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历经现代社会剧变和文学变革,中国文学传统始终在赓续革新。从古典时代到现代,可以梳理出两个基本传统:其一是"抒情传统";其二是"史传传统"。从古典时代的四大名著起,小说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进入现代,小说更是构成了文学的主导形式,"史传传统"也以现实主义之名占据美学规范地位。20世纪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变革始终为激进现代性所支配,直至1990年代,传统文化才获得正面肯定,而文学充当了先知先觉的角色。1990年代以后,乡土中国叙事以其内隐的"史传传统"为中国文学创建出一批重要作品,也有一批作家走向成熟,中国文学做出了非同凡响的伟业。在这一意义上来说,传统延续至今,富有活力的当代文学证明了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传统与当代以隐显的两种方式推动中国文学的创新性发展。     

再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

现代人对于中国文论最大的误解,可能在于:第一是将中国文论只当作学问,第二是将中国文论只当作理论,第三是将中国文论只当作文学。文章再次申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所谓"后五四时代",是中国主体思想发挥正面价值,由花果飘零,而灵根自植,而生根开花的时代。此时,对于古典中国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和主动的激活意识。文章以三个方面的"激活"为例:首先,中国文学与美学思想中的阅读传统与意义治疗对于现代人生的缘助作用,以及文论概念与术语的语境化,都是使文论生根、活化的途径。其次,中国文论不只是理论,而且是古典中国的文明素养。主张更深地回到古典中国辞章之学的教养,然后从辞章返义理,而不是像现在,从概念到概念。再次,中国文论不只是文学,应参与时代思想,回答时代的重大问题,并自觉走向世界。一是"安身立命"的传统,回应了现代中国人急于"出人头地"的取向;二是道的权威的义理,回应了现代中国政治思想中一元化的弊端。因而,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既立意与古代传统展开深度对话,也愿意与西方理论充分互动,更有意让现代中国分享成果,其意蕴新新不已,是一长青的诗思之大树。     

中国古代诗词与现代标志中的古典美学法则之比较

中国古典美学作为中国古典哲学在审美方面的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的运用非常广泛,其特有的审美心理对它们各自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探讨中国古诗词与现代标志中的古典美学法则,不仅有利于吸取古诗词的审美经验,将文学抽象美转化为艺术形象美;而且有助于发掘现代艺术形态的丰富性内涵,提升现代艺术的文化品位.     

中国古典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质是古典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使其具有了"文以载道"的理性精神.文学现代性是对现代性(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反思、批判,而新老理性主义阻碍了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古典理性受到冲击,同时也被改造,形成了启蒙理性精神;文学为启蒙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思潮,把古典理性改造为政治理性,文学为政治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新时期启蒙运动批判了古典理性及其现代变体政治理性,但复活了启蒙理性精神,形成了理性主义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由于中国文化理性主义传统的的影响,中国文学带有强固的理性主义倾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障碍,特别是造成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迟缓.     

蕉风与中国唐诗的审美意境

俳句作为日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古典短诗,由十七字组成,要求严格,受季语的限制。至今不过五百年历史的俳句,与中国文化却有着很深的渊源。唐诗对日本俳句的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俳句大师松尾芭蕉正是借鉴了唐诗丰富多彩的词汇、巧妙奇特的构思以及审美意境,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学风格"蕉风"。本文旨在梳理"蕉风"的形成与中国文化的渊源,探讨芭蕉对这些中国文化元素的吸收、同化及如何将其融入到日本本土俳句之中,形成自己的别具一格并影响深远的文学风格。     

释“幽玄”——对日本古典文艺美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的解析

"幽玄"是日本古典文论中借助汉语而形成的独特的文学概念和美学范畴,至少在公元12至16世纪约五百年间,"幽玄"不仅是日本传统文学的最高审美范畴,也是日本古典文化的关键词之一。如果说"物哀"是理解日本文学与文化的一把钥匙,那么"幽玄"则是通往日本文学文化堂奥的必由之门。"幽玄"概念的成立主要是出于为本来浅显的民族文学样式"和歌"寻求一种深度模式的需要,以此促使和歌、连歌、能乐实现雅化与神圣化。"幽玄"是日本贵族文人阶层所崇尚的优美、含蓄、委婉、间接、朦胧、幽雅、幽深、幽暗、神秘、冷寂、空灵、深远、超现实、"余情面影"等审美趣味的高度概括,并体现于能乐等各种文学艺术样式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陶醉在"东洋的趣味"中--论陶晶孙早期以日本为背景的域外题材小说

本文认为,陶晶孙的域外题材小说不论思想意蕴还是艺术形式,在现代文坛上都是独异的,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混血儿".他的那些以日本为背景的小说,鲜明地体现出了作者在日本"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文化意蕴;而回国后的陶晶孙最终也未能摆脱日本文化的"阴影",始终被排斥在中国现代主流文化之外.他的文学创作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成分实在太少,倒应该说是日本"物哀"、优美等文学传统与西方现代情绪和技巧相结合而产生的"杂种".由此,决定了陶晶孙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孤寂的命运,也决定了他小说创作的奇特风格与不足.     

道真文学与白居易诗歌

菅原道真是日本平安时期的著名诗人。在日本时代风潮和儒家诗教的影响下,作者接受了中国白居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文学主张,创作了《寒早十首》、《舟行五事》等诸多贴近社会、关注民生的现实主义作品;白居易对"世路"、人生的观察与思考使道真进一步加深了对人性的认识,从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与内涵。论修辞,道真亦从白诗中汲取了大量滋养,表现出平易而不失雅致的诗风。概言之,道真文学从主题、意境到语言表现都受到白诗的浸润,两者的关系至为密切。     

1907:周作人"协和"体验及与鲁迅的异同--论1907年的鲁迅兄弟与现代中国文学之生成

1907年前后,用作人与鲁迅在日本的异域体验已经预示了中国文学现代演变的重要新质;如果说,鲁迅以其"入于自识"的选择标示出了这一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高度,那么周作人与日本"协和"的体验则导致了他对于这一异城文化的更深入的理解和认同,除了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比照之外,用作人与鲁迅的不同也在某种程度上埋下未来兄弟殊途的线索.当然,无论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日本体验有多大的差别,在当时却都较一般的留日中国学生更为深刻和更有远见,因此这些出现于1907年前后的文学活动(包括<新生>的尝试)实际上包含着他们之于中图文学现代转换的深刻认识.     

全球化语境中老舍创作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彰显与融合

老舍的作品既含有本民族文化、文学的独特价值,又建有与外民族读者欣赏需求相沟通的渠道,展现了在人类文化、文学进入多元并存、交流互动时代强有力的外向冲击力,他的作品中蕴含着深刻的民族意识和现代意识。     

谊情不尽歌未歇——怀念吉川幸次郎先生

吉川幸次郎先生与世长辞一年多了。我以深切怀念之情,把吉川先生的遗诗《访昭陵》送到《人文杂志》发表,追忆和先生相识的经过,以及与先生诗、书往还的友情,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吉川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日本的文学博士、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他生前在京都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又是日本中国学会理事。他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研究,著有《支那人的古典及其生活》、《中国文学入门》、《元杂剧研究》等。他特别喜爱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作品,也善于写诗,并有研究杜甫的专著《杜甫私记》。这些作品,在日本曾经广为流传,影响所及,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朝鲜时代汉文小说》用典考

<朝鲜时代汉文小说>是韩国当代学者林宪道精选收录的李氏朝鲜时期九篇汉文小说编辑而成的.自古以来,中国的"四书五经"、史传和部分文字、文学作品在朝鲜半岛的流传,不但推动了当地文化的发展,而且对朝鲜(韩国)文学的发展也产生深刻影响.在朝鲜时代的汉文小说中,大量地引录、运用或化用、转用中国古典诗文中的词语、典故是一大特色.本文以林宪道所收录的汉文小说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内容、语言等方面对中国古代典籍、诗歌、小说中典故、成语等的运用与借鉴,以此揭示朝鲜时代的汉文小说与中国文化、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     

走向“后诺奖”时代——也从莫言获奖说起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后诺奖"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有三个问题亟待继续思考和讨论。首先是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的问题。一方面,莫言的创作与其说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不如说受到翻译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莫言的作品又吸引了一批翻译家,将他的作品翻译成各种外文,在全世界传播和接受。第二是文学经典与文学标准问题。诺奖的标准并不等同于文学的标准。最优秀的作品是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的作品,这些文学经典绝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定的结果,它应该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和标准。第三是"诺奖"之后的问题。莫言获奖之后,中国作家没有了"诺奖"的焦虑,应该可以成为更加纯粹的作家,这样他们不仅越来越接近乃至超过了"诺奖"的标准,甚至可以参与创建文学的标准。     

“民族风格”的建构和英雄的“革命”传奇——论《林海雪原》的古典浪漫的民间叙事

作为20世纪50年代的红色经典,《林海雪原》的"民族风格"和"传统色彩"是作品较为突出的文本特征,与此同时,作品以"传奇"来言说"革命"与"英雄"的时代文学烙印也是显而易见的。本文拟以浪漫主义文学为观照视域,在关注作品古典浪漫的民间叙事品格的同时,将《林海雪原》的"民族风格"与"革命"话语的融合、冲突做一些细致的分析。     

废名与六朝文学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极具个性色彩的作家,废名对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一向情有独钟,尤为偏嗜六朝文学。谢灵运、陶渊明、庾信等六朝人的诗文作品与大行于其时的佛道思想,不仅为他提供了重要的写作资源,也使他的作品富有六朝风致,即在充满了恬淡的田园风味的同时,也濡染上了深厚的隐逸色调。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抒情诗化小说的滥觞,对当代文学创作依然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自我"、"纯诗"与"人生":发生学意义上的中国现代诗学本质观的三个视点

在现代中国文化裂变的大背景下,"自我"的确立可以说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自我表现诗学本质观的确立,而"自我"的演变也直接影响到自我表现诗学本质观的演变."纯诗"论的产生,一方面导源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另一方面是受到了世界诗歌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人生"论诗学本质观的产生,则一方面是导源于社会现实的急迫需要,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和西方文化、文学相互激荡和衍生的结果.无论"自我"论、"纯诗"论或"人生"论,它们都有现代中国自己的个性和特点.     

论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面向

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开始并延续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首先,现代中国文学以对传统的逃逸和否定为前提,来开辟转型的道路;其次,经历了从欧美到俄苏的不同选择,现代中国文学以革命化来承载现代化的追求;再次,文学民族化是"落后"的非西方地区文学的特有问题,现代中国文学以大众化来保证革命化的方向,同时也充实民族化的内涵.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特色.不仅为世界性的文学现代化史提供了新的例证,更是现代中国为创建新型的民族文学所作的不懈努力.     

《长恨歌》中的“芙蓉”与“梨花”意象探析

"芙蓉"与"梨花"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经常出现的两种意象。本文对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出现的意象迥异的两种花——芙蓉和梨花展开分析,重点阐述它们在诗中所包含的文学意蕴以及在文学叙事方面的重要功能。     

古典诗词与中国当代影视作品的诗意化走向

对于电影这门被称为"第七艺术"的最年轻的现代艺术而言,代表中华文化精髓的诗骚传统同样浸润其中,并引导着中国电影艺术的诗意化走向。中国古典诗词所包含的优美和丰厚的意蕴,不但使电影作品具有气质独特的古典美学风韵,而且潜移默化地提高了欣赏者的文化品位,同时,电影作品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也有助于保持民族艺术的独立性。     

中国现当代文艺视野下的"国家形象"建构

自20世纪以来,随着古典中国形象的破灭,中国文学开始了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不断寻找与重建.这种重建既是危机中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理想中国的审美性想象,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在遭遇西方文明入侵时,被迫选择新的发展道路.从本质上来看,这是中国文化传承与复兴的内在需求,也是中国社会推进实现现代化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