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战争”与“反恐战争”关系辨析

国内学界过去对美国国内的文化战争和国际上发动的反恐战争分别作了一定的研究,但对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新保派发动反恐战争的国内根源却很少进行深入的考察.本文从国际政治是国内政治的延伸的角度,对这两种"战争"作了比较分析,指出尽管文化战争和反恐战争在发生的时空以及所采用的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新保守主义参与或发起的观念战争,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根源、思维方式.二者不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而且存在相互依赖和彼此促进的互动关系.     

论春秋“出奔”现象中的亲亲之道

亲亲之道是先秦宗法社会最基本的社会机制与政治传统。它体现在“出奔”这样的恶性政治事件中。具体而言,出奔中的亲亲之道体现在春秋贵族对出奔的理解方式、出奔中的礼制、宗国对出奔者的处理方式、受奔国对来奔者的受理方式等方面,其实质是为了维持宗法社会的自身稳定,体现出宗法社会鲜明的特色。先秦儒家赞成在出奔中采取亲亲之道,在这一点上,《春秋》三传的史评取得了一致。     

从“春秋书法”到“春秋笔法”名称之考察

从历时的角度通过对“春秋笔法”诸项别称,如“春秋书法”、“书例”、“释例”、“义例”、“义法”、“春秋凡例”、“笔削”等的一一考察,认为这些名称在实质上都有共通之处,“春秋书法”是等同“春秋笔法”的,“春秋大义”经过历代的阐释和发挥,其名称逐渐走向一致,“春秋笔法”的称谓亦逐渐取代其他各种称谓成为了一致共识。     

春秋“流亡婚姻”考述

据统计,春秋"流亡婚姻"共10起,涉及11国28人次,其成因分为流亡者流亡和与流亡者通婚两个方面。前者是君权和公子及卿大夫集团的矛盾,后者是要利用流亡者为本国利益服务,其结局分为"返国为君"、"定居为仕"、"赋闲定居"和"最终被杀"四个类型。通婚对流亡者的政治前途有重要影响是其显著特征,"流亡婚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春秋时期民族融合、婚制以及妇女地位等状况。     

“春秋决狱”研究述评

文章对学术界关于“春秋决狱”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概括为六种不同的观点,即“应用习惯”说、“判例法”说、“否定”说、“肯定”说、“轻刑”说、“衡平”说等。文章赞成“否定”说,并详述了理由。同时认为,“应用习惯”说、“判例法”说、“轻刑”说等也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值得重视。     

刘歆的春秋学思想新探

对于刘歆的春秋学,向来认为其是左氏学,并且把其与公羊学、穀梁学对立起来。从现有材料来看,刘歆的春秋学虽然以左氏学为主,但并不意味着其排斥公羊学和穀梁学,因为可以发现其有引用《公羊传》《穀梁传》的情况。刘歆之所以推崇《左传》就在于在他看来左丘明受到孔子的亲自教诲,而《公羊传》《穀梁传》的作者则出于七十子之后,因此他们之间有着“亲见”与“传闻”、详细与简略的区别。这样看来,《左传》毫无疑问要优于《公羊传》《穀梁传》。刘歆对于《左传》的贡献在于其“引传文以解经”,以《左传》来解释《春秋》,使其与《春秋》经文相对应,并创造了左氏学的义理,从而使得左氏学章句、义理都很完备。刘歆的春秋学不仅表现在左氏学的义理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其对《春秋》的总体看法,即认为《春秋》是一部反映“天人之道”的著作。     

从“以礼为固”到“兵以诈立”——对春秋时期战争观念与作战方式的考察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阶段,这在军事领域也有显著的反映,主要表现为战争指导观念发生根本的变化,即由崇尚“军礼”转变为提倡诡诈权变。与此相适应,当时的作战方式也有了明显的变革,战术运用呈示出新的面貌。战争实践的进步和兵学理论的发展互为前提,相辅相成,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已趋于成熟。     

春秋争霸与中原“礼”文化传播之特征

春秋争霸能否成功 ,除开经济、军事等物质因素外 ,还有一个重要条件 :即霸主是否具有中原的“礼”文化素养。春秋争霸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原“礼”文化向四夷传播的过程。其文化传播呈现以下特征 :阶段性传播、借助中介传播、呈现东南蛮夷方向传播。中原“礼”文化传播的结果为战国时期华夏文化的全面融合及关东六国一体共同对付秦国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论王船山之“道”的历史性特征

王船山的思想体系是以道为核心的,船山之道绝非一个抽象孤绝、高高在上而超然物外如上帝之类的实体,而是一历史性的活动。此一历史性活动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即道以阴质阳神相协的特殊结构构成的器物为载体在空间中开展自己,又与时间性结合为一在时间中开展自己。道之开展的两因素论表明,道之历史性是对器物生成所表现的生命性与时间性的统一。道之开展的可能就在于道之历史性的实现。历史性正是船山之道的灵魂所在。     

浅析美军“心理战”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运用

现代战争中心理战的作用愈发明显,美国在心理战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刻,尤其是将其运用至世界大战乃至区域战争之中,取得显著效果。心理战的运作,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是发展趋势,各国愈发注重心理战的学习和研究。心理战相关理论出现较早,但未具体明了,直至现代战争中,才将心理战逐步发展起来,美军在心理战方面的研究无疑是世界前列,其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心理战运用,为其军事上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新形势,中国必须重视心理战领域的学习和研究。     

老子之“道”的诠释

本文从哲学上把老子之"道”的涵义分为三层,即本原之道、境界之道和理则之道,认为老子之"道”既是世界万物的最后根源、世界万物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凭借和根据、法则和道理,又是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和理想.     

从“道言之悖”管窥道家言说方式及其哲思

“道不可道”乃道家哲思的第一悖论。“道的超验本性”“语言的局限”和“言说者的‘成心’”乃“道不可道”的三个主因。作为一种哲学史上的事实,道家以其“强为之容”的诗意言说方式,以古言今、以虚言实、以事言理、以象言意、以身言境,较有效地克服了“言尽悖”的宿命式“道意”遮蔽,填平了“道言之悖”的理论鸿沟。道家诗意言说的背后隐藏着“向道而思”的思维密码,包括基于体悟的直觉思维、基于“对反”的辩证思维和基于模拟的意象思维。     

论春秋诗用的方式与诗教

春秋诗用的方式,按照<左传> <国语>诗用的惯用素语可以分为:言语引诗、礼仪赋;诗、交际解诗、典礼歌诗和评论用诗.春秋的诗用方式对于"诗教"的发展都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关系直接的是言语引诗和交际解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品德优劣、行事对错、政治是非、社会治乱的判断参照的,是把<诗>对人物、事物的褒贬当作衡量一切的依据,当作论辩说理的理论依据,其实际就等于是"诗教",是西周礼仪"诗教"和教学"诗教"的外展,是西周"诗教"理论的社会实践.关系颇为间接的是礼仪赋诗和典礼歌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一种特殊的交际工具,藉此表达思想情感和交往意图.     

论王夫之春秋学的“尊霸”思想

王夫之的春秋学继承家学,对宋胡安国《春秋传》"尊王贬霸"之说,和程朱理学的"义利""王霸"之说进行匡正。王夫之从"华夷之辨"的角度出发,提高霸主的地位。他明确提出《春秋》"天下之事"而非"王者之事";《春秋》予霸,霸主有征伐和刑罚的权力,代替天子主天下之事;春秋之世,"不可一日无伯"。王夫之的"尊霸"思想,颠覆了传统经学的"尊王"体系,与明末清初"民族"观念的兴起联系紧密。     

浅析《春秋穀梁传》的“内鲁”思想

《春秋穀梁传》中存在浓厚的“内鲁”情结。但是与《公羊传》“王鲁”、“当新王”的思想不同,《穀梁传》的“内鲁”观念首先是对《春秋》书写记录的技术性方式的客观反映;其次,“内鲁”体现了宗法秩序下血缘性的亲疏情感;再次,“内鲁”还与周公及周礼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内鲁”在文化意义上是对周礼精神和内容的抢救与尊重,显示出一种文化认同和政治秩序的意味。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考辨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历来为千年来的学术公案。或以为王安石尊《春秋》,故无“断烂朝报”之说；或以为王安石贬《春秋》,而有“断烂朝报”之说。笔者认为,王安石是轻视《春秋》的,且也说过《春秋》为“断烂朝报”之类的话,但是, 王安石所言《春秋》为“断烂朝报”是特指其弟子陆佃、龚原对《春秋》的注释,而非孔子删削之《春秋》；对于孔子删削之《春秋》,王安石虽不甚尊崇,但作为封建士大夫王安石不能也不敢公开诋诬之。王安石之所以轻视《春秋》,是因为《春秋》的主旨与其变法思想相抵触。     

“春秋”名义与王道精神之彰显

从考察“春秋”的名义出发可知,“春秋”之名最能体现王道之思想,“春秋”之名称能够在历史的衍变中继承下来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经过选择之后的必然。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歧解辨正

《道德经》首章首句"道可道,非常道"六字对于理解老子之道极为紧要。千百年来,人们对此句的解释存在严重的分歧甚至根本对立。依次辨析几种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解释,诸如"道不可言说,可言说之道非恒常之道""道可言说,但非恒常不变"等,从而可以知道,这些解释均是未得老子本意的歧解。"道可道,非常道"的意思仅仅是说:世人通常认为的一切可道之道(即可行之道),均属人为之道,虽其或可得一时之益,或可解一时之难,然必因人因时而兴废,皆非恒常之道。     

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儒法交涉

迄今,学界对董仲舒学说及其思想已有较多研究,对“春秋决狱”也有较高关注。但对董仲舒与法家的关系、董仲舒思想中的法家渊源以及所呈现的法家思想痕迹的探析,并没有太多涉及。“春秋决狱”是儒家经典学说指导司法实践的一项重要原则,现存于《通典》《白帖》和《御览》中的六个案例是研究董仲舒“春秋决狱”问题的重要文献资料。董仲舒以“原心定罪”“亲亲相隐”“诛首恶”“罪同异论”等《春秋》经义来审判司法案件,实际上是对儒家意旨与法家刑律的有机结合。所以,本文旨在从“春秋决狱”案例的具体分析出发,对董仲舒在其中的儒法交涉进行一定的阐发。     

“《春秋》五例”、《春秋》笔法作为诗评话语——论《春秋》笔法与中国诗学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既为史笔,又是诗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自司马迁首次以《春秋》笔法评论屈原《离骚》始,＂微而显＂、＂婉而成章＂、＂为尊者讳＂、＂《春秋》笔法＂等都成了诗歌批评的显话语,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人诗史相融兼通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