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向政府间关系中的督察制度:以中央环保督察为研究对象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亟需增强中央与地方纵向治理的制度供给。长期以来,央地委托-代理关系中地方政府的执行异化是中国纵向治理中的一大难题。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政府在治理实践中明显增加督察制度的启用,但学术界对这一制度在纵向政府间关系中的角色、意义和运行机制尚缺乏系统研究。通过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在浙江省的具体实施,可以看到,督察制度借助中央权威,实施自上而下的高强度控制,通过动员、进驻、反馈、整改、问责、"回头看"等完整程序,制度性地嵌入治理体系,降低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性,实现了对地方治理目标的纠偏,从而有效强化了制度执行,提升了纵向治理效能。     

相机授权体制下我国央地关系中的潜规则现象及其矫治——兼谈分税制后"驻京办"问题的实质

文章以相机授权体制与财税分权体制的悖论为框架,剖析了蔓延于我国央地关系中的典型的潜规则形态:中央和地方均存在采取非规范的方式与对方互动的偏好.文章认为相机授权体制存在授权透明度和规范度不高的弊端,侵蚀了财税分权后的地方利益,加之我国当前普遍存在的预算软约束的积弊,是央地关系中潜规则现象泛滥的体制原因.而各级各类的"驻京办"则是其中的重要载体.要矫治这种"病态"的央地关系,根本一条是实行制度化授权体制,保障中央对国家核心权力的"透明化集中"和地方对国家非核心权力的"固定式分享".     

都市圈地方政府协同治理:一个文献综述

在研究都市圈协作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国家干预"为主的"政府模式"、以"市场主导"为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和以区域多方协作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三种理论范式。其中,以区域多方协作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模式主张通过谈判形成都市区不同层级政府、社会团体和私营部门间的协作机制,以此来共同解决区域公共事务,试图在以"国家干预"为主的"政府模式"和以"市场主导"为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一模式也是目前学者们讨论最多的领域。国内学者对于地方政府关系、区域竞争与合作、大都市区或城市群治理等议题进行了探讨。对于我国当前都市圈地方政府来说,构建区域内各级政府、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协同治理模式和协作治理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而在这一方面的分析和研究也有待深入。     

我国地方税建设路径之反思

我国分税制由于存在财权与事权不匹配、转移支付不科学等缺陷,导致实施后引发地方财力严重不足的问题。近年来,加强地方税建设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关于地方税制建设的讨论仍停留于现行分税制框架之下。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有其特定的背景和目标,已经无法适应现阶段调适央地财政关系的需要。加强地方税建设,必须打破中央主导央地财政关系的格局,必须认清中央与地方分财和分税的关系,必须在重构分税制目标的基础上调整分税的方式,建立以划分税额为主的框架,并确立分区域的动态差别共享比例。     

地方“人格化”、财政分权与央地关系

认识央地关系的问题,最为核心的就是厘清并承认中央与地方的各自利益,而这需要以财政分权为前提,并辅以转移支付的调控.依循财政联邦主义的进路,承认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和"主体性",保障地方的"分殊利益",就必然要求中央与地方的契约性分权与财政分权,这种分权一方面增大并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政府能力",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得其所"从而能够各自调控最适合自己调控的事项,另一方面客观上也降低了中央政府的政治责任与政治风险,并促使地方政府变为有限(责任)政府,从而为法治政府的构建与宪政建设的推进奠定基础.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贫困治理及其结构变迁

中国贫困治理的实践曾以国家与农民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为实现路径。国家意志、基层政治与社会民情曾是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变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市场要素开始进入贫困治理实践,国家与市场关系成为贫困治理的主要路径,并由此逐步形成市场引领、国家保障、基层应对、民众顺应的贫困治理格局。     

法国地方治理的变迁及其启示

以分权改革为主线的地方治理的变迁,是法国应对全球化和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法国中央政府向地方分权为主线改革,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且改变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直接推动了法国地方治理体系的变革,逐步形成了政府、市场、公民和社会协作的法国现代地方治理模式.法国地方治理变迁的过程和现实的模式提供了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和教训,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转型研究：基于25省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也在适时调整。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基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主体协同三维框架,对25个承担脱贫攻坚任务省份的医保贫困治理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转型前后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均注重实现保障水平公平合理的目标,服务能力提升目标运用相对较少;政策工具方面,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最多、环境型政策工具次之、供给型政策工具最少;政策协同方面,转型后政策部门主体间的协作不断增强,但部门主体间、政策部门与社会力量间的协作机制有待健全。由此,从持续提升服务能力、优化政策工具组合结构、健全医保贫困治理协同机制三个方面提出新阶段完善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的建议,以适应新的治理需求。     

2020年后乡村反贫困治理转型探析

精准扶贫政策自实施以来,我国乡村反贫困工作成效显著,但是从长远来看2020年后乡村反贫困仍然任重道远。在乡村现代化转型与乡村治理紧密结合的学术与实践背景下,本文从反贫困治理目标的理论表达和现实张力出发,揭示出反贫困治理突出治理技术维度,并将贫困群体对象化为需要改造和规训的群体,以及在这一逻辑前提下反贫困治理所面对的实践困惑与具体表现;试提出2020年后反贫困治理转型的方案:克服二元认识视角,重塑经济与文化、技术理性与文化价值间的关系,构建反贫困共同体格局。     

区域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协作的碎片化困境与整体性策略

发展积极的相互依赖关系,已经成为横向地方政府间关系的重要趋势。在现有区域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协作存在价值和理念的碎片化、管理体制的碎片化、运行机制的碎片化和技术的碎片化等问题。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区域环境治理的现实需要,以及公共行政改革的内生需求,要突破区域环境治理中的碎片化困境,应从治理理念、组织架构、运行机制和技术系统几方面构建一套地方政府协作的整体性制度体系和策略系统。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后全面小康社会我国贫困治理的任务变化与政策转型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之年,2020年以后我国贫困的特征和治理任务将发生重要变化,必须在保持贫困治理政策必要的稳定性、连续性、过渡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时调整,实现"五大转变":贫困治理的政策目标从消除绝对贫困向治理相对贫困转变,政策重心从超常规社会动员向常规制度化治理转变,政策工具从运用强制性工具为主向混合性工具为主转变,政策类型从福利型政策为主向发展型政策为主转变,政策选择从财政直接减贫为主向发挥杠杆作用为主转变。为适应这些转变,需要实施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支持、优化东西部扶贫协作与对口支援方式、对现有的扶贫政策进行分类梳理、加强减贫政策与乡村振兴发展政策的衔接等具体措施。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央地关系研究——基于制度堕距的视角

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整体上尚处于制度探索的初期阶段,顶层制度设计和具体制度规范都还不完善,存在较为突出的制度堕距现象,表现为现有制度设计相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滞后性和现有制度文本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践之间的非耦合性。解决制度堕距问题,确保中央统筹的基础上调动地方参与的积极性,构建合理有效有序的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促进中央与地方的协同治理,探索统筹有效、分权有序的国家文化公园央地关系,是完善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保障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建设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与关键任务。     

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一项预判性分析

中国如若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则意味着后扶贫时代到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的提出有助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义,坚持共同富裕的特色道路走向,维护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权威性,发扬党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助推中华民族的民族团结进程。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应重点关注贫困新标准的认定,脱贫对象重返贫困,城乡扶贫一体化,扶贫区域协作,激发贫困对象内生动力,多元主体合作互动扶贫及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衔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需要党和国家全方位统筹,直面根本矛盾,敢于碰硬和突破,确立以收入水平为基础的多维贫困认定标准,构建预防脱贫对象返贫保障机制,制定城乡一体化扶贫政策,推动扶贫区域协作向纵深发展,着眼于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政社扶贫利益共同体建设,实现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的融合互补。     

东西部协作项目制：运行逻辑、实践困境与治理路径

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以“中央统筹、地方协作、基层落实”为核心要义的东西部协作项目制在中国政府治理过程中具有较为深厚的制度渊源。相较于普通项目制,东西部协作项目制具有明显的“央地联动”“东西协商”“基层协同”特点,由此呈现出“统筹式发包”“协商式打包”与“协同式抓包”的运作逻辑。但在实施过程中,会产生项目资源分配不够均衡、目标定位不够精准、利益联结不够完善和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等困境,让项目有序运转中的公平与效率、项目持续发展中的输血与造血、项目梯度转移中的数量与质量难以兼顾。因此,如何让依附、嵌入但又超越科层体系的东西部协作项目制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发展,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中有所作为,值得进一步探讨与反思。     

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协同

实现政府协同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政府协同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地方政府的自利性及执行力不足,导致央地协同问题;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导致府际间的协同问题;生态文明建设职能分散,导致部门之间的协同问题;公务员个体的目标替代,导致公务员与政府之间的协同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在于: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央地协同;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府际关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协同;整合部门职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部门协同;理顺公务员与政府的关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协同。     

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以公共教育领域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公共教育作为一项特殊的公共服务,关乎国计民生,惠及千家万户,对个体的人生规划、地区的经济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性意义。为厘清公共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本文从"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含义入手,引入"付钱"和"花钱"这对概念来理顺二者及与"财权""财力"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选取公共教育领域,不仅从政策层面对央地财政事权、支出责任的划分现状进行了梳理,并且尝试对其进行了量化。结果显示:地方承担了约84%的教育财政事权和95%的教育支出责任,并且除高等教育外,地方政府在其他教育阶段都承担了99%以上的支出责任,总体上中央教育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承担都略显不足。通过进一步分析,本文指出,在中央教育财政事权本就不足的基础上,中央又进一步通过转移支付过多地将支出责任下放给地方,从而导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不相适应。因此,当前在构建权责清晰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过程中,不仅要适度加强中央政府的教育财政事权,在此基础上弥补其在自有支出责任上的缺位,应是近期改革的重心。     

中央、地方与公民权利——中国城镇反贫困政策地区差异研究的综述与反思

中国城镇贫困具有区域性,不同地区、城镇之间的贫困状况及反贫困策略差异较大。研究发现:各个地区制定救助标准的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其所界定的贫困,部分属于绝对贫困的范畴,部分属于相对贫困的范畴;中国城镇救助标准的高低是与该城镇的经济实力、政治地位密切相关的,呈线性的正相关关系,具有地方政府依财力确定该地最低生活保障线和救助人群规模的嫌疑。反贫困地区差异模式的负面效应表现为:全国城镇贫困状况的准确度量和比较很困难,城镇贫困救助中中央的不作为和中央支持的滥用两者并存,加剧了地区间公民权利的不平等。因此,应确定一个中央给以支持和帮助的全国相对统一的绝对贫困线标准,中央以拨付救助款或转移支付的方式对贫困地区的救助差异进行干预和调整,并坚持下去以逐渐制度化。     

合力或抗力:政府社会服务社区化问题研究

政府社会服务社区化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直达基层、贴近居民的现实需要.当前,政府社会服务社区化过程中存在着地方责任大而能力不足、政府部门单干多而协作少、政府包办多而社会参与不足的问题.在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社区建设背景下,需要通过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改革,促使中央与地方间、政府部门间、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间形成合力而不出现抗力.     

论最低生活保障职能在政府间的合理性分配——兼析《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从低保建制到《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公布施行,我国政府间低保职能分配改革逐步走向深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低保制度的规范性与公平性。但现行低保职能分配体系无论是在财政责任分配还是在管理责任及决策权分配中,仍面临着影响低保制度减贫效能的结构性矛盾。相应的治理策略应包括:规范"中央—省—市"三级政府间的低保财政转移支付,以平衡低保财政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目标;构建"街道主导—社区协助—家计调查中心为补充"的低保管理体系,以兼顾低保管理的规范性与灵活性需要;推行"中央确定低保基准线,地方决定价格补贴水平"的低保标准制定程序,以化解低保标准制定中自主性与统一性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