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治道思想研究——基于"本朝百年无事"叙述维度的双重性

到宋仁宗嘉秸时期,北宋的稳固统治已历百年,宋儒开始频繁地通过"本朝百年无事"叙述来表达他们的政治意见.这一叙述包含两个维度:一是描述性叙述,表现为美化本朝政治,增强过去的治安与现在的弊病的对比,藉以讽谏人君居安思危,保守祖宗基业;一是解释性叙述,亦即解释"本朝百年无事"的历史成因,从中提炼符合现实政治需要的治道准则,用以规范本朝政治的发展.虽然描述性叙述作为政治讽谏的一种方式,一直被宋儒延续下来,但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展开,解释性叙述逐渐成为主流.在对"本朝百年无事"成因的解释中,王安石提炼的治道准则,开启了北宋变法改革的大门;而其他人提炼的治道准则,却悄然关闭了宋代变法改革的大门.宋儒的"本朝百年无事"叙述,是考察宋代政治与文化演进的一个有益视角.     

守先待后——清儒的一个重要面向

＂守先待后＂指的是特定政治生态环境中,得君行道不可能的情况下,儒者守护先王之道以待后之来者的一种生存目标。清代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士人少有机会＂得君行道＂,又不可如明代士人那样＂觉民行道＂,所以如戴震这样仍＂以道自任＂的,只有＂守先待后＂,通过考据或义理解释先王之道。     

儒学“觉民行道”的路径选择——兼论泰州学派对宋明理学的超越

儒学之最大特征是"美风俗","致君行道"与"觉民行道"是其两条基本途径。而由"致君行道"到"觉民行道"的转变是宋明儒学发展的重大特色,也是中晚明的泰州学派思想与实践的价值旨趣所在,也是其对宋明理学发展的内在超越。文章认为,依据泰州学派思想内在发展的逻辑,其"觉民行道"的主要路径表现为"百姓日用即道"的本质论与"即事是学,即事是道"的方法论。     

摆脱秦政:走向共和的内在理由

晚清士人对共和制的接受有着极其重要的内在理由,即基于传统思想中理想的政教典范而对秦以来君主制政治的批判。大同、小康与无君这三种传统政教理想,虽然旨趣各异,但在后世的继承者那里都被用来反对秦政,因而在晚清都能发挥批判现实政治的力量。尤其是经过宋儒特意阐发的大同、小康理想,在中国走向共和的现代历程中影响巨大,但随着历史进化论的强势流行,宋儒在阐发大同、小康理想时提出的以道观史的历史哲学和弘教行道的实践主张,都被彻底放弃。     

"民贵君轻"说的盲点及其他——兼与"以人为本"比较

"民贵君轻"不是一个命题而只是一个话题,是孟轲由此出发来肯定其核心观点"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由头.这种"得乎……而为……"句式,潜藏着以民为工具而以天子为本的奥秘.它与"养民"说、"诛一夫"说,与"王道""仁政"和"与民同忧同乐"主张相表里,贯穿了<孟子>全书.作为口头禅的"民贵君轻",就是"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盲点.它遮蔽了此话题所有关于"以天子为本"的实质内容.为深入考察,本文分析了孟轲的教育背景、游说对象和心理动机,也追溯了孟轲之前"民为邦本"说、"民为君本"说和所谓的"以民为本"说之源头,指出了其间一脉相承的联系.与此同时.还将具有宗法性和皇权主义特征的"民贵君轻"说与具有现代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以人为本"施政理念做了比较.并说明了根本差异.     

《圣学心法》与明成祖治国理念的表达

明成祖御制《圣学心法》是明初官方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取法唐太宗《帝范》及宋儒编集的多种帝学书,以洪武朝《储君昭鉴录》、永乐初《文华宝鉴》为基础,逐步发展成型。内容涵盖"君、父、子、臣"四道,并以君道为主,重点阐明成祖时期的治国理念。其结构以《大学》为纲,宋儒"心法"为理论内核,旨在为后世君主提供治国法则、历史经验与理论指导。《圣学心法》在近世政治思想史中有关键地位,它体现了君主理论与儒家伦理的高度结合,是明成祖君师职责合一思想的确认及其对治统、道统关系的处理结果,对后世的帝王之学及政治思想影响深远。     

论明代阁臣在君臣冲突情境中的行为取向——以李东阳、费宏与王锡爵为中心

在明代君臣冲突情境中,一些阁臣采取“委曲将顺,乃克有济”之道事君.此种行为取向以阁臣顺从皇帝主张,反对同僚强谏,又积极救护因谏诤而获罪的官员为基本特征.关涉阁臣此类行为取向的舆论评说褒贬不一,贬辞责其不能去位以明大臣气节,褒论则着眼于其能留任以护持时局.明代阁臣的此种行为取向与该时代中枢体制变迁有内在的关联.这种行为取向的存在,使得帝制框架内的士大夫政治获得了必要的弹性,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然于同官立朝之道,终究在一定程度上注入了谀君的气息.     

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与宋代政治文化

君臣论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代表了宋儒关于君臣关系的认识。胡安国主张"人主大臣为一体",并将其理解为"一心"、"天理",体现了宋儒政治主体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的深刻关联。胡安国主张"大臣任大事",以"卿大夫"为"国君之陪贰","列国之卿"是"其君所与共天位、治天职者",体现了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特征。     

"至道三年避真宗讳"考

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卷五"数朝同讳例"中的"宋至道三年避真宗讳改"一语,颇引起读者的疑惑,似是父避子讳.实际上,这是新君未改元时在旧君年号中避新君讳,是理所当然的事.这种现象不但多出现于北宋时代,在其他朝代中也应该是常见的,在避讳学上值得特别注意,读史时也不可忽略.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些治史的启发.     

"杨近墨远"与"为父绝君":古儒的国-家观及其演变

孟子"辟杨墨"在先秦思想史上很著名,也是理解儒家定位的一个重要坐标.但是<孟子>文本中的"杨近墨远"倾向却引起后世的许多歧见.笔者将此事置于"周秦之变"的社会背景中,参考各家解说,认为这场思想冲突的实质是当时社会变迁所涉及的最根本性的问题即权利问题.孟子辟杨墨,并非是要在杨、墨之间搞折中.对"拔一毛"之权属谁的问题,古儒的主张是个人及"天下"皆非本,即在权利问题上既反对个人主义也反对大共同体主义.这与郭店儒书中所谓"为父绝君"的说法一样,体现了古儒的小共同体本位政治观.把这种观念褒为"天下主义"、或者贬为"特殊主义"都是不对的.应该说孟、杨、墨都提出了一套普世性的伦理规则,就此而言他们都有所谓"天下主义"情结,但是三种规则彼此冲突.而古儒的小共同体主义与杨朱个人主义的距离相对较近,与墨翟及后来的法家两种大共同体主义的距离更远.理解这一点对认识中国传统后来的发展及当代的转型都有重要意义.     

古典美的"含蓄"与现代美的"过度"——看青春版《牡丹亭》的都市巡演

在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的全国巡演中,古典美的"含蓄"与现代美的"过度"形成尖锐冲突.前者呈现了较多的自然主义、简洁主义与非科技主义的古典艺术倾向与内在特质,后者则相反.这种冲突使以"过度"为内在特征的现代美学经验获得了反观自身的比照维度,提示了生活在"过度"性"美学暴力"之下的现代人美学经验与生活的贫乏、疲惫,以及这种贫乏与疲惫背后审美期待的些许空白.     

论儒家"孝治"司法实践中"孝"与"法"的矛盾冲突

自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后,儒家孝道伦理便逐渐演化成为一系列"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其中,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遏制各种不孝行为,采用司法手段严惩不孝犯罪,是"孝治"施政的重要方面.由于"孝治"与"法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施政手段,因此,儒家"孝治"原则付诸历代封建王朝的司法实践,往往程度不同地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的结果,通常是"法"屈从于"孝",封建法律原则或司法理性被儒家孝道伦理所扭曲,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常见现象.     

宋儒的佛教识度与儒佛关系

正关于宋儒的佛教修养问题,历史上有过观点完全相左的评判,这种相左的评判逼迫我们思考:宋儒的佛教修养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形?宋儒对佛教的认知、理解的范围和程度究竟如何?宋儒对佛教的评价是否准确?在探索这些问题的基础上,进而对宋代新儒学与佛教的关系予以参考性判断。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对宋儒的佛教修养有过这样的评论:"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     

屈骚中的"自疏"与隐逸文学的萌芽

屈骚中曾多次流露出"自疏"的情绪,这是诗人在君昏世浊、美政理想不得实现的困境中,经过激烈的内心冲突之后所作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大致而言,屈子之"自疏"又包括"退修初服"与"去国远游"两大内容,比较接近于儒家隐逸思想.尽管诗人最终是"死而不容自疏",但若从隐逸文学史的角度看,屈骚中的"自疏"还有渔父形象及其"设词以寄意"的文学表现方法都影响到后世隐逸文学,可视之为隐逸文学的萌芽.     

行道与守道：元至明初文人人生模式的生成与转换

元明两代的文人由于受到宋代以来理学观念的影响,同时又面对朝代更替、民族冲突与融合以及各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为了坚守自己或行道或守道的人生信念,必须作出出仕与归隐的选择,并由此形成其不同的人格心态,同时也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元代文人因民族矛盾所导致的政治边缘化的现实,造成了他们的旁观者心态,并构成其入仕而难有作为的行道理想失落与归隐山林而仍坚守儒者立场的"隐儒"身份。入明后的文人尽管有了出仕行道的机会,却遭致的是忧谗畏讥、动辄得咎的尴尬境遇,而更多的人依然坚守儒者的理想而隐居山林,这不仅使得他们的政治热情迅速减退,政治理想最终归于幻灭,同时也使他们复归大雅的文学理想成为泡影。     

"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成因及后果

通过对当前我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情况的社会调查结果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表现出一种"向下"偏移以及"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特点.这与我国社会结构中"中间阶层"萎缩的客观状况是一致的,喻示着一种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人们的阶层认同状况对其社会公平感、社会冲突感和冲突行为倾向都存在相当显著的影响."中间阶层认同"的缺乏,已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一种隐忧.     

"理欲之辩"的近代价值嬗变:以康有为"理欲观"为中心的考察

康有为提出"天欲人理"说对宋儒"天理人欲"说予以反驳.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传统"理欲之辩"作出新的诠释表征了近代价值观的变革.康有为对欲望的肯定是建立在价值观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双重基础之上的.从价值观变革看,针对宋明儒学过度压制人的感性欲望,康有为高度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其近代启蒙意义不可抹杀;从现实生活看,近代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进步为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提供了可能.     

元明艺术思维中的民间色素对"理"与"情"的重注

元明之际,中国艺术思维虽承前朝而来,仍受到宋儒的影响,但元蒙时代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国传统礼文化的冲击,反而促成了将艺术思维引向民间.至明代,民间色素进一步对"理"与"情"作出重注,祝枝山、徐渭、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更是大胆地解构着儒家道统,明代民歌,尤其是情歌,可谓彻底摆脱了礼法之定规,为激活艺术思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孔子之"道"今析--以《论语》为例

孔子之"道"充满道德意义人道以"仁"为核心,表现为忠恕之道,为人处世要依"礼"而行;天道即天命,决定个人的最高价值是对他人和个社会的贡献,促使人终身追求"道",并在行道过程中,实现从"修己"向"安百姓"的过渡.这是孔子之"道"由个人观向社会观的提升,对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班固"露才扬己"说的再认识

班固作为楚辞学者有独到的贡献.他的"‘露才扬己'说",揭示了屈原悲剧的性格原因.屈原性格是"露才扬己"与忠信爱国的矛盾体,而当时的楚国不具备让这种性格和谐发展的环境,因而屈原性格的冲突越来越尖锐,"露才扬己"的方面越来越突出,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不过,"露才扬己"说过于强调屈原的性格因素,对楚王及其群臣的批判不够.这种观点的产生与班固的性格及他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