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国法学学派发展的三个误区——关于反对“本质主义”与邓正来先生商榷

邓正来先生认为中国法学(及其学派思潮)发展应反对"本质主义".我们并不完全赞同,而认为存在阻碍中国法学学派发展的三个思维误区:以"本质主义"为名的窒息创造,以"非本质主义"为名的向恶演化,以及真问题簇的缺失.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本质主义"在实践中应以"非本质主义"的样态展现出来,即以法学的多元"学派",以学术路径的不同展现出同一个方向:追求理想的生活目标.     

王权主义反思学派的理论与方法

刘泽华先生是国内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大家,不仅提出了系统的王权主义批判理论,而且为中国学术界培育了一个王权主义反思学派。王权主义批判理论以"王权"和"王权主义"为核心概念,以"权力支配社会"为核心命题,以"在矛盾中陈述"的"阴阳组合命题研究法"和"实践的辩证法"为根本方法论,以强烈的历史批判意识和现实关怀为基本价值取向,为中国古代史以及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切实可用的宏观阐释框架和一套能够把文化观念、思想理论与社会现象融为一体的整体性研究方法。王权既是传统社会的结构形式,也是其组织和运作社会资源的机制,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系统之核心的王权主义是君主专制合法性论证的来源和依据。     

普遍主义,还是中国特色——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中国境遇

关于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一种"普遍主义"的公民社会观。"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在理论上论证西方公民社会的普世性,认为公民社会对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推进政治民主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并以当下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现状来表明西方公民社会移植中国的可行性。然而,"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是普遍主义思维方式下的产物,它难以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且西方的公民社会自身就是一个存在多重内在矛盾的复杂结构。实际上,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发展模式,任何社会理论都是一种地方性叙事,它深深地嵌入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立足历史传统以及现实国情,建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而非简单地照搬"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应当体现出主体中国的理论自觉,能够回应并实现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和公民身份塑造。     

“宅”是不是一种病

"宅"是一个舶来语,它是从日语中的"御宅族"一词演化而来的。"宅"自打进入中国以后被赋予了浓厚的本国特色。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华语地区流行的"宅"与日文原意有很大区别。御宅原指     

法理与治理窘思：标正主义视野下中国法学研究范式之批判

追寻现代法治治理目标的达成,已然成为当下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现实语境和共识所在。但如何研究和探寻"中国法学"的理论属性和建构路径,至今仍是亟需解决的课题。中国法学研究路径必须立足于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迫切法律需求,具有自身的品性。标正主义通过前置理论的创设,为系统建构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契合中国法律法学传统,顺应世界法学潮流而又深具民族自足品性的法学理论,提供论证性前提,以期推动中国法学理论的发展和法治实践的进步,促成新的良性制度安排。     

"生产主义"概念的多种语境及其义域

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既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主题,也是当今各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导话语."生产主义"概念分为狭义生产主义、广义生产主义和生产主义意识形态.狭义生产主义是和"消费主义"相对应的概念,指的是重生产轻消费的社会体制及其发展模式.广义生产主义中的"生产"是指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完整运行体系,既包括生产也包括消费,故广义生产主义也可称为泛生产主义或泛消费主义.生产主义意识形态通常表述为"经济决定论"、"经济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其核心是用"物质生产"活动说明一切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道路及形态.其实践中的意识形态内容主要有三,即资源无限的"自然"理念、欲望为本的"人性"理念、经济制导的"发展"理念.研究生产主义不只是我们与当今马克思主义流派(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概念基础,也是我们开展科学发展观研究的基础性理论工作.     

论卡尔·波兰尼的“有机社会”思想

波兰尼从实在主义经济人类学出发,提出了"有机社会"的概念,成为其社会理论的逻辑起点和重心,得以展开对自由市场的批判,也得以理解近现代社会历史的曲折变化。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有机社会"的概念应该得到重视和创造性应用,成为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之一。     

刘泽华与“王权主义”理论建构

"王权主义"理论是著名史学家刘泽华先生提出的治学理念。这一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酝酿、论证,历经十余年,到80年代末正式提出,而后又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断充实、提升,逐渐形成一个集权力系统、社会结构、观念体系于一体的完整的理论体系。"王权主义"理论从对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的"反思"入手,以人性论、历史观、社会矛盾观等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五四"时期的批判精神为理论渊源,以阴阳组合结构为内在构成,通过揭示君尊臣卑、天道圣王四合一等思维定式,以及利用分层研究社会形态等方法,而不断趋于完善,具有重史料依据、跨学科认知、重现实关怀、强调互动与整体研究等特点。刘泽华先生提出"王权支配社会"命题,意在对"王权主义"进行反思与批判,进而倡导走出"王权主义"。     

族刑的法文化诠释

族刑是中国古代社会常见的刑事责任连带方式,它的存在与中华法系相始终。这种野蛮而残暴的酷刑在中国传统社会居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其合理合法性一直不曾受到真正的怀疑和挑战,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直接相关。中国古代家族本位的伦理道德观与一以贯之的重刑主义法律观实乃族刑数千年长盛不衰的两大思想支柱。通过对族刑的社会文化分析与诠释,有助于更全面深刻理解这一古老刑制的历史文化意蕴,进而提升我们对中华法系酷刑化特征的认识深度和力度。     

市民社会? 法团主义?——海外中国学关于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多元分化重塑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认识这一重塑过程。前者预设了多元主义的前提,强调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及其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后者则认为社会的自主活动不足以形成秩序,强调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参与、控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的联系渠道。其实,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均延续了极权主义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所开创的"连续统"思维模式,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对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框架必须来源于其自身的经验;即使将西方的概念框架应用于解释中国,也应当是一种"概念再造"。     

原旨主义宪法解释方法的客观性问题——以美国宪法解释理论与实践为例

原旨主义解释方法在美国宪法解释理论与实践中占据特殊重要地位,从某种角度而言,一部美国宪法解释史就是原旨主义与其对手的争论史。原旨主义解释仰赖于民主、宪法权威和法律客观性等传统价值,而非原旨主义在这些方面都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意见。原旨主义认为尊重宪法原意是确保宪法客观性的不二选择,而非原旨主义却认为,恰恰是固守原意才无法保证客观性,而且法律的客观性应当是一种适度的客观性。     

问题与方法——五四“问题与主义”之辨析

五四运动前后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当时影响广泛,或许对于今日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问题亦有借鉴。"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核心是关于"问题与方法"的争论,胡适批判纸上主义、理想主义和外来主义的矛头对准的是教条主义,胡适批判教条主义的方法恰恰是杜威的实效主义,"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是教条主义与实效主义之争,或者更准确说是教条方法与实效方法之争。胡适并非一般地反对主义,而是反对将主义教条式的应用。借用"中体西用"的说法,胡适的观点可以说是"问题为体,方法为用","问题为体,主义为用"只是一个幌子,因为他所推崇的实效主义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思想法治”的呼唤——对中国法理学研究三十年的反思

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者的主流思想经历了由革命向改革的转变,近十年又有向法律思维转变的倾向。在这种思维的框架内,法学、法理学研究也开始逐步走向细化,研究重点逐步从法律转移到了法治,而后又开始关注司法运作。人们的法律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义务本位被权利本位所取代,现在社会本位大有后来居上的动向。就法治本身来说,管理意义上的法治倍受诟病,限权意义上的法治已逐步被学人接受。法律人越来越意识到,司法克制主义是我们应该信守的意识形态;而对司法能动主义则应该保持一定的警惕。法学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法学的中国化以及流派化似乎是中国法学发展的方向。     

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及其超越

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集体主义的分歧源于社会理论中的能动性与结构问题。方法论个体主义体现了一个极端,即强调行为主体而不是社会结构,是一种试图仅用个体相关的方式处理社会结构、制度和其他总体现象的方式。方法论集体主义体现了另一个极端,强调整体结构而不是个体,认为所有个体倾向或行为能够也应当从社会的、结构的、文化的或者制度的现象中得到解释。这两个极端都有其缺陷:个体主义否定结构影响,不承认多层次系统中存在着不同的"质"层级,集体主义对改变个体的过程和机制也未给予充分的关注。而对这两者的超越与综合则包括了结构化理论、批判实在论、凡勃伦制度主义、奥地利传统的互动主义以及基于现代系统论的系统主义等。结构化理论和批判实在论试图从实体层次上分离能动性与结构,凡勃伦制度主义和互动主义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能动性与结构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系统主义则采用系统论的思考方式,强调不同层级和不同网络中的循环因果关系。     

法哲学中的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哈特法哲学理论的维特根斯坦式解读

语言哲学是理解哈特法哲学思想的核心,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与哈特的法哲学思想有着若干思想会聚.本文主要运用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家族相似"和"生活形式",阐发了哈特法律理论背后深刻的哲学基础,揭示了哈特为反对法学中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所作出的智性努力,为更好地把握哈特的法哲学理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为何种普遍主义辩护——与赵敦华教授商榷

为了对普遍主义进行真正有效的辩护,必须对普遍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有哪些变种,这些变种分别回答和提出了哪些问题等等,作进一步讨论。在为普遍主义辩护的时候,要重视普遍主义的复杂含义,注意普遍主义立场与普遍主义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所要辩护的普遍主义立场,不仅是文化普遍主义,而且是受价值普遍主义、尤其是道德普遍主义支持的文化普遍主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普遍主义,既超越西方中心论和中国文化特殊主义,同时又对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高度敏感性,对特殊文化丰富普遍文化的可能性具有高度开放性。说到底,这种把特殊主义包括在内的普遍主义既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理想,而是建立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的共同能力、潜力以及客观条件的基础之上、有待于通过自觉明智的交往实践和社会实践加以建构的美好未来。     

论哈特反本质主义法哲学及其中国语境

哈特将分析哲学的反本质主义理论运用于法哲学研究之中,着重考察法律的多样性、相对性和发展性。他合理地把握了人类理性对人类社会规则规律认识的度量,回答了应当如何认识法律的问题,从而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由此,哈特的反本质主义法哲学在解构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法学观,成为现代西方法理学的起点。哈特的反本质主义法哲学思想理论从法哲学层面解释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基础,为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了法哲学基础。     

中国社会政策支出的配置机制和流向结构

随着总体水平的逐渐提高,中国社会支出的配置机制和配置结构也逐渐发生了改变。从配置机制上看,中国社会支出出现了两阶段结构性转变:第一阶段,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保险发展起来,但社会救助体系停滞不前,使社会安全网出现了漏洞;第二阶段,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社会救助体系重新受到重视。从配置结果来看,社会保护支出增长迅猛是中国社会支出结构性转变的最显著之处;社会保护的发展并非与市场机制的成熟相对立,而是一种同释放市场力量相辅相成的国家行动。中国的经验同样表明,以忽视社会保护为主要特征的东亚生产主义福利模式,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型。中国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之处,在于医疗卫生领域中公共支出的比重偏低,这对于正在快速走向老龄化的中国来说,尤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结构性缺陷。     

东亚生产主义社会政策模式的产生和衰落

在比较福利体制这一研究领域,人们对于"东亚福利"问题的探讨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尽管如此,研究者对于东亚国家是否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社会政策模式,以及如何解释这些国家福利体制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等问题,仍然存在许多争议。本文从人们所普遍认同的东亚福利体制的一个共同点,即以生产主义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发展战略出发,来考察东亚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在形成东亚政策模式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研究提出生产型社会政策模式与东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为分析东亚福利的特点及其发展原因提供了新思路。本研究也解释了八十年代以来在这一地区出现的民主化运动对于东亚社会政策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本研究对于这一区域社会政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两种多元主义正义论的比较--迈克尔·沃尔泽与戴维·米勒正义理论的异同思考

社会正义是一个古老而弥新的话题。在各具特色的正义理论中,多元正义是其间不可或缺的一派。该派以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英国多元正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戴维.米勒为其主要代表人物。沃尔泽和米勒在正义问题上都主张从诠释学的角度思考正义,以多元的视角应对多样的世界,以基本趋于一致的正义原则保证正义的实现,实现合理社会的建制。从总体上看,他们的对社会的多重多元性的把握是一致的,且在理论探索过程中相得益彰。但在具体如何建构正义理论方面他们却不尽相同。在立论视角、正义原则和理论限域上两人都存在不同的看法。在多元正义学说中产生了社会物品和社会情境、一般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