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团体与政府债务:以1927—1937年公债为中心

国民政府时期的商会组织对公债问题尤为关注。不仅与政府协商公债发行,谋求政府做出示信承诺,围绕公债还努力搭建政商沟通渠道。作为民间商人团体一直"在场"参与政府公债整理。商会在参与公债运行之中还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不仅加入公债基金组织发挥协调作用,而且联络银钱业共谋建立债权管理机构。通过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等组织与政府就整理本息、基金保管展开了互动与博弈以求达到维系商人团体债权利益、构建债信秩序进而规避风险目的。透过公债运行以及整理,商会对推进国家信用构建亦发挥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民国时期商会的抗税斗争——以厦门商会为中心(1927-1937)

在目前商会史已有的研究成果当中,在研究地域方面,主要关注的是上海等地的商会,对其他地域商会的研究较少;在研究领域方面,主要是近代商会的起源、性质、组织结构与功能,商会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而对商会的捐税抗争则较少关注.通过分析厦门商会在民国时期的抗税斗争,例如商会捐税抗争的形式、过程、内容和效果,不仅可以从这一角度说明商会与政府之互动关系,也可考察商会在捐税抗争中为发展近代民族经济所起的历史作用.     

多中心治理视阙下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研究——以义乌异地商会为例

在多中心治理视阙下,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经济发展促进了地方治理新体系的形成。作为政商桥梁,商会是新治理体系形成并稳定的重要因素。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的路径主要体现为经济服务、政治参与和社会治理,对应了商会组织的经济性、统战性、社会性三种性质。以义乌异地商会为例,它之所以成为地方治理的典范,主要根源在于成功地嵌入到地方新治理体系之中并表现出良好的治理绩效。义乌异地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的内部困境在于自主治理不佳,外部困境在于作为参与型治理主体有时缺乏责任性。当前,商会要在共建共治共享的地方治理新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必须加快商会和政府脱钩,推动商会承接政府职能,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地方协商治理。     

吊诡的商会经费——以杭州市商会经费为考察中心

史学界一直对商会经费问题关注不够。抗战胜利后商会普遍经费拮据,该问题却无人问津。聚焦此时的杭州市商会,其经费运筹呈现出吊诡现象:在经费拮据的情况下,商会运作正常,会务还有增无减。该现象是经费制度使然,即由商会经费中事务费与事业费分离所造成,实际上商会缺乏的是事务费而不是事业费。     

近代胶东商人与地方公共领域——以商会为主体的考察

近代胶东是山东商业活动最为繁盛的地区之一。随着商会的纷纷设立,近代胶东商人通过商会组织,积极参与工商管理、市政管理、社会公益等地方公共事务,在地方公共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民国时期破产规范在实践中的表达——以商会个案裁断为视角

近代中国第一部破产正式立法为清政府1906年颁行的《破产律》,由于官商利益冲突及该律在执行中遇到的阻滞,其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被废止。中华民国成立后至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7月公布《破产法》之前,我国在破产领域始终没有正式有效的制定法,遇有破产案件,只能依据惯例或法理裁判。此时期作为裁断机构之一的商会发挥了重要功能,但通过对地方商会有关破产纠纷的个案考察分析,可以发现商会对破产案件的裁断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     

中国城市发展的内在理路——以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为中心

汉口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格局而成为区域乃至全国商业中心,并显现出与中国传统城市不一样的城市形态与社会、经济、文化特性,因此倍受海内外城市史研究者的青睐。其中尤以美国汉学家罗威廉的研究最为典型,其对18—19世纪汉口的商业与社区的研究,在冲击—反应、中国传统城市功能结构以及公共领域与公民社会等三个方面颠覆了西方学界对传统中国的认知,并提出即使没有近代开埠和西方的冲击,汉口也能缓慢地发展到近代社会的大胆假设,从而构筑起新的对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     

民间商会内部治理的困境与出路——以L市J商会为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成立了很多商会,成为调节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重要力量。然而,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大量商会却因治理不善而陷入困境,究其原因包括:商会内部权力失衡,少数人控制商会决策、审查和监督等关键环节,给商会精英以谋取私利的空间,从而导致商会瘫痪。要从加强政府的监督与引导、加强内部竞争与信息公开等方面,打破少数人控制,构建制度化的内部管理机制,才能实现商会的有效治理。     

民国年间汉口地方政府对火居道士的管理——以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初年,汉口地方取消了具有官方性质的地方道教管理机构,火居道士的相关事宜一般由市政府社会局或警察局等机关处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了对传统宗教的管理。与此相适应,汉口市政府对火居道士的管理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制订火居道士管理办法;二是政府对火居道士的行为予以一定程度的监管;三是实行火居道士登记制度。这也是最为重要的管理制度。目前档案所见从1929年到1946年间,汉口先后进行了4次火居道士换照登记。政府登记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削弱、乃至取缔火居道士。不过,民国年间,由于各地社会形势不一,在执行政府政策时会有力度上的不同,正一火居道士的命运就存在一定的区别,虽然从大势来看,他们都受到巨大的打击。与广州等火居道士遭到取缔的命运不同,汉口火居道士尚有一定生存空间,能从事相关的活动。这主要是因为汉口是一个新兴的移民与工商业城市,政治控制较之传统的政治中心相对松弛。     

民间商人团体与近代城市的公共管理

近代以降,以商会为中心的民间商人团体广泛介入城市的社会保障、环境卫生、公共安全及交通运输等公共领域,成为近代城市公共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城市社会的演进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近代城市民变的传统品格——以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为中心

近代城市民变在社会转型时期,时常呈现出浓厚的传统品格,下层平民的集体抗争甚为典型。理性审视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其行为逻辑延续着传统斗争范式;群体心理依然保守,权威信仰与"清官"情结坚定而浓厚,恐惧、疑虑、易于从众等传统心理特质及正统主义观念根深蒂固;人们所广泛坚守的社会关系网络持续运作——官与民之间保持着非平等、非保护与被保护的对立关系,而新兴绅商阶层维持着旧式士绅的传统权力,倒向了官府权威,官府与商会的互动与传统基层社会官绅同盟共治格局并无异趣。     

民间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基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商会的个案分析

沙井商会是深圳市民间商会发展中的一个典型个案,成立至今,在"一地多业一会"的关系格局中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行业代表性,建立起高效的运作机制,与政府形成合作一博弈的互动关系,有效地发挥了服务和管理职能,体现了民间商会在参与地方治理中的有效性,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经济社会的持续和稳定发展.     

近代城市公共活动空间与市民生活——以汉口中山公园(1929—1949)为表述中心

作为近代城市公共活动空间,汉口中山公园的辟设,是市民生活与政府意志双重需要的结果.政府利用公园命名、空间部署、园内建筑、集会活动对民众进行政治控制和生活宣教;苦力、小贩、园商、青年男女、平民大众以公园作为参与社会生活与展示自我的舞台;部队、学校、教会组织等社会团体争相利用公园资源开展活动,使公园体现出充分的公共性.公园促使民众暴露在陌生公众面前,获得生活与感知的公共性;引起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培养市民公共责任感.公园的辟设也呼唤市民公德心与公众认同的养成.惟其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共同努力,才能使公共空间与市民社会生活变迁成为可能.     

民国时期山东财政与地方专权

民国时期 ,财政压力下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激烈。辛亥革命以后至 30年代上中期山东出现了以军人为首主政专权的局面。军政与民政不分 ,并以军政统领民政 ;中央权威式微 ,地方势力坐大 ;社会动荡之下人们地域性心理膨胀 ,省区自治意识深厚是形成地方专权的主要原因。地方专权下的割据性财政是缺乏硬性制度约束的不完全财政 ,主要表现为财政收入与支出无序增加 ,特别是军队私有化下的军费激增 ;谋求财政独立权 ,破坏和抵制中央财权集中与国地财政收支划分 ;越轨犯禁 ,贪风不止 ,加派附征严重 ,财政状况始终处于混乱之中     

民间商会与地方治理:功能及其限度——温州异地商会的个案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的温州商人纷纷在经商所在地组建起自己的组织——温州异地商会。由于其利益诉求与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相契合,异地商会遂以其强大的经济效应和独特的组织优势,运用各种政治策略,公开地介入社会公共事物的治理之中,对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异地商会在拓展温州商人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效应,如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因此,执政党必须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法律和制度层面明确界定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治理边界,促进民间商会及其他社会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和社会自主治理的形成。     

论效能型财政——以江西为例

近年来,我国财政发展与改革取得明显进展,财政收支规模扩大、结构优化、管理水平提高,财税政策也在逐步完善、调控得到增强,财税改革不断深化,公共财政体系进一步健全。然而,财政收支的效率、效益和效果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面对各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下,建设效能型财政已经成为当前各级财政部门发展与改革亟须加强的任务之一。本文尝试在探讨效能型财政内涵和逻辑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对江西省财政效能建设成效的分析,提出加强建设效能型财政的五条路径,以期提升地区经济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近代财政统计中货币换算问题之实例分析——以清末财政清理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各省地方纷繁复杂的货币种类及度量衡差异,使得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需要正视并解决财政统计中的货币换算问题。以清末财政清理中1908年22省财政统计为实例的分析可知,该年财政收支中有近三千万两库平银的规模,在岁入与岁出项目中用其他各类货币进行标计,只有将这些货币统一换算后才能进一步去估算整体的财政规模。故货币换算问题直接关系着近代财政统计的精确性与完整性,这与近代中国货币本位制的缺失紧密相关。现有相关研究却对该问题较为忽略,亟须引起重视。     

民间商会参与地方治理——温州个案研究

温州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构成了民间商会兴起的基础,温州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的显著绩效使其获得广泛的代表性与合法性。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温州地方政府不断地赋权于民间商会,而民间商会在承接政府职能过程中持续地提高自主治理能力,从而形成地方政府与民间商会良性互动的局面。温州商会的经验表明,＂在参与中成长＂是发展社会组织和构...     

近代城市社会管理中的市民参与——以民国汉口保安公益会为例

汉口保安公益会是近代汉口成立最早、最为规范的民间团体之一,在汉口城市管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它以公共利益为诉求并兼顾私人需求的特点,严格自律,强化规章制度,增强会员联系,培育成员一体感,表彰成员功绩,树德立范,获得了市民的普遍认同和广泛参与,形成了一个典型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管理领域。在参与过程中,市民的公共需求和特殊利益得到了实现,参与者的"搭便车"行为则通过团体内部的制度建构得到了监督,从而有效地搭建起了近代城市社会管理中市民参与的动力机制与团体内部的监督机制,为当今城市社会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