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性别婚姻推迟及其补偿研究北大核心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人口出现了明显的婚姻推迟现象。婚姻推迟与补偿问题不仅关系婚姻家庭本身,而且与生育水平紧密相关,因而受到广泛关注。然而,以往相关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对于婚姻推迟仅仅是人口步入婚姻的“进度”上的减慢,还是随着结婚年龄的推迟最终导致相当比例的人终身不婚这一问题,现有研究持不同观点,需要进一步检验。第二,以往相关研究多关于女性,但在中国婚姻挤压非常严重的人口结构背景下,分析比较两性婚姻推迟与补偿的特点更具有意义。第三,以往研究在方法上多使用净婚姻表分析其主要指标,但净婚姻表因纳入了死亡因素反而不能反映婚姻的“净变化”。鉴于此,文章利用我国最新普查数据,采用粗婚姻表以及婚姻补偿指数等多个统计指标,从队列和时期视角探讨近30年来中国婚姻推迟趋势及其补偿效应,特别关注在婚姻挤压背景下婚姻推迟与补偿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婚姻推迟程度不断加深,近20年男性婚姻推迟程度高于女性;男女婚姻推迟的补偿效应不断减弱,且男性婚姻推迟的补偿效应低于女性。根据男女婚姻推迟与补偿、终身未婚比例的变化趋势,未来15-20年我国男性将过渡到晚婚不婚模式,而女性还将保持在晚婚普婚模式。我国婚姻推迟与补偿的性别差异与婚姻挤压有密切关系。     

中国女性未婚生育现状及其婚姻进度效应

未婚生育状况及其婚姻进度效应是了解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观察点，对于理解中国婚育转变和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国内研究主要将生育置于婚内讨论，鲜有关注婚前生育。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1980年以后出生女性的未婚生育现状，利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和倾向值匹配方法考察未婚生育对女性进入初婚的影响。结果表明约6.5%的女性曾经历未婚生育事件，其中超过九成的未婚初育是计划内怀孕的结果，随着出生队列推移，未婚生育女性的比例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婚姻登记制度对婚龄的限制、传统事实婚姻惯习、计划生育对男孩偏好和多孩偏好的强化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女性的未婚生育。从婚姻进度效应来看，未婚生育对女性初婚主要呈现出促进效应，且这种婚姻促进效应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有所增强。婚姻登记制度、相关落户制度等社会制度因素与子女中心主义、合法性诉求等个体观念因素的共同作用带来了未婚生育的婚姻促进效应。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未婚生育领域表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轨迹，传统观念和行为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冲突、错位与磨合是引发中国未婚生育及其婚姻促进效应的主要动力。在中国，生育和婚姻尚未出现“脱...     

社会保障会“挤出”代际经济支持吗?——基于动机视角

利用CHARLS 2008-2012年浙江、甘肃两省的调查数据,通过构造Heckman-HLM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保障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概率及规模的影响,并分样本进行差异性研究。结果发现,社会保障与经济支持之间存在"挤出"效应。分样本逐步回归发现,与浙江老年人相比,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性收入对甘肃老年人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挤出效应"更明显;社会保障对城市老年人、非独居老年人、高龄老年人的"挤出"效应更明显。政府应将有限的社会保障向高龄、非在婚及健康状况较差的弱势群体倾斜,考虑公平性的同时也要考虑社会保障的效率,争取"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     

婚姻状况对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02-2018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婚姻状态对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基础回归结果显示:有配偶的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比没有配偶的老年人要长,其健康预期寿命的比重也显著高于没有配偶的老年人;细分老年人的婚姻状态、进一步考虑老年人上一期的健康水平及婚姻状态后,丧偶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最短;与家人一同居住、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高收入、没有医疗保险、患有慢性病、患重病的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处于劣势地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态对女性、农村老年人的影响更大,农村女性老年人以及城镇男性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最短。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老年人个体的健康行为(吸烟、饮酒)、社会参与和及时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是婚姻影响其健康预期寿命的渠道变量。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婚姻对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及占比的影响受其乐观态度的正向调节,受其孤独、焦虑以及自主性的负向调节。     

台湾人口婚姻:现状、特点与问题──兼与大陆地区人口婚姻状况的比较

由于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台湾的人口婚姻状况表现出自身的特点与模式。与大陆地区相比,台湾的年轻人更倾向于晚婚、人口的不婚比例偏高、离婚现象相对普遍、已婚有配偶比重较低,而丧偶情况复杂。但在夫妇年龄差、离婚率变动趋势、新郎新娘受教育程度匹配模式等方面,两地也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老年人的不婚与离婚、婚姻市场的“婚姻拥挤”、离婚率的持续攀升,是目前台湾面临的主要人口婚姻问题。     

中国女性婚姻的推迟与补偿

中国女性推迟结婚,结婚率下降和初婚年龄的提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文章使用1990、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依据年龄别初婚频率、曾婚比例及婚姻推迟、补偿和补偿指数指标,分析女性1930～1985年出生队列婚姻推迟和补偿情况,以及1965～1980年出生队列婚姻推迟和补偿的城乡差异。结果表明,1930～1985年出生队列,各年龄曾婚比例下降、婚姻推迟,婚姻的推迟和补偿存在城乡差异,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女性婚姻具有推迟效应。1930～1970年全国出生队列婚姻推迟得到完全补偿,1975～1980年婚姻推迟最终虽未完全补偿,但补偿指数较高,终身未婚比例很低。1985年出生队列补偿指数比之前的出生队列明显降低,终身未婚比例增加,晚婚转变为不婚的可能性增加。     

同质婚、交换婚与当前中国社会的婚姻壁垒北大核心CSSCI

婚姻壁垒是测量不同社会群体通婚难易程度的重要指标。当前中国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婚姻壁垒究竟有多高?以往研究虽有涉及,但未重点讨论并进行定量测量。文章利用2012~2013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全国调查数据,测量不同教育水平、社会阶层地位和收入水平群体间的婚姻壁垒状况。对数线性模型和序列逻辑斯谛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婚姻壁垒最高的是男大女小的传统婚配年龄组;阶层婚姻壁垒的强度随着阶层地位的提升而增加;收入水平越高的男女双方结婚的概率越高,相比中等收入及以下群体,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群体内部通婚概率更高。婚姻壁垒高高竖起,各类同质婚而非交换婚是当前社会婚姻匹配的主要模式,社会不平等通过婚姻壁垒得以塑造和延续。     

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2000年以来中国的婚姻支付占家庭支出的比重大幅上升,在终生预算约束条件下,婚姻支付上升会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选择产生直接影响。文章采用跨期分析方法构建老年劳动参与选择模型,并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1)婚姻支付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及劳动参与时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城乡、性别、年龄及家庭固定资产水平异质性;(3)婚姻支付与老年劳动参与之间存在平缓的“倒U型”关系,这可能与老年人的财富水平相关;(4)养老金水平、健康状况与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婚姻支付在普遍增加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基础上,还显著促进了“弱势”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包括:农村、女性、高龄、低财富水平及低健康水平的老年人。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防止婚姻支付过快上涨,完善老年劳动力市场,加强兜底性社会保障建设等促进婚姻支付与老年劳动参与双向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城镇化进程中近郊村的招婿婚姻:特征、原因与问题——以浙江福村为例

招婿婚姻在发达地区近郊村落成为一种流行的婚姻形式,并在择偶方式、姓氏规则、财产继承及养老义务等方面与传统入赘婚和现代嫁娶婚均有区别.而其流行的原因,是城镇化的拆迁安置政策以“从夫居”的文化背景设置利益分配方案,独女户意识到利益受损,又回到传统中寻求策略,并以招婿婚姻的方式获得其在村庄集体利益分配中的合法性.然而,驱动招婿婚姻的工具理性同时也酝酿着婚后的家庭危机,在“村改居”完成后,招婿婚姻呈现出很高的不稳定性.     

中国少数民族的婚姻形式与人口再生产

中国除汉族以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他们的社会形态、经济类型、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的复杂性成为制约或影响其婚姻形式(或者婚姻制度)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婚姻形式对人口再生产所起作用也不相同。 一、阿肖婚 “阿肖”是云南宁蒗县泸沽湖(与四川盐源县交界)畔纳西族(摩梭人)语,意为朋友或伴侣。由于泸沽湖周围的民族还保留着母系社会的残余形态,因此,婚姻形式及其对人口再生产的作用,也有种种特点。 (一)除少量的一夫一妻外,还保留着人类罕见的“阿肖”婚。“阿肖”婚可分为“走访阿肖”(即男     

晚清东北旗人的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探析——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双城)

婚姻与死亡风险的关系是人类社会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使用中国双城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考察了晚清(1866-1913年)东北双城旗人移民社会中的婚姻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不同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存在显著差别,未婚、丧偶和再婚等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要高于初婚人口;不同婚姻行为对死亡风险存在不同影响,结婚降低死亡风险,丧偶提高死亡风险。研究验证了婚姻对个体健康的保护机制及其时期效应,表明了家庭和社会因素对于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存在重要影响。     

甘肃城乡妇女家庭状态之比较分析

本文采用家庭状态生命表分析技术,通过城乡妇女家庭状态的比较分析,从而揭示人口的婚姻、生育、死亡等要素的变动如何影响妇女的家庭状态:包括妇女的婚姻状态、生育孩次分布、存活子女数、妇女15岁以后一生中的家庭负荷等,以及这些要素变动所产生的“时期效应”对人口控制、社会经济发展等可能产生的反馈作用。     

婚姻对个体精神健康的影响——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已婚者比离婚、丧偶和未婚者的抑郁水平更低;从未结婚者抑郁程度最高,离婚者抑郁程度次之,再次是丧偶者的抑郁程度;并且婚姻对男性精神健康保护效应大于女性.分居会降低个体精神健康水平,这种作用对农村男性更加显著,说明婚姻对精神健康的保护效应受到婚姻质量的影响.婚姻匹配方式会显著影响女性精神健康:女性与受教育程度相当或者低于自己的男性结婚,其抑郁水平会增加,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高质量的婚姻对个体精神健康具有保护效应,家庭和婚姻能有效改善个体精神健康.     

冲突与回应：建国初少数民族地区婚姻问题研究——以贵州省为例（1949-1956年）

建国前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婚姻具有四个异质特征：1．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除了同宗不婚和特殊的“还娘头”外,相对汉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少数民族的婚姻还是比较自由的;3．“还娘头”与同宗不婚或同姓不婚;4．通婚禁忌与婚姻神判。建国后在《婚姻法》的冲击下迅速嬗变：1．离婚案件呈上升趋势;2．处理婚姻问题的权利由传统的三老四少转移到国家政府手里;30对女性是一次重大的解放,从而终于纳入到了国家预设的轨道。     

“同姓不婚”与优生学无关吗?——与钱杭先生商榷

“同姓不婚”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婚姻禁忌制度。时下,在不少文章里,它成为中国古代即具备有利于人类提高自身繁衍质量的优生观念的标志。但近来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同姓不婚”并非完全自然的婚姻禁忌,而是周代为了强调父系宗亲集团即同姓集团的存在所制订的婚姻规范,因此与排除近亲通婚的优生观念没有关系。“同姓不     

婚居模式的变革及其深远影响

“男到女家落户”的婚居模式在江西省宜黄县东陂镇梅湾村存在了50多年,“女婚男嫁”如今已经成为梅湾很平常的婚嫁形式。“女儿一样传宗接代,女婿同样养老送终”,两大现实问题的解决让梅湾人的婚育观念彻底发生了变化。目前全县从妻婚居家庭已达到1900多户,覆盖了全县的12个乡镇,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示范效应。“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传统婚育观念的根基在宜黄农村发生了动摇,正在被“生男生女一样好”、“女儿也是传后人”等现代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所取代。     

婚姻转移支付是礼物还是负担?--基于子女婚姻对父母消费及满意度的分析

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婚姻转移支付对父母消费的挤出作用,对父母生活满意度影响的讨论还不够深入。本研究利用44579份婚约财产纠纷判决书整理的婚姻支付数据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有序Logit模型、反事实估计等方法,描述婚姻转移支付的基本事实,分析其影响父母生活满意度的礼物效应和挤出效应。主要结论有:(1)婚姻转移支付是大额代际财富转移。(2)婚姻支付的收支结构分析表明,婚嫁双方父母都是净支出方,婚姻转移支付是父母赠与新婚子女的礼物。(3)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支持礼物效应。婚姻转移支付通过改善父子关系满意度从而提高父母生活满意度。婚姻转移支付是父母最大化满意度的行为选择,礼物效应有助于解释为何父母对新婚子女转移了大额财富。(4)没有发现婚姻转移支付挤出父母消费从而降低其满意度的因果证据。     

进城还是回村？——跨省婚迁者的空间选择

在经济社会转型、人口频繁流动的条件下,婚迁由乡到城的单向迁移转变成为城乡互动的双向流动。婚迁者留在城市还是回到乡村,要取决于多种条件。本研究通过测度跨省婚迁的性别比发现,自1990年来的20年间我国省际婚迁性别比下降近一半。全国省际婚迁性别比呈现城市-城镇-乡村两端大中间小的“微笑曲线”。在婚迁的空间选择上,男性以城市为主,女性则以乡村为主。进一步分析影响婚姻迁移的因素发现,经济变量中人均GDP对总婚迁和城市婚迁呈正向影响,城镇和乡村呈负向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状况对婚姻迁移产生正向影响,但消费的城乡差别则对其产生负向影响;人口的城乡流动与迁移以及社会变量中各因素对跨省婚迁产生正向影响,而文化变量中的各因素则形成负向影响。     

试论我国人口要素的变动对妇女家庭状态的影响——家庭状态生命表模型及其应用

本文试图研究我国人口的婚姻、生育、死亡等要素的巨大变动如何影响妇女的家庭状态。这里所说的家庭状态是指妇女的婚姻、胎次、存活子女数,父母是否在世,一生中预期有多少时间处于“上有老”(父母大于65岁),“下有小”(子女小于18岁)的状态等等。我们先阐述家庭状态生命表的原理(计算方法在附录中给出),然后分别就我国妇女的婚姻     

基于年龄-时期-队列视角的社会变迁与老年人理想居住安排研究——来自CLHLS数据的检验

本研究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跨度14年的5期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多层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检验了中国老年人的理想居住安排与社会变迁过程。结果显示,从年龄效应看,老年人希望独居的意愿、居住在机构的意愿随着年龄增长呈倒U型曲线,表现出先升高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希望和子女一起居住的老年人比例随年龄升高则出现先下降后升高的趋势。从时期效应看,老年人的独居意愿随时期推进先上升后保持平稳,与子女同住的意愿先下降在2014年出现缓慢上升趋势。随着队列年轻化,老年人希望独居的概率缓慢上升后保持平稳,希望和子女同住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在年轻队列中又有上升。进一步分析发现,男性老年人、城市老年人希望独居和机构居住意愿均高于女性和农村老年人;无配偶和失能老年人更希望和子女同住。本研究表明,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意愿正随着年龄、时期、队列发展而发生变化,我国老年人养老居住安排相关政策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年龄、时期、队列效应,同时关注老年人的性别、城乡和婚姻状况差异,促进老年人理想居住安排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