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新儒家

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遇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大事.以往学界过多强调新儒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甚至拒斥的一面,其实,现代新儒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既有开放式的探讨,也有深究式的接纳,甚至有透悟式的切解与为己所用的持论.必须看到,百年来的新儒家,还一直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进化论传播过程中.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本身就一直伴随着进化论的深入人心与中国现代化的前行步伐.新儒家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中理解并认识马克思主义的.     

试论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

国内外广大学人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发展时期、代表人物及其发生发展的原因等看法不一。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观的时代意义与现代价值是它必须首先证明它在现时代的时代价值。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观这个问题是现代新儒家这一文化思潮对全盘西化派、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驳论中得到比较细致却又是病态的发挥,但其病态的文化理论体系中又包含了合理的理论和方法论成分。认识现代新儒家与当前学科研究的关系可以在“一元统领下的多元互动”的原则指导下进行。     

多元价值审视中的现代新儒学

本文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予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家 )批判以公允的评述。本评述涉及自由主义立场、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非自由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批判。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新儒家的批判 ,可以视为自由主义西化派、马克思主义派在当代继续与文化保守主义派抗衡。而诸多非自由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批判 ,可以从视角上区分为情感上同情不同情、学理上认同不认同四类。就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无法舍弃现代新儒学来谈这个意义上讲 ,如此客观地分析不同价值审视下的现代新儒学批判 ,将成为当前中国哲学现代化研究中的前沿课题。     

交锋与互动——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

近年来,在关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家两派各自性质特点,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中,特别是对于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瞩目。但在后一个问题上即两者之间关系问题上却进展不大。 由方克立,李锦全教授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中,李毅所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一书,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这一问题。这本书的出版,使我们     

中国现代文化主体性之重建——张岱年与现代新儒家文化主体性思想之比较

中国现代文化主体性之重建主要围绕文化的独立性与主导性两个基本维度而展开,以张岱年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学派和现代新儒家为此做出重要贡献。二者虽都反对"全盘西化",但现代新儒家表现了比较鲜明的文化决定论倾向;张岱年则主张以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而实现社会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体变革。现代新儒家表现出融合中西的开放姿态,但刻意回避马克思主义而以"中体西用"作为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基本模式,主张走"儒家资本主义"道路;张岱年立足于中西马文化的良性互动,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之"体"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之"体",主张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创造"形式和内容等方面都具有民族的特点"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文化·民族·现代化——现代新儒家文化思想论略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曾长期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以现代新儒家为主要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鼎足而三的局面。就文化观念的层面而言,西化派与新儒家之间的对立似乎表现的更为鲜明。半个多世纪以来,由大陆而港台而海外,两大文化派别之间的相互批评和论争可以说从未停止过。这种论争的焦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对于文化与民族关系的不同认识。新儒家的有关思想凸显了文化的民族性,     

对话与对立——第三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明对话的浪潮影响下,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由尖锐对立转入平等对话的时期,表现在第三代新儒家纷纷提出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平等对话的主张。但是,平等对话的主张并没有消除二者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上的根本分岐,希望通过复兴儒学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仍然是第三代新儒学追求的目标,在中国现代化实现之前,现代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将不会因平等对话主张的提出而消失。可以预见的是:马克思主义将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努力,充分说明和验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和正确性,最后将现代新儒学的合理成分融入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学的真正融合,这是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对立和对话之后的必然结果。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在改变了对儒学之偏颇认识的同时,亦奠定了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三大现代思潮之一的历史地位;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在对文化建设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问题有了更清楚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合理方针的思考。抱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大陆学者与港台新儒家代表了两种不同形态的“生命的学问”。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以及现代新儒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比较研究,是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面向未来必须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两个问题。     

船山学研究的最新前沿成果——方红姣《现代新儒学与船山学》序

《现代新儒学与船山学》一书于2015年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现代新儒学与船山思想的相关度为思考的逻辑起点,对现代新儒家学派的"船山学"做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就现代新儒家学者重视船山的原因、关注船山思想的两大基本点、"后牟宗三"时代"批判的新儒家"所提出的"回到船山"等各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展现了现代新儒家学派的船山学研究的总体逻辑进程,并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船山学研究做了比较,资料翔实,视野开阔,是船山学研究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     

对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的追问及反思

本文围绕柴文华教授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对现代新儒家文化观与科学的关系、“中国文化中心”立场的程度、现代“道德本体”、儒学与“常道”的关系、文化相对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追问及反思。     

形上哲学的迷误--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哲学观的偏失

“哲学是什么 ?”“哲学与科学是什么关系” ,等等 ,这些哲学的元问题 ,是哲学观所要回答的本质问题。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保守主义哲学观的对立出发 ,分析了现代新儒家哲学观在哲学与科学 ,以及人生观问题上 ,偏执于哲学形上学的追求 ,主张哲学仅是一种主观生活信念和理想体系 ,否定哲学对客观自然事物的科学认知功能等种种片面性。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与科学等问题上的辩证认识。在肯定现代新儒家等开掘哲学思维方面的意义的同时 ,也检视了客观主义、科学主义 ,对于现代社会、人化自然等丰富多样性和人文情怀关注及哲学阐释的欠缺。     

现代新儒家论文化与人的关系

现代新儒家对文化与人的基本关系作了细致深入的考察 ,着重探讨了文化定义与人的生活 ,文化类型与人生态度 ,文化价值与人生境界 ,文化发展与人的创造的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推演、生发、建构起现代新儒家的文化哲学和人生哲学     

求真乎?经世乎?——傅斯年与钱穆学术思想之比较

傅斯年与钱穆,都堪称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有着自己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学术思想的史学大师。傅斯年是科学派的领军人物,治学主实证求真;钱穆实际上则是新儒家学派的中坚,治学主经世。实证求真学派、新儒家经世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三足鼎立的三大史学流派。因之,从傅、钱二者的交往和关系看二者的学术思想及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的学术史是颇有代表意味的,给予吾人的启示意味深长。     

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新进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简评

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新进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简评王元明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两个最重要思想派别，弄清它们的关系无论对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对研究现代新儒学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李毅同志所著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道家与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建构

道家与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建构关系密切.在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建构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化,乃至西方哲学的中国化,都需要道家的积极参与.因为道家是中国传统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道家与儒家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道家是建构当代新道家的“生长点”,道家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更易于同西方哲学相结合.     

论冯友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兼评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援引与创新

冯友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可以说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20世纪20—40年代,冯友兰曾经反对过、但转而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50—60年代,冯友兰半被迫、半自觉、半主动地接受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80年代以后,晚年冯友兰理性地逐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冯友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援引、运用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种种误读和曲解,但也有不少的创新,而正是这种创新,使得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始终走在前列,成为中国哲学界的领军人物。     

评说新儒家

作为一种学术文化思潮，现代新儒家出生于五四时期。本世纪20年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传统价值系统开始解体，在国内出现激烈反传统主义的情况下，一批有着爱国主义思想、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欲图通过弘扬儒学，保存传统文化的主体和主导地位，同时吸收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这个学术思想流派，即现代新儒家。它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宋明理学为依傍，有着强烈的救世立场，力图恢复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而谋求中国的现代化，以自立于…     

“科玄论战”与20世纪中国哲学走向

“科玄论战”作为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事件,昭示着２０世纪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科学派与玄学派的对峙,在时代性、民族性和人类学本体论等不同维度上,表现为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理性与价值之间的冲突。科学理性所内蕴的走向科学主义的基因,中国文化在特定历史际遇的选择,决定了科学派的生成。科玄两派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史背景。科学主义的解读,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化和现代新儒家的科学化趋势,显示出理性与价值相整合的取向。它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２１世纪中国哲学所面临的历史使命。理性与价值能否整合及如何整合,将成为新世纪哲学无法回避的课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儒家社会主义研究

儒家社会主义是以孔子的“大同”为社会理想模式，主张实现天下为公、实现社会和谐公正，实现人类平等发展问题的意识形态。自从儒家社会主义被提出以后，一直为历代思想家和人民群众所重视，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在当代，有学者将儒家社会主义误读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此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家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对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关系有很大裨益；儒家社会与科学社会主义在所有制问题、生产力问题、实现社会理想问题上有本质的区别；不过儒家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可以起到学术价值和精神价值方面的积极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