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与员工:激励有效性之比较与互动

高管和职工皆为企业价值创造者,皆是重要的须激励的人力资源。已有研究更多地集中于高管激励的研究,研究职工激励的少,更加缺乏将两者加以结合进行研究的。对于激励高管还是激励职工哪个更有效,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既有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企业对两类人力资源的激励效果比较及其互动关系。研究发现,高管和职工薪酬均对企业业绩反应敏感,并且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高于职工,说明两类激励对未来业绩增长都具有积极作用。并且,职工对企业未来业绩的积极作用高于高管;高管与职工薪酬变化同步性越强,对未来业绩的积极作用越明显。本文首次研究了高管与职工激励效果的比较及其互动关系,拓展了激励领域的研究。     

高管激励、制度环境与高技术企业探索式创新

高管股权激励对高技术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起正向促进作用,而高管薪酬激励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政府干预在高管股权激励和探索式创新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并且政府干预和法制水平能够对高管薪酬激励与探索式创新的曲线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进一步根据产权对样本进行分组划分,检验了组间主效应影响系数之间差异的显著性,结果表明,仅在国有高技术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负向阻碍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而在非国有高技术企业中起正向促进作用。     

外部薪酬差距激励了高管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市场与产权性质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为切入点,考察了企业高管所面临的经理人市场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正相关,但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了受管制的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无法对高管带来正向激励。外部薪酬差距对非国有企业高管的正向激励效应仅存在于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薪酬的样本中。本文发现,当企业上一年的高管薪酬低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为了使高管薪酬水平达到行业平均薪酬水平,其高管薪酬的增长幅度要高于行业的增长幅度,而且高管薪酬与行业平均薪酬基准的差距越大,高管的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意味着我国高管薪酬制定受行业薪酬增长影响很大,从而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激励的有效性。当上一年的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国有企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越大,其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同样地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     

高管激励对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东道国腐败治理环境调节的视角

基于中国制造业创新国际化的时代背景,借助指标跨度2001—2017年OFDI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报酬性激励、结构性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东道国腐败治理水平在上述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高管薪酬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高管股权持有与两职兼任对企业创新绩效有负向影响;东道国腐败治理水平对高管激励的创新促进作用有正向的“叠加效应”,对高管激励的创新抑制作用有反向的“调节效应”。     

传统企业高管激励存在的不足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企业的市场已从区域性向全球性转变。生产要素的全球性配置情形日益明显。企业面临外部市场竞争的全球化已然成行。作为企业运营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企业高管的激励,已成为企业能否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取胜的决定性因素。本文将对企业对高管传统激励进行分析与研究。     

期权在高管薪酬激励中的应用

在中国,投资者、媒体和公众开始关注高管薪酬激励的应用。本文论述期权激励的作用,分析我国目前高管激励机制的缺陷,并提出了期权设计及操作方式,供企业参考。     

浅析国企高管激励因素与盈余管理相关性

近年来,随着重视高管价值的呼声渐高,国企高管的薪酬也大幅提高,在我国现有产权制度和经济水平下,过度重视物质激励引发了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本文从高管薪酬、高管权力、高管变更和高管晋升角度分析高管激励因素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只有站在高管的角度设计激励机制,完善公司治理才能有效的抑制盈余管理行为。     

高管持股与企业价值——基于利益趋同效应与壕沟防守效应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深交所78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利益趋同效应和壕沟防守效应两方面研究了高管持股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与目前大多数相关研究不同,本文在计量高管持股比例时包括了高管人员通过间接方式持有的公司股权。本研究发现,高管持股比例不同引起的利益趋同效应和壕沟防守效应导致高管持股与企业价值之间呈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当高管持股比例在8%—25%之间,高管持股的壕沟防守效应占主导,而小于8%或大于25%时,高管持股的利益趋同效应占主导。研究结论对以激励为主要目的或以股权结构优化为主要目的的高管持股方案提供了经验证据。     

股权激励、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权益资本成本

高管薪酬激励已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伴随着中国股权激励机制的推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随之发生变化,最终可能影响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利用基于真实数据的混合截面模型预测公司盈余,在此基础上通过GLS模型、OJN模型和GGM模型估算权益资本成本,以股权分置改革后2007年至2012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股改后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已成为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在股权激励作用下,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增加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中股权激励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相互作用与权益资本成本敏感性更高。研究结论为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完善提供重要启示,也为投资者识别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效果提供经验证据。     

我国企业经营者股票期权激励机制探究

实现企业经营者股票期权激励的目标在于统一经营者与股东利益,解决委托代理问题。通过实施股票期权激励对经营者进行长期激励,进一步完善薪酬制度,对吸引和挽留优秀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股权激励逐渐正在逐渐成为上市公司对高管团队进行长期激励和约束旳主要手段,这种方式也越来越受到理论界与企业界的重视。然而由于现实环境的制约因素,我国企业在推行股票期权激励机制过程中海存在一些障碍,亟待解决。本文从经营者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意义着手,分析了当前我国企业我国企业推行经营者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制度环境、管理层权力及文化企业高管薪酬的激励效应

基于文化企业的产业特性和制度背景,系统分析文化企业高管的显性薪酬和隐性薪酬的激励效应,深入探讨薪酬规制和管理层权力对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文化企业高管的显性薪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股权薪酬对绩效的影响尤为显著,隐性薪酬与企业绩效负相关;政府对显性薪酬的行政规制,降低了显性薪酬的正向激励效应;文化企业内部管理层权力的增大,强化了隐性薪酬的负向激励效应。     

我国上市保险高管的薪酬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分析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核心。其中，建立完善富有竞争力的高管薪酬制度是激励企业高管，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前提。然而，纵观我国主要保险公司高官的薪酬，我们却只看得到令人费解的巨大差异，很难察觉有完善的制度存在。本文从我国上市保险公司高官薪酬存在的主要问题出发，讨论了针对不问问题的解决方法。     

公司治理与高管薪酬

高管薪酬是公司治理中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分析了持股人与高管双方的利益关系,重点探讨了持股人应如何对高管进行控制和激励,一方面,好的公司治理立法,可以加强持股人对高管行为的控制;另一方面,合理的薪酬激励制度,可以促使高管发挥充分的积极性,为公司创造理想的利润。     

高管海外经历是否提升了薪酬差距

本文尝试从文化冲突的角度考察企业内部薪酬制度。具体而言,本文以高管的海外经历度量其文化特征,通过手工搜集整理上市公司高管的海外经历数据,考察对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薪酬差距的影响。文章发现:高管的海外经历能够显著提升薪酬差距。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这一结果是稳健的。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的海外经历在民营企业、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内具有更强的作用;相比海外工作经历,高管的海外教育经历具有更显著的提升作用;相比集体主义倾向国家,来自个人主义倾向国家的高管对薪酬差距的影响更大。最后,本文还发现高管的海外经历会降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激励作用,降低企业业绩。本文结论凸显了文化冲突对企业治理的影响,同时也为监管部门统筹用好海外人才资源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意义。     

高管报酬激励、战略并购重组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了高管报酬激励、战略并购重组与公司绩效间的作用关系路径。研究发现,高管年薪报酬对公司绩效的直接正向作用显著,高管持股报酬对公司绩效的直接正向作用不显著;在激励契约完备与不完备的前提下,不同高管报酬激励、战略并购重组、公司绩效之间作用路径及其显著水平不同,战略并购重组的中介作用及公司规模与公司性质调节作用也不相同。研究结果为为中国企业选择高管报酬激励方式、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实证支持。     

我国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与激励关系实证研究

近十年来,公司高管激励问题在我国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也是很多学者争先研究的对象。公司高管激励与公司经营业绩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决定着公司以后的改进发展方向,也关系到企业能否更有效率的参与市场竞争。本文采用抽样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样本来实证分析考察公司经营绩效与高管激励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薪酬激励、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业绩存在不明显的正相关性。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笔者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通胀对高管的股权激励和工作努力策略的影响

股权激励能够使得公司与高管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并且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高管不可观测的工作控制着公司股票价格。由于高管的真实财富受到市场通胀不确定性的影响,本文研究了通胀环境下,以风险厌恶和工作努力效率为特质的高管,在银行无风险资产账户、市场投资组合和公司股票间寻求最优配置以达到个人终端真实财富预期效用最大化。首先利用伊藤公式得到了高管的真实财富过程;其次利用动态规划原理构建了满足最优工作努力策略和股权激励问题的哈密尔顿-雅可比-贝尔曼（HJB）方程,并找到了解析解;最后对结果进行了数值模拟,并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通胀风险对高管的股权激励和工作努力策略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由于通胀不确定性影响着高管财富的实际价值,当高管财富效用服从对数函数时,公司股票占高管个人财富的最优比例不受通胀风险影响,但是高管在市场投资组合的投资比例随通胀波动率的增加而下降,进而影响到高管对市场投资组合账户和银行无风险资产账户的投资比例。高管的财富效用服从幂函数时,对于长期契约,股权激励代表的长远共同利益引导着高管看好公司的发展前景,激励着高管付出更高水平的努力,此时通胀带来的货币贬值风险对高管的的影响较小;而对于短期契约,长远共同利益的缺乏和通胀风险的变大诱导着高管的短视行为,高管将减持公司股票并且减少努力。本文所得结论对公司的股权激励理论做了有益的补充。     

高管报酬、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和审计费用——基于盈余管理异质性的视角

本文基于审计费用对不同类型盈余管理的差异性反映,研究了高管货币薪酬和股权激励对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高管货币薪酬激励能显著抑制其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降低审计费用对盈余管理的反映系数;但这种现象在高管拥有股权激励的情况下表现较弱。尤其是当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较小时,股权激励反而导致高管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增加,提高审计费用对盈余管理的反映系数。本文通过区分盈余管理的类型,有助于缓解高管报酬有效激励观和盈余管理风险观的理论争议。     

新股发行、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激励

理论研究认为基于会计信息的高管薪酬制度安排是高管实施盈余管理的诱因之一。本文以新股发行过程为特定的研究背景,实证考察发行公司会计信息对高管薪酬激励产生的直接影响。通过对我国资本市场2001-2007年的新股发行公司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下,公司高管通过盈余管理显著提高了货币薪酬水平。第二,实施高管股权激励的发行公司与没有实施高管股权激励的发行公司相比,前者现金流量的平均水平显著较低,而操控性应计的平均水平显著较高,表明实施高管股权激励的公司很可能普遍存在收益增加的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的回归分析表明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显著增加了其股权激励价值。近几年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高速增长以及相关约束机制的缺乏很可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薪酬激励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高管背景特征的调节效应

以深交所2011—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有序回归的分析方法,检验薪酬激励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以及高管背景特征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可以研究发现,薪酬激励对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具有提升作用,且这种作用受到高管背景特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高管团队的女性比例和受教育程度对薪酬激励和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正向调节作用。由此,企业应针对不同类型的高管团队制定不同的激励措施,以提升激励机制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