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林的“无为”与路遥的“选择”

细读路遥小说《人生》,从主人公高加林的悲剧中,深思其"无为"的行为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农村时代政治话语下的隐在的政治性;另一方面源于作家的"选择",路遥纠结于政治和道德话语的挣扎,呈现出道德性倾向。     

理性选择与教育阶层差异

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资本以及认知能力为教育阶层差异的三个解释框架,这些以教育年限为反应变量的定量研究有着其明显的局限性,如掩饰了社会过程的异质性、忽略了教育差异不平等的形式以及关于家长态度、学生行为等要素的缺乏.如果把教育的阶层差异看作是学生和家长在教育、培训和就业等过程中自我选择过程的差异,可以避免上述解释框架存在的一些局限性.由于理性选择理论固有的局限性,故尝试提出了“机会力量”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概念补充.     

选择效应：异质性视角下的企业区位决策

传统企业区位决策研究过多关注比较优势、地理嵌入外部性、中间投入外部性等因素的影响,忽视企业内生性行为及其互动策略的可能作用。本文在连续同质性空间中引入＂生产技术—产品差异＂的耦合因素,构建了一个基于生产效率（技术水平）异质性的企业区位决策模型,分析了不同消费偏好分布会引致的竞争（分离）效应、选择（逃离竞争）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及差异化策略效应如何影响空间行为模式的形成。研究结果表明,当垄断（异质性或差异化）类市场需求（消费者）比例很高时,企业会选择集聚策略;当竞争（同质性）类消费比例很高时,企业会选择尽量远离对方的策略;当二者数量相差不是很大时,企业会选择中间状态。选择与竞争行为直接影响了企业区位决策,从而为企业成长和产业布局提供了新实践思路。     

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机制与效应——基于S生态农业公司的案例研究

本文依托嵌入性理论和结构化理论,构建资本下乡嵌入本地农村社区的系统性框架,从预嵌入、嵌入行为和嵌入结果三个环节对资本下乡本地嵌入的机制与效应展开分析。在案例研究的过程中,本文重点关注创业者的能动性及村企双方的直接互动过程,结果发现：（1）预嵌入因素（包括创业者资本和村企共识基础）有助于促进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而这一因素在以往研究中一直被忽视;（2）在嵌入过程中,下乡资本会通过文化嵌入（包括了解并遵从本地文化规则和变革并创新本地文化活动）、关系嵌入（包括采取曲尽人情的矛盾处理方式和构建本地社交关系）、结构嵌入（包括使用嵌入式人员和提供非契约贡献）三个维度实现本地嵌入;（3）本地嵌入不仅有助于下乡资本获取本地资源、创业者获得归属感,还会为本地农村社区创造共享价值。     

复合嵌入性:我国地方教育政策转移的一种解释框架

"嵌入性"可以分为政治嵌入性、制度嵌入性、认知嵌入性、文化嵌入性、关系嵌入性、技术嵌入性六种类型。教育政策转移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政策转移能够"嵌入"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法律与文化结构,促使移入教育政策与移入地区形成尽可能多的"重叠知识"。根据"复合嵌入性"的解释框架,地方教育政策转移是实现"复合嵌入性"的动态耦合过程。教育公共政策转移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依赖政策转移的"嵌入性"程度。     

超越悲剧性困境——从“选择的贫困”到“选择的自由”

悲剧性困境呈现了一种特殊的道德难题,行为者无论作何选择都无法达成正确而道德的行为。然而,无论是存在主义的观点,还是“诉诸理性一致性”的观点,都没能回应悲剧性困境中行为者的选择难题。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借助康德的认识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伦理改造,认为行为者的意志的合法性足以使其在悲剧性困境中做出正确的决断。但是,这种尝试仍然是失败的。悲剧性困境揭示的是“选择的贫困”,它掩饰了现实的社会条件对行为者选择的限制,夸大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行为者的意志自由,从而以道德的名义将悲剧结局归咎于偶然的厄运和行为者的糟糕选择。马克思为超越悲剧性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案：通过改变限制选择的社会条件来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所追求的社会变革与人的解放,意味着“选择的自由”:尊重行为者选择的意志自由,更捍卫着意志自由得以实现的现实条件,即自由的选择空间。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

感性选择和理性选择是经济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两种选择行为方式。感性选择在中国社会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久远的历史根源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 ,理性选择行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但是 ,理性选择必须通过感性选择才能发挥实际作用 ,应当探索两者相互作用与相互转化的机制 ,实现理性选择的感性化和感性选择的理性化。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是一个被忽视了的群体,但是它们已经成为我国社会转型和变迁过程中迫切需要给予关注和解决的社会问题。本文从外出原因与行动选择的关系上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现象以及对我国社会的影响,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结果发现仅用一种原因很难解释农村人口选择外出的行为,而是在不同阶段他们外出的动因是不同的,用经济理性、劳动力剩余或者普遍贫困等理论难以解释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行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过程中不断地建构他们外出的理由。所以要从过程或动态的角度来理解新生代农村人口外出的行动和原因,才能真正把握住这一群体特征以及他们的行为规律。     

论译者的“适应”与“选择”——以《飘》汉译本为例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学研究。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译者的＂适应＂与＂选择＂是建立在人本身作为行动主体的双重性基础上。分析《飘》在两个不同时期的汉译本,可以看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双重身份对译文的重要影响,由此彰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也有利于对不同译本的差异做出客观的动态的评价。     

从“村民”到“公民”的路径及其选择

在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中,最为重要、迫切和令人感到困惑,也是颇有难度者,是"村民"如何转变成真正的、合格的"公民",而其路径与选择尤为重要和突出。对此,现有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存在的局限也是明显的。欲突破和超越现在难以逾越的瓶颈,必须确立科学眼光、进行观念更新、改变研究方法。具体而言,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传统与现代的融通和再造中,赋予"公民精神"以中国式的理解;二是在自治与他治中,锻造和培育"公民意识";三是在个体与群众之间,理解"公民性"的复杂内涵及其张力效果。这样,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中的许多关键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村民"的"公民性"和"公民精神"自然就会建立起来。     

关系复杂性与联盟成员的战略行为选择

随着议题联系加强,联盟政治日益呈现复杂性特征。在复杂的联盟互动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联盟成员国对外行为表现不一。这就需要思考在联盟主导国、目标国和成员国三角关系中,联盟成员国如何进行战略行为选择的问题。既有研究多从工具理性与结果性逻辑的角度提供解释,对关系性逻辑关注不足。关系复杂性的视角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发现,关系的复杂性需要进行关系选择,关系选择与关系预期共同影响行为选择。本文通过考察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和以色列分别在美日同盟、北约、“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和美以联盟中的战略行为选择,对该逻辑框架进行了论证。就中国而言,中国需要主动与相关联盟成员进行互动,从关系选择和关系预期等方面影响对方的战略行为,塑造有利于自身的战略议程。     

媒体督导下的无公害猪场行为选择机理及其优化

无公害猪肉养殖场行为是决定猪肉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文章依据博弈理论和方法,分析了信息媒体曝光镜头下无公害猪肉供应链中无公害猪肉养殖场行为选择的机理,导出了双方行为选择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点.研究表明:降低风险偏好、媒体曝光成本,增加媒体曝光的"二次销售"的经济收益、违约信用损失、供应链内外收益差和持续监督期限,是优化无公害猪肉养殖场行为选择的有效途径,据此提出了相应的优化策略.     

试析理性选择模型在政治学中的运用

西方学者在把经济学领域的理性选择模型引入政治科学时 ,走入了困境。究其原因 ,是把该模型中所谓的“决策者对实现目标的选择手段拥有足够的信息” ,不加修正 (或修正错误 )的引入政治科学。在政治决策中 ,决策者不可能掌握完全的信息 ,也不可能对信息完全无知。政治组织行为都是理性选择模型和政治模型的统一。且随着组织从创建 (植根 )阶段向发展阶段的转化 ,组织行为往往也随之从理性选择模型转为政治模型。如何使组织行为更多地表现为理性选择模型 ,是我们把理性选择模型引入政治科学的意义所在。     

中国农民的经济理性与农村政策的选择

农民"非理性行为"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将农民行为看成"非理性"的原因,或者是将理性行为的目标设定为利润最大化,或者是对农民所面临的特殊约束条件缺乏了解.所谓的中国农民的"非理性"行为,是农民在既定制度约束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农村政策应当努力解除农民所面临的制度约束,避免对农民经济行为的行政干预.     

偏好、制度与选择:理性选择模型质疑、反思与重构

建立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理性选择、偏好稳定、完全信息的内在假定与选择自由、价格充分弹性、纯经济预算约束、零流动约束的外在假定,利用外在的预算约束与内在的偏好这种二分法的研究范式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拥有了其无与伦比的简约美,然而却以牺牲了其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为代价。我们在概述理性选择模型的分析逻辑基础上,对其从六个方面进行了质疑,进而在探讨偏好、制度与选择三者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对理性选择模型进行了修正,并尝试构建了一般化的理性行为者模型的分析框架。     

理性选择理论的形式缺失与感性追问

人的选择行为不仅可以由理性思维支配,而且也可以由感性意识支配,并且后者有更基础的支配作用。韦伯强调了从意识形式上评价选择行为的合理性;西蒙在韦伯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性选择的条件限制问题,并建立了有限的过程理性理论,进一步明确了从意识形式研究理性选择的必要性与意义。但是韦伯和西蒙都忽视了选择行为中的感性意识形式,因而他们对选择行为的分析都具有片面性。凡勃伦和波兰尼等人论述了经济行为中的感性意识及其重要作用,为研究感性意识支配的感性选择行为做出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选择博弈与制度构建

具有财务困境的上市公司是选择正式破产还是选择重整,相应的策略选择的动机是什么?这些动机在各方博弈过程中是如何形成的?新《企业破产法》对这些动机选择及策略行为有什么影响?通过博弈均衡可以看出,在我国控制权市场上,破产重整计划的制定、批准过程存在上市公司具有先入优势、法院强制批准作用不明显、重整收益分配不均等问题。对此,在破产重整法律设计时必须强化公司义务,引入"绝对优先原则",增加信息透明度并寻求专业机构对破产财产、重整预期收益进行评估,不宜允许法院在强制批准时修改重整计划。     

金融市场中的主体选择行为

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决定投资者选择行为的不确定性。文章在梗概分析理性选择和非理性选择的基础上,指出金融市场中的主体选择行为是理性选择与非理性选择的杂然并存;继之,文章分别对个体和集群的选择行为进行了探讨,认为随着人们对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认知变化,个体选择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选择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金融市场中的集群行为在这种变化的影响下会经常表现为非理性选择;最后,文章概要地分析了个体选择行为由理性向非理性的转变情形。     

伦理冲突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与行政行为选择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行为的灵魂,它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和主观应然性.伦理冲突并不否定行为选择的自由,相反,它恰恰表示行为主体具有一定的选择自由,而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则是对伦理冲突事实进行主观理性抉择的过程.科学合理地运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各种构成要素,并进行必要的"内部控制",有利于消解伦理冲突,实现行政行为的伦理选择.     

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政府决策行为

布坎南等人在把国家视为"经济人"的基础上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是用一种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种非市场决策或政府政治行为及过程的"新政治经济学".利用它来对我国政府管理行为进行借鉴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