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空间与政治博弈：中晚唐河朔政区变迁刍议

在整个藩镇时代，河朔政区有数次较大的调整，每次都依托不同的历史语境展开。后世学者由于对当时这些具体的历史语境缺少充分的领会，往往把唐廷在河朔的诸多失利，归咎于皇帝与廷臣在政区调整上的失策。实际上，唐廷对河朔政区的调整有着一以贯之的内在理念——确保中央利益最大化。从这一角度纵览河朔政区的数次调整方案，大多是唐廷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为此，唐廷采取了维持诸方“有利的均衡”、让河朔强藩互不相邻、对河朔防御型藩镇采用“节度州与单支郡二元结构”、将河朔地区节度使与刺史文臣化等一系列手段。长庆年间以后，当唐廷不再试图彻底改变河朔藩镇父子相袭的局面，改行“放弃河北，控制其余”的政策，唐廷与河朔之间博弈的关节之处才得到彻底解决，双方由敌对关系转变为共生关系，河朔政区就此趋于稳定。     

唐代“河北故事”的文本起源、历史内涵及确立过程——以韩愈《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为线索

从文本起源的角度分析,“河北故事”并非历史当事人对唐代河北藩镇事务的现场表达,而是历史书写者对河北藩镇既往处事原则的文本概括。其最早见于元和八年(813)韩愈撰写的《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是韩愈在“故事”一词的基础上化用而来。其内涵除了政治独立、节帅世袭,还包含唐廷与河北藩镇的政治态度。“河北故事”是河北藩镇与唐廷在“叛乱与平叛”关系结束后形成的新的相处模式,其开启时间为德宗建中平叛失败后,此后经过宪宗、穆宗两朝的变动和调整,最终在穆宗长庆年间确立。     

黄巢起义对晚唐藩镇格局的影响

经过黄巢起义的猛烈冲击,晚唐藩镇的格局在唐末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黄巢起义之前,藩镇的格局可以划分为:河朔长期割据型、河朔一度割据型、中原一度割据(防遏)型、中原长期防遏型、西北长期御边型、西南一度御边(财源)型、东南长期财源型七大类。在黄巢起义之后,根据地域分布、势力强弱、政治目的、任职方式、出身背景乃至蕃汉之别等综合因素,藩镇的格局可以划分为河南型、西部型、河东型、河朔型、南方型五大类,并涌现出了一系列以朱温、李克用等为首的足以开邦建国的强藩。藩镇格局的这一重大转变,主要是在黄巢起义冲击之下,中央朝臣、宫廷宦官和地方藩镇原本大致均衡的三大势力的急剧消长。文臣、宦官势力日益衰落:地方上文官藩帅不断地被武将所取代,宦官赖以专权的神策军也垮掉了,转而寻求以"宦官系武人"来扶植藩镇。地方势力则急剧崛起,并完全掌控了各藩镇的权力,呈独立之势。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唐廷所扮演的是无法主持公正和维持秩序的软弱角色,迅即走向终结,历史开始不可逆转地由藩镇割据经五代十国走向宋代的重新统一。     

陈寅恪“河朔胡化”说辨析

在"种族—文化"观念的影响下,陈寅恪提出了"河朔胡化"说。该说的问题指向在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而非河北藩镇的社会属性。由该说引起的关于河北藩镇"胡化""汉化"的争论,偏离了陈先生提出该说的研究旨趣,应当有所修正。对河北藩镇客观存在的"胡化"现象,不应再做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应着重考察唐代社会对这种现象的认知。唐廷在政治上的认同与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异见,表明了"胡化"现象虽然造成河北藩镇与唐代社会在文化上的差异,但并不足以引起双方政治关系的剧烈变动。     

建中末河东道政区调整与德宗藩镇政策

建中末年河东道的政区调整是德宗即位以来削藩政策的集中体现。建中初年的削藩战争,河东三镇中尤以河东镇军功卓著,然在建中末的政区调整中,河东镇却未得尺寸之地;昭义镇军功逊于河东,却得以扩充;河中镇则被分割,增设晋慈镇。考察建中末河东道的政区布局调整,可以看出唐廷治理藩镇的策略,揭示唐廷与河东诸镇的微妙关系。     

评唐德宗“姑息”藩镇说

宪宗元和元年(806),宰相杜黄裳首次提出德宗“姑息”藩镇的观点。此后,这种观点日渐成为一种共识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认为德宗对藩镇采取了“一味姑息”的政策。德宗“姑息”藩镇说是否客观、全面地概括了德宗对藩镇的政策呢?让我们先来看看杜黄裳的观点。《旧唐书》本传和《资治通鉴》卷237均载有杜氏的观点。从内容上看,后者比前者更为明确,兹录如下:上(宪宗)与杜黄裳论及藩镇,黄裳曰:“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     

唐代淄青镇:内在文化原因析论

在河朔型藩镇中,淄青镇最为强大,这与其内在文化原因有关.种族文化与河朔习俗使淄青镇具有优秀的兵力资源;均减赋税、发展生产、重视贸易使淄青镇拥有强大的财力与军事实力,形成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李师道之败亡,是由于内在文化的削弱所致.     

主要矛盾视角下的唐代河朔藩镇及其演变

<正>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河朔藩镇曾是唐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延至上世纪末随着藩镇研究的整体降温而一度停滞。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社会史和区域史研究影响下，视角下移、碑刻资料进一步开掘，这一传统议题又重新被激活，涌现了一系列新成果。但有一个根本性问题仍悬而未决，那就是河朔藩镇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河朔藩镇社会的主要矛盾，关涉其统治基础、斗争性质及历史走向等，是河朔藩镇研究的一个深层次的核心问题。河朔藩镇亘续长达150余年，一直处于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之中，     

安史乱后藩镇控制政策的实施

安史乱后,唐廷一直在贯彻削藩政策。无论是通过温和,抑或战争方式,其基本目的都在于,力求通过以藩制藩的方式,而非废黜藩镇,重新恢复到中央直辖州郡的方式,去实现唐后期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此因藩镇的存在,适应了形势的需要,是唐后期中央统治地方的载体。唐廷力求以藩镇为载体,通过分而治之、调整藩镇辖区等方式,实现以藩制藩,从而维护中央统治。以藩制藩政策适应了形势的需要,维持了唐后期一百多年的统治。     

北朝时期河朔民俗的变迁

学界一般认为,古代河朔地区具有"尚儒"之俗,但据现有史料,河朔地区的这种风俗是在北朝之后才开始形成的。与汉代相比,北朝胡族统治者的尚儒,使河朔地区进入尚侠与尚儒之俗共存的民俗发展阶段,河朔地区儒学人才的州郡分布与数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北朝是河朔民俗、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时期。     

论唐廷对幽州宗教事务的介入

唐中央政府介入幽州宗教事务是唐廷羟营河北地区的一个重要方面.唐延对幽州地区,在释、道两方面都作了努力,某些政策得到贯彻执行,但在某些方面对宗教事务的干预程度又十分有限.安史之乱后,河朔藩镇割据,朝廷仍然通过佛教维持与幽州地区的联系.唐廷对幽州宗教事务的介入跟它与幽州地方的关系、东北族群关系,及东北亚政局的演变息息相关.唐廷推广道教失利,而参与佛教事务却取得了成功.     

唐代藩镇赏赐述论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军队频繁动乱成为唐后期军事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诱发军乱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藩镇军人贪财寻利为其原因之一。藩镇将士往往因为未获赏赐或赏不如意而“杀帅长,大钞劫”,或拥护骄帅割据。对此,唐廷采取的主要对策就是经常给藩镇大量的赏赐。探讨这一现象,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唐廷与藩镇的关系不无裨益。     

说玄宗削藩与安史之乱

唐玄宗一代繁荣的社会局面的形成,当然与抚蕃和边疆军队抗敌的功绩相联系。然而物极必反,虽盛犹衰,各藩镇军队内个人势力膨胀的军功地主分子热望扩大自已的权益,顽固维护其特权的部分少数族贵族一再掀起反汉化的逆流,其表现是藩镇势力与日俱增,内轻外重的政治局势出人意料地摆在一向自负老谋深算的唐玄宗面前。论者或谓玄宗“做了二十五年皇帝,但暮气深重,懒得亲自处理政事,一心想纵欲享乐……逐渐陷入昏迷状态”;或谓“唐王朝加强了国家的力量以后,又不断在边疆发动战争。……唐王朝的猛将精兵,都掌握在节度使手中,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或谓“玄宗老年昏愦,溺宠艳妻,信任黠胡,遂启狄人之贪惏,累民生之涂炭”。似乎玄宗本人对藩镇势力毫无警惕,对叛乱未作任何防范措施,这似欠公允.尤其诸论皆引旧史陈说,甚至以白居易的风情长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为据,以传统的昏君奸相之说,误解了唐廷与藩镇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本文仅就玄宗的削藩措施,探讨在表面上是偶然因素在起作用的历史事件掩蔽着的历史发展的必然。     

唐代河东承天军史实寻踪——以五份碑志资料为中心

被传世文献忽略的唐代河东承天军的历史踪迹在几份唐朝碑志中留下痕迹,通过碑志与文献的互证,可以发现河东承天军是在唐朝河朔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后组建而成,其兵数消长、军职编制以及战略地位的变化,反映着唐政府与河朔藩镇之间的微妙关系.尤其是前后相差十年的唐<承天军城记>与唐<妒神颂>二碑所保存承天军较为完整的武职题名,介于开元兵制向藩镇兵制过渡的关键时期,对考察唐朝基层兵制的变化轨迹有着相当学术价值,值得学界充分重视.     

藩镇研究的新成果——《唐代藩镇研究》序

唐朝的国势,在唐玄宗统治时期达到了兴盛的顶点。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动摇了她的统治。战乱费了八年的时间虽然平定了,但安史余党仍然盘踞在河朔一带,成为和唐中央对抗的藩镇,而在唐朝中原内地以至江南、岭南地区也设置了许多藩镇。藩镇割据和藩镇林立的局面是唐中后期政治形势的突出点。由于藩镇的割据,统一的帝国元气大伤,唐王朝再也恢复不了当年丰腴的英姿。但她并不是淹淹一息,仍然维持了一个半世纪。这一历史现象,     

民族融合和唐代藩镇

藩镇是怎样产生的?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在唐代长期延续而不被消灭?这些问题,在众多的研究论著中,我们特别重视范文澜、陈寅恪两先生的观点。范老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天宝时期的腐朽政治,使唐朝西、北边境少数民族内附人与汉族在经济文化上的融合过程,采取了战争的形式。他又指出,随着落镇割据的结束,内附人与汉族的融合也基本完成。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断言:“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这些对藩镇割据深刻的历史洞察,给我们很大的启迪。现就唐代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来分析藩镇问题。旨在说明中国西、北边地少数民族与李唐政权错综复杂的关系,怎样造成了藩镇割据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     

唐代泽潞镇建置及扩建考

唐代泽潞镇成立时的辖区范围是以贞观时期潞州都督府的建置为基础确定的,即是在该区域某一时期政治地理格局的基础上划定的,是朝廷为了防御、攻略河北的有意选择。大历末期、建中初期,为了弥合太行山东西麓两区即泽潞区与邢睮区的缺陷,以利于发挥该镇防御、攻略河北的作用,泽潞镇再度跨越太行山而领辖邢睮磁,这是唐廷意图、作用力的体现,是朝廷借此威慑河北诸藩的表现。应该说,藩镇区划的建立、变迁有一个延续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政治运作。藩镇区划作为地方武力相互角逐及其与中央斗争这一政治事象在地理空间上的表现形态,其形成、变迁有时仍需依循当地的政治地域格局。     

中晚唐制举对策与政局变化——以藩镇问题为中心

中晚唐正处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朝政弊病丛生,内忧外患不断,藩镇问题尤为突出,德宗、宪宗、穆宗都试图通过修政、选贤举能、削藩、销兵等措施,重振帝业,从而出现了一个相对开明的社会风气,为举子在制举考试对策时敢于直言极谏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明的大环境。中晚唐制举对策中有关藩镇问题的见解,近乎直言不讳,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对研究中晚唐藩镇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围绕着削藩问题,中晚唐制举策问多针对军队废弛、销兵和削藩、修政等时务进行策问,举子对策往往是苦诋时政,针砭时弊,直言极谏,客观上起到了宣扬皇帝新政的作用。制举对策提出有关精兵、销兵和削藩的策略,与当朝皇帝、宰相以及时政风气紧密相关,通过精兵、销兵和削藩等举措实现帝国的复兴,已经是所谓以"子大夫"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的共同理想。     

关于唐德宗评价的几个问题

一种十分普遍的观点认为,从建中四年(783)开始,德宗对大臣表现出的比较严重的猜忌防范,是其本性猜忌所造成的。如《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条认为:“上(德宗)性多忌”。《唐史论断》、《读通鉴论》也有类似观点,我认为这不合史实。 德宗继位伊始并不猜忌防范大臣。史载“上初即位,庶务皆委宰司”,并希望宰臣们与他“戮力同心,以成大化”。任命崔祐甫为相后,“悉以国务委之”,并对他说:“朕与卿道合,天下细事,卿宜随便剖奏,无乃多疑朕也。”崔祐甫染疾卧病在家后,德宗也“大事必密咨以决焉”。但后来,德宗不再这样信任大臣,而是表现极其严重的对大臣的猜忌防范,但这种转变,是有其客观原因的。 德宗在东宫为太子时,“受经于[张]涉。及即位之夕,召涉入宫,访以庶政,大小之事皆咨之。翌日,诏居翰林,恩礼甚厚,亲重莫比,自博士迁散骑常侍。上方属意宰辅,唯贤是择,故求人于不次之地。涉举怀州剌史乔     

唐后期河北藩镇统治下的佛教

唐安史之乱后,河北陷入割据,形成了魏博、成德、幽州等割据型藩镇。在以节度使等为代表的职业军人的支持和参与下,河北佛教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恒州、定州等传统发达地区之外,形成了魏州、幽州、沧州等新的佛教中心,南禅开始传入,佛教发展格局也为之一变。另外,唐武宗灭佛时,河北藩镇开始进行了一些抵制,但在朝廷的压力下,灭佛政策得以贯彻执行,河北佛教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