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与明代乡村社会治理 ——以《醒世姻缘传》为例

明代中后期,随着里甲制度的衰败,由地方绅士和官吏提倡的乡约制度在明代许多地方得到实施,乡约本为以道德自律为目的的民间的自发组织,但到明后期,基层政府大力在地方推行乡约制度,并利用乡约来进行地方治理,其利弊得失在史料中描述甚少,而明末小说<醒世姻缘传>对此有详细记录,如乡村社会的治安、民间纠纷的调解等.     

社会转型与创新乡村社会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乡村社会管理出现利益主体多元、管理内容复杂等特点,传统的乡村社会管理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乡村社会管理作为社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全面发展的根基之所在,其成效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展。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对于乡村社会管理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创新乡村社会管理追在眉睫。现阶段,整合各种资源,协调各方利益,形成良好的管理运行机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城镇化与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

中国特色的乡村城镇化道路,与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民知识化相结合,大大促进了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深刻影响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促进了中国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青海乡村社会民间信仰与社会控制

民间信仰在特殊的空间和时间内对民众的生产生活有着一定的控制作用,并产生一定的内聚力和认同感。在青海乡村社会中,民间信仰的社会控制功能,不仅表现在精神道德规范层面,还决定着不成文的程式化规则,影响着乡村社会舆论和文化秩序。     

“恒”:《恒先》哲学体系的核心

《恒先》构建了一个以"恒"为核心的哲学体系。"恒"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体,而且是人类世界的形而上根据。从本体论角度来看,"恒"经过"或""气"等阶段的展开,生出了缤纷五彩的世界。在宇宙万物生成以后,"恒"作为本体还有着让万物复归本体的欲求。这与《老子》"道"的"无欲""有欲"思想有着类似之处。《恒先》的本体论主要是为其政治哲学提供形而上的基础。在《恒先》作者看来,人类世界虽然与本体世界不同,但最终都要符合本体"恒"的要求。只有在本体"恒"的"无为"思想指导下,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     

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

当前中国的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冲突和困境,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蓬勃发展的社会资本理论为乡村治理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途径,本文从经济、政治以外的非制度性因素分析我国乡村治理问题,从而认识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功效.     

传统社会中乡村建设研究的尝试——《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与乡村建设》书评

<正>宣朝庆教授的著作——《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与乡村建设》(中华书局2010年版),通过分析泰州学派的乡村建设运动,探讨了传统农业社会背景下的乡村建设运动轨迹。本书以泰州学派为例,具体阐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运行结构和社会运行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传统社会的地方性共同体是以何种方式应对政府权力机关。本书以社会学和历史学跨学科的视角     

宋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

在宋朝乡村社会中 ,乡里和都保甲制的头目 ,宗族和家族的族长、家长和房长 ,一部分居住于乡村的形势户、士人和一些僧道 ,构成宋朝的乡村精英 ,并成为介于专制政府和乡村广大民众之间的中间枢纽 ,填补了国家行政和广土众民之间的“权力空隙”。这一社会群体在两宋时期的社会控制中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既体现出国家行政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的努力 ,又显现出国家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强化 ,而所有这些都对赵宋王朝的长期延续和社会发展影响极大。     

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与乡镇社会工作站的促进功能

在中西部农村的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是一项重要任务.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包括修复性再生产和发展性再生产,是对乡村的强基增能,需要政府、乡村居民、社会力量在发展社区经济、活跃农村经济社会生活、实施和发展公共服务、发展乡村社会资本等方面共同努力.新兴起的乡镇社会工作站应该承担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的职能,这也需要政策和制度设计上的支持.     

回家的困境与乡村现实——评罗伟章小说《回家》

罗伟章新作《回家》以外出打工20年后返回家乡的农民工武大安的经历,讲述了当下一个被众多作家关注并以不同的方式书写的底层故事。通过对小说中农民工武大安回家之后身份的三重丢失,观照当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以及转型期乡村社会的现实。     

边缘人的崛起——读吕德文《乡村社会的治理》

边缘人一直以来被中国学界所忽视。在既有的中国研究的传统中,村庄的精英成为理解基层治理的抓手,“士绅模式”一度构成理解中国社会基层治理的基本范式,边缘人的角色未能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在华中村治学者的田野观察中,边缘人逐渐被纳入学术视野。     

个体、社会与乡村社会转型——以个体化为视角

社会转型一直是社会学界的热点问题,其中市场转型理论是其集中代表。但是基于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转型理论只有在经济学领域才具有解释力。这种因果性解释难以把握乡村社会结构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一个个体化进程中的社会逐渐呈现在社会学的面前。     

近代新学教育与乡村社会流动

在20世纪初期中国乡村社会流动纷繁多变的现象背后,蕴藏着多元复杂的动因。近代新学教育制度的确立,成为影响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绅士阶层在结构性社会流动中,其多向度的社会流动直接与其所受教育密切相关;而农民阶层的多元的社会流动,则被动地缘于天灾、人祸、经济等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压力;在这沉重的压力背后,又不乏教育的苍白与缺失。且由于新式教育与近代社会实际相脱节,导致人才“失业”,影响了社会流动的效率。     

乡村社会教化的式微与再造

百年中国乡村社会教化历经晚清的族长外控、民国的乡绅内化、新中国成立30年的村官外钳、改革开放30年的村民自律之后,目前呈现主体无明显承载性、内容多元分离性、功能相对削弱乃至丧失性等特征,为使乡村社会教化与乡村学校教学、家庭教养同质同构,当务之急应明确教化主体、提供教化场所、组织教化活动。     

彭湃与马克思主义在乡村社会的大众化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特别是在乡村社会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彭湃无疑是一位开拓者。从对乡村社会现状的认知,到对农民群体社会心理的剖析,不仅体现了他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摆在了首位,事实上也是他实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起点。更为重要的是,彭湃在乡村社会的大众化实践中,是以最平凡的形象深入民间,用自己的高尚情操和感染力来号召和吸引民众的。而人们也正是从他身上所承载的形象与符号中才做出自己的认知和判断的。当彭湃在民众心目中已成为一种特定的符号,他们也就最终认识和理解了＂马克思主义＂。这也正是彭湃在乡村社会大众化实践中留给我们的一条最宝贵的经验。     

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

民间信仰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民间信仰的特殊功效是提高政府管理绩效的重要方面.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民间信仰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尝试构建新型的民间信仰社会管理模式,以期对我国乡村治理有所助益.     

乡村社会资本:村民小组治理的“社会植被”

村民小组是乡村社会的底层组织,它的治理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村民小组治理深受乡村社会资本的影响,乡村社会资本具有独特而丰富的内涵.作为"社会植被"的乡村社会资本曾经受到严重的破坏,因此,要实现村民小组的有效治理乃至善治,需要"再发现历史",恢复和再造社会植被.     

绅士阶层与清代乡村社会教化

清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乡村社会实行思想教化并且构建了完整的教化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绅士阶层居于事实上的领导地位,肩负着实施教化的具体职责,它成为官民之间联系的纽带。当历史步入晚清时期以后,原有的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发生嬗变,绅士阶层被迫让渡着自己作为教化唯一主体的地位,而这与绅士阶层对乡村控制的减弱紧密相关并促进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     

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的互动与互济

乡村问题始终是我国重大的政治问题,乡村社会的和谐有序一直是政府的追求。在当前的乡村社会治理中,出现了国家权力干预过多与对乡村社会权利的救济能力不足、自治不足与过度自治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此,乡村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需要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力量的良好互动与协同发展。     

试析周立波小说蕴含的社会理想与人文精神——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

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艺术地反映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中国农村土改和农业合作社这两个历史性变革的进程.对这两部小说进行文本细读,我们看到的就不仅是地主的剥削压迫与农民的反抗、复仇,农民分田分地的欢乐与参军的勇跃,以及把分的田地重新整合起来,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合作化进程,而且是作家指向解放与自由、民主与平等、清明与廉洁、发展与富裕的价值追求及其憧憬的经济富裕、政治民主、人人平等的理想化的社会状况.从中可看出作家寄寓的社会理想、人文精神与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