弃、无国家观念等等,恣意描画自己心目中丑陋的中国人形象,中国及中国人在他们笔下成了堕落的泥潭和罪恶的渊薮。他们断言中国人已经成了一个“老废的民族”,并进而运用这些“结论”来解释中国人民的排日和抗日,为日本的长期占领和奴役寻找根据和对策。     

辛亥革命后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

国民性改造问题,是辛亥革命后人们热烈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它从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上,反映了文化主体意识的崛起,和中国民族在痛苦的反思中深沉的觉醒。在近代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最初提出,虽是肇端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严一 复与梁启超,但其时应者寥寥,远未引起时人的关注。辛亥革命后,国民性问题已成了社会普遍关注和热烈讨论的课题,“国民性”、“国民心理”、“国民     

鲁迅与高晓声对农民精神悲剧的探索之比较

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是鲁迅思想和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所说的国民性,含义非常广泛.但通常是指封建主义统治下所形成的人们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农民落后、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的探讨.在《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作品中,凝聚了他多年来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深沉的思考与探索.当我们回顾十年来新时期文学成就时,惊喜地发现:鲁迅的与现实主义紧密相连的启蒙主义精神在某些作家创作中的"回归",他们在创作动因,审美感     

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严酷的国际竞争局势,战国策派学人提出了其改造国民性思想:把官僚化、文人化、乡愿化、阿Q化的“柔道的人格型”改造为具有柯伯尼宇宙观、战士式人生观、“忠为第一”、文武并重的“刚道的人格型”。战国策派还试图往文学艺术中灌注“悲剧精神”和“民族意识”来促进国民性的改造。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重庆抗战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     

论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中国“国民性”的“病根”

鲁迅先生说过,他作《阿Q正传》的目的就在于塑造一个“现代的国人的魂灵”,藉以暴露“国民的弱点”,摸索出中国“国民性”的“病根”,寻求疗救的方法。我们要探索《阿Q正传》的思想、艺术价值,就必须认真探讨一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中国“国民性”的“病根”的关系。     

文学现代性与现代散文主体性理论的形成

本文认为,现代散文主体性理论的形成,与文学现代性中激进的“反传统”、“人的文学”及“国民性”问题的探讨相关。     

当代文学中的“农民性”问题

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本主体。因此,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实际上就体现了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潮批判了农民性中蒙昧、麻木的一面,影响至今。另一方面,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的思想也证明了农民性的不可低估。这两种不同的农民观昭示了中国国民性的复杂。而当代一系列政治运动对农民的伤害和经济巨变对农民的影响也迫使作家对"农民性"问题进行了重新的思考:该如何认识"农民性"的复杂?这样的思考不仅催生了一批立足于深刻理解"农民性"的文学作品,而且呼应了随着改革深化产生出的关注"三农"问题的迫切呐喊。     

“绵羊地”和它上面的“绵羊”们——李佩甫小说中百姓—族的一种国民性批判

当代作家李佩甫的乡土小说以“绵羊地”的审美意境营造而闻名 ,里边的百姓一族是作为其国民性批判和探索主题的主要对象而出现的。他们身上所积淀的这块土地上的一种“有气无骨”的精神气质 ,成了这块土地上的“绵羊”族。因而这也造成了他们自身生存的严重缺陷状态 ,并不断地强化着自身的苦难命运     

二十世纪初趋新社群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

二十世纪初趋新社群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刘增合晚清西学东渐和时代救亡之重压并行催生的趋新社群,是近代社会阶层重构组合的产物。它对“启迪民智”、“鼓化文明”的时代性主题的关注,是近年来国民性研究中往往被忽略的角落,重新检视这一特殊社群在国民性问题上的所作...     

“农民下楼”的行动逻辑——兼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本文以一个城镇化社区“农民下楼”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不同社会经济条件的搬迁农民“下楼”的动因以及隐藏在此现象之下的农民与土地关系。研究发现,对于“上楼”的失利农民,乡土空间的经济补偿与社会吸纳构成了他们“下楼”的直接社会经济动因;对于“上楼”的非失利和“得利”农民,村中“陋室”演变成他们维持家庭继替结构、权力结构与财产结构稳定和延续的地缘空间,田间地头的劳作则是其重建社会联结与对抗“本体性脆弱”和维持“本体性安全”的现实场域。理解和尊重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意义,有助于更好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国民性·怀疑与否定精神--鲁迅与道家文化片论之二

《鲁迅全集》中有四次提到《支那人气质》。可见,在鲁迅终其一生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思考、批判、重建和实践、选择之中,斯密司的《中国人气质》一书自始至终在其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阿Q所代表的中国国民性的核心就是“精神胜利法”,但这种“国民性”却并没有直接受到道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它是民间道教思维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衍化。鲁迅的怀疑与否定精神明显可见道家传统的影响,怀疑与否定精神本身并非只有消极、破坏的功能。从反面来看,正是怀疑与否定,才推动了积极、正面、建设的形成与发展。鲁迅经由与老庄道家非常接近的思路构建了“鲁迅式的沉默”世界,表现出他情感的丰厚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