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FDI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是吞噬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而科学评判国际投资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则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衡量外资绩效与调节收入分配的关键。利用2000—2018年中国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37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来检验双向FDI如何影响劳动力成本,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IFDI）、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劳动力成本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伴随着双向FDI规模的扩大,劳动力成本表现出先提高后下降的趋势,这一影响在金融危机冲击后更为显著。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影响双向FDI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关系,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双向FDI与劳动力成本之间更多表现为倒“U”型关系,但是对于中低收入国家而言,双向FDI则显著推动了国内工资水平的上涨,进而影响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双向FDI的扩张无疑加剧了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压力,应坚定不移地走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之路,调整优化引资规模与结构,鼓励增加高质量的对外投资。     

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的再检验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国际生产经营,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近10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快速增长,我国逐渐发展到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愈发重要。FDI的发展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但各因素的影响程度不一样。本文选取数据较全的18个国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FDI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OFDI、IFDI和NOI与人均GDP都正相关,IFDI与汇率负相关,但OFDI和NOI与汇率的关系不显著。OFDI、IFDI和NOI与制造业平均小时工资都正相关。OFDI、IFDI和NOI与制度都正相关。     

"十一五"浙江就业需求预测及对策研究

"十一五"期间,浙江劳动力资源丰富,就业压力不仅具有短期的影响,而且很可能成为长期的制约因素.就业压力一是源于总量上存在的供过于求的现状;二是源于新增劳动力的供给,适龄劳动人口供给的增长;三是源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其从农业向非农产业、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规模和速度,呈进一步增长的态势;四是源于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高素质劳动力不足,低素质劳动力过剩;五是源于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就业存量的动荡,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因资本替代劳动而使制造业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趋于下降.本文用数量模型作为工具量化分析预测了"十一五"期间浙江就业发展趋势和需求,并提出了就业发展和解决就业压力的对策性建议.     

基于要素投入的我国三次产业发展分析

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文章对三次产业的产值比例、就业人员比例与GDP的关系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并运用1978-2011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例、能源消费量、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科研投入对三次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1)三次产业的产值比例和就业人员比例变动均是GDP的格兰杰原因;(2)三次产业结构与就业人员比例、能源消费量、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科研投入存在长期均衡关系;(3)就业人员比例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是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就业人员比例上升对第二产业的增长的促进效果最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第三产业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能源消费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正向影响第二、三产业增长,负向影响第一产业的发展;科研投入促进第三产业增长。因此,要实现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目标,政府可以引导农村闲置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并且加大对第三产业的科研投入力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私人投资投向第三产业。     

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供给侧壅塞成因与疏导路径

面对宏观经济运行中呈现的产能过剩、库存高企、有效供给不足等现状,需求管理理论和供给学派都没有直面"促进增长反而会加剧产能过剩"这一悖论,难以成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根据"资本经济体系的庞局运行机理",宏观经济增长乏力的理论成因是资产价格滞胀与预期收益率过高。针对我国宏观和微观经济层面都存在的供给侧壅塞问题,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应是"促进经济正常运行",而不是"促进经济增长",宏观政策思维也需相应转变为"促进高效产能替代低效产能"。化解过剩产能的理论逻辑是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等方式,使各类资产的价格、预期收益率回归到真实可信水平,使资产由各种无效和低效占用状态转变为有效运转状态,恢复经济主体信心。     

农业过剩劳动力转移的城市化模式及其对策

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受农地供给约束，农业劳动力需求会不断递减；现有农村人口增长一时间难以放慢，农村劳动力供给有无限增加趋势。这二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农业劳动力过剩性不断增强。如果不寻求到一条有效的转移道路，就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以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代价换取农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化的状况，提高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农业过剩劳动力转移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拓展农林牧渔就业容量；二是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彻底改变城市一工业，农村一农业传统的城乡经济格局，发展农村“二元经济”，扩展农村就…     

浅析我国“过剩经济”的危害及成因

"过剩经济"是相对于"短缺经济"而言的,它表现为供给的大规模生产严重超过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物价总水平一路走低,商品大量积压,工厂开工不足,资产利用率低下,工人下岗,就业困难,经济增长缓慢。"过剩经济"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国内市场的变化、经济结构变化和体制弊端等因素所致。我们只有正确认识其危害、找出其成因,才能采取各种措施治理它,才能使我国国民经济正常地发展。     

过剩经济与高科技投资

我国国民经济已由短缺经济转为低水平的结构性过剩经济。过剩经济不应加大高新技术投资力度 ,建立资本市场为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多元支持 ,发展风险投资 ,促进我国高科技的产业化     

FDI对中国食品行业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之一是在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同时,能有效解决就业问题。但随着越来越多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其投资方式、资本技术含量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相应地,其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行业的不同,对就业的影响也显然不同。食品行业是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最早的行业,也是中国就业人口比重较大的行业。为了更好地认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行业就业的影响,利用2001~2012年中国各省级区域食品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对外商直接投资中国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的就业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食品行业就业数量贡献最大的是食品加工业,其次是食品制造业,而流入饮料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数量没有正向影响。     

青海省产能过剩行业税收政策构建——以有色金属行业为例

近年来,"产能过剩"已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治理的关键词。本文基于拉弗曲线及BCG矩阵研究框架,通过分析青海省有色金属行业发展现状、税负水平,结合该行业所面临的内外部经营要素,尝试找出有效的税收政策策略,通过发挥市场机制,在有效化解产能过剩的同时,促进产能过剩行业升级改造。     

化解产能过剩的新思路及对策

近20年来,投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然而过度投资形成的大量供给导致产能过剩,造成众多行业产品供大于求,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尤为突出。国民经济增长比例失调、地方政府追求GDP导致粗放型增长方式持续、低水平重复投资、投资产业层次低、投资过热消费不足、出口导向型的扩大外需政策和政府优惠政策都导致和助长了产能过剩。化解产能过剩的新思路及对策为:从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从投资驱动增长向消费驱动增长转型、协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以扩大内需化解产能过剩;如果国家创新体系能够在三至五年内攻克汽车、数码相机、电脑、船舶、飞机、工程机械、工作母机、光伏发电、新能源等事关国计民生行业的关键技术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民族企业中都应用这些技术,建立起自主创新的民族经济体系,形成完整独立的国民技术体系,顺应中国年轻人就业意愿变化,挖掘银发市场需求,大力发展机器人产业,则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就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国经济也可以继续高速发展二十年!     

不同动机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分工地位的影响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OFDI）视角,借助2005—2016年OECD-TiVA数据测算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实证研究不同动机OFDI对东道国GVC分工地位升级的影响,并阐述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不同动机OFDI对东道国整体以及东道国中的高收入国家GVC分工地位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只有技术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OFDI对GVC分工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对GVC分工地位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我国应根据东道国资源禀赋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水平等的差异,采取不同动机的对外投资策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分工地位的提升。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东道国视域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开放、包容、共赢的特征,是新时期我国推动构建面向欧亚、海陆统筹的对外开放新战略。当前我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理念,与"一带一路"沿线各东道国的国际投资合作不断取得突破。基于东道国视域阐述"一带一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影响机制,建立GMM模型分析OFDI演变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关系,研究发现:中国"一带一路"OFDI的形成机制不仅受中国与东道国总体交往的联系紧密性影响,东道国经济禀赋条件与制度质量环境也非常重要。为高质量提升我国"一带一路"OFDI的投资效应,需进一步强化政府间全方位战略合作机制,优化投资空间布局,创新合作型投资模式,提高"一带一路"OFDI公共服务水平。     

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采用物质资本集聚度、人力资本集聚度以及就业密度衡量服务业集聚水平,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服务业物质资本集聚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呈弱化之势,人力资本集聚度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也由正转向负,而服务业就业密度、经济开放水平等因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应该注重加强相邻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经济互助,协调发展;同时应提高我国服务业的集聚度,充分发挥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为了从内外部分析OFDI(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TFP(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选用2000—2014年平减处理后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TFP的Malmquist指数并基于LP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国外R&D资本溢出对本国TFP的贡献度为0.0333,说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本国TFP。此外,因果步骤法的检验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能够通过促进国内R&D资本提升本国TFP,说明国内R&D资本存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溢出具有吸收性。     

技术进步就业效应行业差异量变动实证分析(1997-2012)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必须结合我国劳动力大国的国情,统筹好技术进步与劳动力就业的关系意义重大。为此,本文利用VAR模型搜集1997年至2012年我国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分行业的相关数据,对近年来我国工业各行业的技术进步与就业量的关系进行测度。研究表明:短期看,技术进步对我国工业就业总量有一定负效应,但是这种负效应是暂时的,长远看,技术进步对我国工业就业总量无显著影响。从工业各细分行业看,技术进步对不同行业的就业量有明显差异,其中资本深化程度对各行业就业量影响显著。本文政策涵义显见:挖掘商品需求弹性大的工业行业的就业潜力;积极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以创造需求,创造就业;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仍然要高度重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积极推行资本节约型技术,防止过多的劳动力节约型技术对就业空间的挤压;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降低单纯技术引进带来的就业损失。     

技术进步是我国高增长高失业并存的原因吗?——基于不可分劳动DSGE模型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高增长高失业并存的经济现象,关于技术进步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还没有一致的结论。本文采用可分劳动DSGE模型分析框架,模拟技术进步对我国产出和就业的作用。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产出和就业增长影响的不同步性是我国高增长高失业并存的重要原因,即技术进步促进产出增长的同时就业人数没有同等幅度增加,产出增长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相对减弱。模拟结果还表明,技术进步会使投资增加,资本会替代劳动,但即使去掉技术进步造成的资本对就业的不利影响,技术进步依然促进了就业的净增加。技术进步不是我国高增长高失业并存的原因,相反,技术进步促进了产出和就业的共同增加。     

欠发达地区旅游就业增长方式研究——以广西为例

广西旅游就业增长方式是以投资拉动为特征的投资驱动型旅游就业增长方式。在影响广西旅游就业增长的因素中,旅游要素供给因素是广西旅游就业的主动因素,经济环境因素对广西旅游就业增长具有较大的影响,而劳动力因素为广西旅游就业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虽然旅游需求因素并不是广西旅游就业增长的主动力,但旅游需求因素对保持系统各要素相互协调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FDI对经济增长贡献绩效的时空差异研究

本文选取资本( K)、劳动力( L)、外商直接投资( FDI)作为投入变量,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GDP )作为产出变量,采用面板回归和 DEA 分析FDI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绩效。结果表明, FDI与我国经济增长呈正向相关,弹性系数明显小于资本与劳动力。我国的经济系统中,纯技术效率小于规模效率,总体技术效率不高。近年来FDI利用率越来越高,东中西部地区FDI利用率差异不显著。 FDI、资本、劳动力的利用率差异不显著。     

空间生产、资本接续与权力介入的实践逻辑——对东北C市马路劳工生存状态的调查

随着正规劳动力市场吸纳就业能力的日趋有限,曾一度被视为"现代的荒蛮"、"城市的污垢"并屡遭取缔和清退的马路劳动力市场却为个人资本处于弱势的庞大的就业大军提够了一个赖以生存的非正规就业空间.对于这一长期被忽视的劳动力市场,其劳工生存状态及内部运行现状成为亟需关注的问题.侧重主体实践的动态过程,在对C市马路劳动力市场调查中,作者看到的是马路劳工对城市边缘空间的生产与超越,在这里,为了求得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演绎着种种独特的生存策略.既有所谓的"江湖逻辑"成为劳工资本接续的路径依赖,又有"群体守望"和"游击战术"成为其在外在权力介入时展开博弈的手段,空间秩序深深地嵌入在不断再生产的互动关系中,马路劳工在非规范性中不断前行,演绎着艰难的生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