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沉默——从欧茨笔下的莫琳形象看女性话语权

在这个男权社会中,男性话语是主导,而女性话语权一直被压抑着。女人只能以男人的声音说话,或是干脆处于"失声"状态。针对这一现象,通过对欧茨的代表作《他们》中的莫琳形象进行深入分析,探讨生活在男权淫威之下的女性寻求自我声音、获取自我身份的艰难历程。     

论七月派小说中的反叛型女性形象

七月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突破恪守妇道、信奉女德的传统模式，表现出敢于颠覆男权统治、背离传统价值取向以及向世俗道德标准挑战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彰显了女性生命的激情和力度。她们的出现为男权社会男性话语权的瓦解和女性话语权的不断提升提供了一种可能，显示了七月派小说家具有超越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性和前瞻性。     

论前现代中国女性获得权力的途径——兼论黄蜀芹执导的电影《人·鬼·情》

前现代社会里,在父权制男权话语的严密控制之下,中国女性仅能通过三条途径获得有限的权力。前两条是女性通过成为家庭妇女(妻子/母亲)或公众女性(女演员与妓女)获得家庭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这两条途径当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从属地位与悲惨命运。第三条途径则是借助男性的性别优势,女扮男装。一方面,通过女扮男装,女性可以进入男性领域,并获得一定的公众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女扮男装却巩固而非颠覆了男权制的性别角色,会更加导致女性自我认同的困惑。中国首部女性电影《人鬼情》,既是前现代花木兰故事的重演,同时也是对这一古代大团圆故事的消解。它表明女扮男装尽管使秋芸这样的女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却并不能改变女性性别文化的处境、促进女性主体意识的建立。总之,在男权社会,这三条途径均未能给女性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话语权。     

性别歧视话语与中西文化差异性

话语不仅是指所表达的词语和概念,还包括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别歧视话语作为偏离客观事实的观念和态度,是性别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是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反映。女性受到的压迫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压迫,它以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结构为标志,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男性拥有话语权。性别歧视话语是在男权制文化语境中产生的,男性这一统治性群体规定着话语,创造着符号,包括女性的符号。所以,在这种语境和话语中的女性处于不利地位,被男性定义、规定和贬斥,成为男性的附庸。在不同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及社会背景中,其实也都隐含着性别观念的不同意识,我们要在全球化语境下,结合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和研究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性别话语呈现。只有对传统性别话语进行清理,才能重新建构基于两性平等基础之上的性别话语。     

徐坤女性意识的个性特征

徐坤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从文化的角度颠覆男权话语,争夺女性话语权;致力于都市职业女性生存状况和精神面貌的书写,力图建立女性与男性真正平等的独立的人格;带有明显的后现代女权主义的特征是其中较突出的三个方面。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网络媒介传播——以网络女红人为例论女性表达

作为一种全新的大众传播媒介,网络媒介在一定程度上为女性拓展了话语空间,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具魅力的传播平台.女性,尤其是近年来迅速蹿红的女性红人,利用网络媒介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获得了一个充分展示自我的平台,增强了女性意识,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但同时,网络媒介遵循的仍然是传统的性别秩序,网络媒介本质上仍是一个男权媒介,网络中的女性仍然是作为"他者"成为男权社会的观赏品、消费品,网络女性尚未获得真正的话语权.     

论中国古代婚恋戏曲中第一女性配角的功能设置

女性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被排除在主流话语权之外的,虽然在中国古代婚恋戏曲中女性是绝对的主角,但其实她们是男性作家笔下的"他者"。从第一女性配角的角色功能设置来看,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男性的心理需求和思维方式来塑造的,是男性作家对女性带有男权色彩的一种隐性的塑造,是"男权中心"的思维承载。     

《可食的女人》中的女性身体与男权制度

《可食的女人》中女性人物的外貌、服饰、繁衍、性爱甚至所吃的食物都是由男性控制和决定的。女性丧失了有声的话语权,处于"他者"的位置。女性的身体是一个无声的战场,既受到男性的主宰和控制,又是女性反抗男权制的有力武器。《可食的女人》中女性身体和男权制度的关系体现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妇女生活的关注和思考:女性需要通过控制自己的身体来反抗男权社会,重新认识自我,塑造自我,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起来,从而确立女性的主体性地位。     

后殖民语境下《喜福会》中女性话语权的复得

杰出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描述了四对母女的故事,展示了华裔女性打破沉默、走出失语状态、获得自我话语的心路历程,深刻印证和表征了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体现了后殖民语境下华裔女性反抗男权中心主义、颠覆主流话语权、构建自我话语权的努力.     

“疯女人”的前世与今生——《藻海无边》与《最后旅程》对《简·爱》“疯女人”的解构与重构

"疯女人"伯莎被《简·爱》的文本语境中的男权社会秩序和殖民话语权威树立为失语的"他者"。《藻海无边》以多重声音叙事模式,赋予了"疯女人"话语权,重构了"疯女人"的历史和疯癫原因。《最后旅程》突破性地将"疯女人"作为男权文化中自我追求难以实现的女性的集体象征,作者为"疯女人"规划了出路,但是文本对"泛性论"的滥用和男性文本话语强权成为败笔。     

王安忆笔下的女漂族——解读《长恨歌》和《富萍》的女性生存状态

通过对王安忆的两部作品<长恨歌>和<富萍>的分析,试图表达对社会中女性的一种关切、理解和期望,说明女性话语与文化面对庸常的男性是坚韧的,面对男权传统是反抗的、质疑的,但是,女性话语与文化在现实中,确实是一种天然缺失的状态,从而进一步揭示男权传统中女性自我缺少真正的文化内涵与防护界限的事实.     

伊迪丝·华顿在《欢乐之家》中对话语权的探索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伊迪丝·华顿积极构建两性之间的对等交流。通过对《欢乐之家》这部小说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伊迪丝·华顿从新的叙事角度的运用,女性象喻系统的建立,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三个层次瓦解了男性话语权,挑战了男权社会的霸权,并建立了以女性为中心的话语权,为女性作家写作及女性解放树立了新的丰碑。     

新媒介环境中的女性话语权

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以其低门槛和开放性为女性行使话语权提供了技术条件,但由于男权文化的影响和商业利益的控制,以及女性表达的被动性话语策略,新媒介中的女性表达实质上是女性话语权的＂乌托邦＂。建立新媒介环境下的女性文化、提高女性的媒介素养和女性意识以及网络交流的活跃度,是新媒介环境下实现女性表达影响力的必要对策。     

哈代：男权神话的守望者

哈代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女性形象,然而,在男性所创作的文本中,女性形象决非女性本身,它是男性的一种文化构想物,一种人为的话语实践,作者情感抒发的载体。哈代以男性的观察视角、男性的叙述模式和男性的话语将四部小说中的女性塑造成企图反抗、有所追求的但具有美德的女性形象,但是仍然不得不依附于男性,屈于从属地位,体现了男性文学中妇女的理想模式。如果我们说哈代是位戴着面具的男权神话的缔造者,那是因为从表面上看,哈代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而真正的本质是他通过语言叙述暴力,对这些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进行歪曲、压抑和扼杀,表现出他自身以及男权社会对这类女性潜在的恐惧与焦虑。     

民族国家构建语境中的女性声音——基于对辛亥革命时期女性报刊的解读

女性要求解放的声音历来置于民族国家构建的语境之中,这是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一大特征,辛亥革命时期大量涌现的女性报刊记载了这一特征。潜藏在这一特征背后的,则是按照男性的观点来塑造新女性。在男权社会,女性声音是无法逃脱男性的影响的,而辛亥革命时期的男权社会,通过缔造"母性"和"救亡"两个神话来形塑当时的知识女性,亦影响着其时的女性解放思想以及女性报刊的集体发声。女性的声音自然地融入民族国家构建的话语之中,也带来了一个巨大意义,那就是为中国女性奠定了其作为"社会人"的意义。但女性报刊终究未能创立自己的公共话语空间,这也说明了女性解放道路的艰难。女性报刊要成为真正的"女性声音",知识女性就应该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用自己的话语模式发声。     

只不过是错觉——评《婚姻保卫战》

随着《婚姻保卫战》的热播,女权意识与男权传统这一经典的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该剧对传统的女性和男性形象进行了时代新演绎,弘扬了女性追求自由、反叛夫权的独立意识。表面上看是女权突围男权的成功典范,实则在故事讲述中流露出对男权话语的心悦诚服,男女平等的虚浮美丽背后却只是错觉。     

《蝴蝶梦》的女性主义分析

《蝴蝶梦》中的两位女主人公——吕蓓卡和“我”,分别是传统男性社会标准下的“妖妇”与“天使”.但在父权社会失语的吕蓓卡实为一个女性意识已经觉醒的双性同体,而拥有话语权的“我”却不过是一个被男性社会操控的木偶.她们二人最终的结局固然有时代的原因及顺从男权的成分,但这种伪装无法掩盖隐藏在小说题目和吕蓓卡影响力中的女性的呼喊.正是这种巧妙的双声话语,使得这部小说不仅颇有艺术价值,更有思想深度,从而成为一部典型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     

女性视域中的中国现代妓女叙事——以丁玲《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和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为例

丁玲、张爱玲深切体察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处的物质与精神双重困境,贴近女性现实的生命状态书写妓女形象和卖淫问题,塑造出复杂暧昧、主流话语难以定义、规范的妓女形象。她们的创作既逸出了国家、民族、社会等宏大叙事话语之外,也颠覆、解构了男性作家所创造的妓女叙事模式和叙述话语,打破了高等妓女是个人品行堕落腐朽、底层妓女是无辜的牺牲品的两极分化式认知模式,转换叙述主体,改写男性的有关妓女生活愉悦/危险的话语内涵。     

天使与妖妇——谈《战争与和平》中的两类女性形象

“天使”与“妖妇”是男权社会中在男性作家笔下经常出现的两种不同的女性形象。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塑造了娜塔莎和艾伦这一组相互对立的人物形象。这两种形象都体现了男权社会的男性们对女性的期待、仇恨、恐惧和丑化，是不真实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作者对女性的男权中心主义偏见。     

西方文化中女性身体及其媒介呈现

男权治下的西方文化中,作为社会治理的中心,女性身体曾作为男性凝视的客体和文化规范的规训对象。女性成为男性话语体系中的他者,以男性话语建构的女性特质作为内在规约在时间与空间上约束自己,凸显了西方社会权力结构下的规训机制。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女性身体从被动的凝视走向主动的公开,频繁呈现于大众传媒与公共视野之中,成为商业消费主义的公共景观。与此同时,女性突破了时空的束缚,并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凝视权力。这不仅是后现代文化消弭传统文化,更表征了性别意识形态和政治治理的变迁。解读女性身体的媒介呈现,是解读西方社会的治理机制、民主进步和文化变迁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