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侵略的再认识——19世纪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探析

19世纪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 ,传播了大量的西方文化 ,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这是外教报刊在客观上产生的积极意义 ,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外教报刊在华的作用 ,不能简单地把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说成是“文化侵略”。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外教报刊的作用及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评西方传教士《论语》翻译的基督教化倾向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播福音和归化中国.为了更好地为传教服务,他们中的许多人进行儒经的翻译和研究.传教士翻译<论语>的动机是要从该典籍中找到基督教是真理且优于儒教的证据,并证明耶儒有相通之处,进而用基督教代替儒教.传教士翻译<论语>的策略是对儒学作"神学化"诠释,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     

1844—1858年外国传教士对中国内地的渗透

在外国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关系史中,一八四四年与一八五八年是两个关键性的年份.前者,因《黄埔条约》的订立与天主教弛禁,使外国传教士得以在"五口"建堂传教,揭开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的新篇章;后者,因《天津条约》的签订,使西方教士如潮水般地涌入内地,直至穷乡僻壤,终于结成了外国宗教势力与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关系网,严重影响了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安定.但有关这两个关键年份之间的十余年中,外国传教士的活动     

从文化交流背后的冲突来看"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是中国基督教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它不仅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有很大影响,也激发了西方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认识.对这场争论进行溯源,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扩张、宗教改革、政教关系等等因素的作用,但贯穿始终的是中西方这两种本位主义文化背后潜在的观念冲突.冲突既存在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之间,也各自存在于西方传教士之间和中国士大夫之间,而且自传教之初就已经存在,在其他的因素的作用下一步一步彰显出来,直至最终激烈的争论的爆发.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的天主教儒学化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入我国。为了在中国传播天主教而又避免与儒学的冲突,西方传教士进行了天主教儒学化的尝试。“合儒”和“补儒”是这种尝试的主要内容。“合儒”即从先秦儒家经典中摘出与天主教相似的词句、段落,以证明两者的相互契合。“补儒”即在伸张先儒真谛的旗号下,用天主教神学来驳斥宋明理学,认为宋明理学以理和心为世界的本体,抹杀了造物主上帝的存在。天主教的儒学化是以坚持天主教的出世理想和信仰主义为基础的,这与理性主义的儒学在学理上有着根本的冲突。西方传教士并没有从学理上沟通、调和两者的差异,因此天主教儒学化的尝试是浅层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尝试并不成功。     

五四时期西方"中国通"的尊孔观述评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一个尊孔复辟的中外反动文化大同盟.以传教士李佳白、李提摩太、殖民主义者庄士敦等为代表的"中国通"纷纷来华"讲学"、"访问",发表了他们的尊孔观,呼应中国的尊孔逆流.虽然,西方"中国通"的尊孔观不同于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旧文化的尊孔观,但是,他们对于中国旧文化借尊孔复辟,抵制、阻碍新文化运动乃至民主主义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反动作用.     

传教士东来与西学传播

从唐朝初年到清朝灭亡千余年间,中西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和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外来传教士执行不同的政策,决定了传教士进入中国的逆顺难易有所不同,在中国所处地位和作为也不尽相同。传教士东来经过了从时断时续发展到持续不断,从以个人来华、在上层中间活动为主发展为以团体来华、深入民间活动为主的历史过程。传教士东来中国不仅手捧圣经,同时也负载着西方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具备在较高层次上从事文化交流的某种素质和条件,除了传播"福音"之外,还参与了众多的科学文化活动,扮演着传播"西学"的重要角色,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传教士报刊与晚清报刊诗词演进

在报刊诗词发展过程中,传教士报刊及其刊发的诗词作品值得深入考察。《东西洋每月统记传》时期,外国传教士刊发诗词意在将诗词与西方文化、宗教相攀附,以达成其传教目的。但这一时期传教士报刊刊载诗词不但较少原创作品,创作水平也较低,同时还表现出为了传教强说诗,而诗作本身并不承担传教等功能。《万国公报》时期,传教士报刊刊发诗歌的原创性大大增强。一大批中国传统文人如沈毓桂等人参与到办刊活动中,报刊的传播力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郑观应、康有为等人便深受《万国公报》的影响;另外,报刊刊载诗词开始表现出交际应用等独立的功能性。而到《中西教会报》时期,刊发诗歌的社会功能更为明显,晚清中国社会中兴起的重要社会运动皆在《中西教会报》报载诗词当中有所反映。透过传教士报刊诗词,可以发现外国传教士的活动与中国社会之互动逐步深入的过程,同时,传教士报刊诗词与传教活动的联系日益密切,也说明诗词已经成为具有重要传播效果的报刊刊载形式。     

试述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简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中,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开明的士大夫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些人群在当时的活动,为后人了解和研究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通过综述这些人群栽体的活动,了解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性与意义。     

文化侵略的工具文化交流的媒介——论近代在华基督教传教士报刊的文化意义

十九世纪 ,活跃于中国报坛的基督教传教士所办报刊 ① ,无疑是西方列强文化侵略的工具 ,但它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和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 ,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近代报业文化的引入　　十九世纪初期 ,当表露了西方近代报业文明的传教士报刊最早出现于东方之际 ,清帝国统治下的中国报业 ,仍然是封建官报的天下。自封建官报之后 ,又产生了民办的小报和《京报》。小报的出现 ,虽然突破了官方新闻传播的垄断和封锁 ,揭开了中国民间办报历史的第一页 ,但是作为非法报纸 ,面对无休止的封建限禁 ,终难实现自身的完善。而对社会公开发行…     

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儒学观

西方传教士认识到要成功地推进基督教的传播,必须理解、尊重与适应中国文化,对基督教作出适应儒学、适应中国文化的必要的变通与调适,故提出了“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并从调和、会通基儒关系的角度对儒学进行诠释。传教士的儒学观作为一种来自异域文化的比较审视,对于我们体认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历史价值具有借鉴意义。     

坚持政治家办报原则努力实践"三个代表"

坚持政治家办报,集中体现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它是新闻工作的根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精髓.在当前形势下,坚持政治家办报,应当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党性与新闻规律的统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搞好新形势下新闻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新闻工作者要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在理论武装、素质提高和实践探索方面提供有力的保证,不断提高舆论引导水平.     

"仿真叙事":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去现实主义化"——一个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关键词在中国的话语个案

在中国后新时期批评话语中,受鲍德里亚超美学关键词"仿真"术语影响而产生的"仿真叙事"概念影响甚广.与"仿真"在西方语境中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功能不同,汉语批评语境中"仿真叙事"术语的基本目标与功能在于"去现实主义化",即解构"现实"、"本质"和"真实"等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论基本观念.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话语个案,"仿真叙事"这个术语呈现了中国当代语境与西方后现代文论在文化交往和诗学对话过程中流传、模仿、挪用与重构等复杂的话语关系.     

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时期的赈灾活动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积极参与"丁戊奇荒"赈灾.在他看来,赈灾是手段,传教才是最终目的.他提出根除灾荒的开矿、修路等理念,实质是传播西方文明.他的赈灾行为,直接使灾民受益,赢得了灾民的尊敬.他亲临实地的灾情报告警醒了《申报》,在《申报》的报道中,李提摩太等西方人成为赈灾的榜样.他救灾的善举得到了清朝官员的承认与支持.日后李提摩太之所以能够广泛涉足中国政治,与他赈灾获得的社会声望密切相关.     

论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晚清社会的“文明化”虚构

19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之余,逐渐将以宗教改革中国社会作为目标,涉入中国社会的变革进程。他们通过报刊、出版等大众传播方式构建其公共话语空间,试图创造和传播一种新的符号秩序。在这一符号秩序中,美国传教士将中国视为被拯救的对象,试图以基督教化的美国社会为"模范",对中国进行"文明化"改造。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的"文明化"改造以基督教为出发点,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国的基督教化,这与中国自身的发展目标南辕北辙。美国传教士以西方中心观为主导的发展构想最终只能作为"他者"的符号秩序而始终停留在外表,无法真正进入到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中去。     

林乐知在华的文化活动

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在华活动及其特点可以看到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特殊现象,这就是众多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结果是其追求的基督教文化并未真正在中国生根开花,而服务其传教目的的那些西方的教育、科技、新闻出版等先进的文化却得到广泛的传播.这种"种瓜得豆"的文化现象反映了世界文化交流中较特殊的一面,也说明宗教文化的传播必须有科学的传播机制和良好的接收机制,二者缺一不可.     

中国古代"外国志记"与亚洲视域之形成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华夏-四夷"的"中国中心"观被印度的"洲"及"四国"世界观所冲击,形成了有别于"四夷"的"外国"视域,并以"志""记"(合称"志记")的撰著形式加以呈现.各时代"外国志记"及外国视域的依托背景各有不同.晋唐时代主要依托佛教,宋元时代主要依托国际贸易,明代(前期)主要依托政治外交.晋唐时代求法僧"志记"所呈现的主要是中亚南亚的"佛国",宋元明时代的"外国志记"所呈现的是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通商各国,都属于"亚洲-东方"世界,而对西方(欧美)世界则记之甚略、知之甚少,因此,上述"外国志记"中呈现的并非完整的世界视域,而只是"亚洲(东方)视域".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外国志记"与"中国的东方学"联系起来加以关联考察的理由.从中国的东方学史的角度看,这些"外国志记"构成了中国东方学的史前史形态.     

“中体西用”再论

"中体西用"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向西方学习的一种模式和原则,它的提出迈出了中国文化创新的重要一步.但"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清末许多改革活动,都无法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相对于主张民权、民主,实行议会民主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中体西用"论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     

西方传教士与京师大学堂的人事纠葛

京师大学堂成立,丁韪良出任西学总教习,传教士担当了重要角色.但既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国家教育自主权所在,又不许外人过多染指.于是在如何利用西方传教士问题上存在纠葛.庚子事变后,人事有重大改组,传教士被集体辞退.此举意义重大,西方传教士对大学堂的直接介预,或从京师同文馆起对中国最高官办教育机构的直接干预至此告终.同时开始了京师大学堂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到东,即由欧美而日本的转变.     

近代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迅速发展原因之分析

近代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迅速发展,除了"医务传教"的传统得以弘扬以外,还有诸多原因.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及其对外扩张为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鸦片战争及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16-19世纪西方医学的发展,相对于中国传统医学而言,已具备了明显的优势;那些非传教士西人在中国的医药活动,也给传教士医药事业提供了典范;此外当时中国的战乱、瘟疫等灾难频繁,也是基督教在中国医药事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