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发展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地位升降有密切关系。高祖崇经,其诏令引《诗》亦颇有深意;太宗继续巩固经学地位,其诏令引《诗》更以服务现实政治为目的;高宗及以后数朝,经学地位有所下降,诏令引《诗》多乏善可陈;睿宗时境况略有回升,为玄宗时经学复兴作了很好的铺垫。     

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

我国自古至今的诗经学主要可分成两大流派:一派是经学的诗经学,把《诗经》视作道德义理的教科书,突出其兴、观、群、怨的功能.自先秦孔子、孟子与荀子的诗论,两汉的鲁、韩、齐三家诗与《毛诗》,直至明、清、近代,均占主导地位.这一派可称之谓正统的诗经学.另一派是文学的诗经学,认为《诗经》是诗歌的源头,它的文体、创作方法、写作手法及其自然浑厚的诗风,对后世的诗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派的诗经学,在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开始异军突起,到晚明再度复兴,在清代发展壮大,至“五四”之后便成为诗经学的主流.故本文属于明代文学派的诗经学的断代研究,为文学派《诗经》研究发展史提供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     

先秦儒家典籍中的《诗》文化

《论语》、《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各部典籍中都大量引用《诗》,这种现象反映出《诗》所蕴含的思想精神、作用及其品质特性都从不同方面受到儒家的体认和关注,儒家学派的引《诗》、用《诗》奠定了《诗》走向经学的基础。这同时说明,一部伟大文化经典的地位与影响的确立,绝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还有赖于当时以及后世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倡导与传承。     

唐代"论"体新变及其文学史意义

作为"研精一理"的论辩类文体,论体文萌芽于先秦时期,成熟于魏晋南北朝,并繁盛于唐宋时期.唐代"论"体分类范畴在借鉴《文选》《文心雕龙》的分类基础上有所创新,《旧唐书》将《文选》"史论"类扩充为"杂论"类,而《唐文粹》于"论体"类下又新立了"辨析"类,这显示出唐代文人自觉的"论"体辨体意识.作为唐代科举考试的科场文体,唐代"论"体时文创作与文体嬗变的双重相生,将唐代的"论"体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进而催生出宋人"诗发议论""以议论入诗"的文体观,并对宋代"论学"传统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孔子前《诗》的流传与《诗》学观的变化

西周人引《诗》作为君王施政比照;春秋人的歌《诗》、赋《诗》、引《诗》活动扩大了《诗》的社会适用范围,《诗》的社会工具性特点也越来越明显,从而引发了《诗》学观从"以《诗》为史"到"以《诗》为训"的变化.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音训释名与《文心雕龙》文体论

音训释名是汉代以来兴盛的一种小学训诂方法,以刘熙《释名》为代表。在经学训诂上有很深造诣的刘勰,将之引入《文心雕龙》文体论中,独创"释名以章义"之体例,并吸收了《释名》及《说文》、《尔雅》及经书中有关文体名称的训释。由于对各种文体更为精熟,刘勰对一些文体的释名,较训诂专书更为精辟、深刻。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就吸收了刘勰对文体的训释。     

从荀子论《诗》看荀子的《诗》学观念

荀子与《诗经》的关系非常紧密,《荀子》一书除了大量引《诗》之外,还有一些论《诗》的内容。荀子论《诗》是在"圣人之道"的统摄下进行的,《诗》及所有的文学都是载道的工具。在这一前提下,荀子持有"诗言志"的观点,提出了"中声"说,还涉及到读《诗》的方法,也对《风》、《雅》、《颂》有一些具体的评论,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荀子的《诗》学观念。     

胡适：现代诗经学的开山人

在诗经学由传统经学向现代诗学的根本变革中,胡适不仅是传统诗经学的挑战者与终结者,而且还是现代诗经学的先驱者和开拓者。鉴于他在批判传统经学的同时,适时提出了整理《诗经》的文化主张,明确指出了研究《诗经》的科学方法,并且切实作出了变革诗学的学术尝试,因此我们应该正视他为＂现代诗经学的开山人＂,充分肯定他在现代学术史上的这种地位和影响。     

闻一多对《诗经》研究的贡献

<正> 闻一多是诗人、学者、民主战士。诗人论《诗》,把握诗的特质,发掘诗的真谛和艺术精华;学者论《诗》,学识渊厚,眼光犀利,考索赅博,立说翔实;战士论《诗》,思想激进,以科学和民主涤荡封建经学和陈腐观念的积垢。闻一多兼得三者之长,成为现代《诗经》研究大师。闻一多的《诗经》研究著作,除旧版《闻一多全集》已刊十种和早已佚失的《诗经长编》外,据其女儿闻(惠羽)钞录,北京图书馆存闻一多治《诗》遗稿尚有:     

《纪晓岚评注文心雕龙》之文体观

纪晓岚无文体论著,但在评注《文心雕龙》中体现出他的文体论思想。其中,从文风的动态发展中把握文体的特征,这一点很能体现出他的文体发展观。所论文体之正变,反映了从宗古把握流变的思想;在声诗关系上主张“声诗本判”,并以此作为诗歌流变的评判视角;以声律学说作为“近体”形成的标志,进而判别古今文风的差异与变化。他以文章所涉的事类、功用作为划分文体类别的基本标准,又深入到文体所用的笔法中探析文体的变化。他在持守基本分类原则的同时,表现出求实而平和的评价态度。     

论先秦“赋诗”、“引诗”的文化意蕴

《左传》、《国语》里记载了许多春秋“赋诗”、“引诗”的史实。从文化历史语境的阐释角度看,春秋赋诗是西周礼仪形式的遗留或变体;赋诗之所以能成为贵族生活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言说方式在于诗歌原有的那种庄严性、高贵性恰好符合了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自我认同需求;再者,诗歌所独有的含蓄、委婉的特性,使赋诗成了外交或交际场合请求或拒绝别人的合适、得体的方式。春秋时代贵族引诗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到了春秋末期开始的“子学时代”,只有儒家大量引诗。同为史书,《左传》、《国语》记载的引诗与《战国策》记载的引诗有重要的差异:前者在于标举某种精神价值,而后者只是一种纯粹的语言修辞术。     

试论范成大的文化意识及其对巴蜀地域文化的抒写

范成大是个有心人,他在宦游四方之际,总是饶有兴味地用诗和笔记将其观察到的各地风物、民俗习尚客观实际地描叙出来,发挥着诗、笔记书写文化的功能。本文主要通过范成大的诗和《吴船录》来解读他对巴蜀地域文化的关注、肯定和欣赏,说明范的热情和实录精神对于保存中国十二世纪巴蜀地域文化的巨大历史意义。     

论近代广东经学的时代特征

<正> 所谓“经学”,是指古代以至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化史家,对以孔子为代表的、经过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儒家经籍的阐发和议论。经籍主要是指《诗》、《书》、《礼》、《易》、《春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上述五部著作便被法定化,从而具有了“经典”的含义。有了“经”,自然就有了“经学”。考诸史籍,“经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儿宽传》,载云:武帝时,“宽为椽,见上,语经学,上说(悦)之。”从此,经学作为封建统治思想,作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整整延续了二千多年,历代经学著作,汗牛充栋,可谓     

钱大昕词学资料辑存

钱大昕作为乾嘉时期的一代通儒,不仅在经学、史学方面成就斐然,而且兼擅诗、词方面的创作与评论。《嘉定钱大昕全集》收其《潜研堂诗集》与续集,但未见词作与词论。现从汪棣《春华阁词》所附诸家同作、题辞以及《昭代词选》《国朝词综》等选本中辑得钱氏词作四首,存目两首;另从邵玘《花韵馆词》的卷首题辞以及《練川五家词》所附的评点中,辑得钱氏词论若干条。钱大昕填词清朗疏快,不堆砌典实;论词则持平两宋,兼收众美,体现出通达开放的思想特点。     

日本现存诗经古写本与当代诗经学

写本在《诗经》东渐和学术传承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现存多种《诗经》古写本,与敦煌所藏《毛诗》写本可以相互对照考校。现代诗经学继承了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而又必须面对世界文化前所未有的交流、交融和交锋的崭新局面,也就不能不承担与世界对话的使命。知己知彼,对话方能奏效。将民族化的《诗经》研究推向"民族化兼容国际化"的诗经学,首先就要对保存在各国的历代文献资料进行基础性考察,并对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由此构建平等对话和深入交流的平台。     

略论成岛柳北及其汉文小说《柳桥新志》——兼论日本19世纪的花柳类汉文小说

我国清代的笔记体小说《板桥杂记》传入日本后,对日本花柳文学的繁荣产生了巨大影响,19世纪花柳类汉文小说的大量产生便是这种影响的集中体现。这些汉文小说在题材、文体、著作体式、创作旨归和行文风格等方面都显示出了受《板桥杂记》影响的浓厚痕迹,同时又蕴涵着本土的文化内质,带有日本汉文小说惯有的双重属性,值得探讨。其中,寺门静轩的《江户繁昌记》和土居香国的《鸭东新话》是比较典型的作品,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成岛柳北的《柳桥新志》。     

近代湘学与京都中国学——从皮锡瑞到狩野直喜、小岛祐马

随着《皮锡瑞全集》的出版，对皮锡瑞思想的研究可望进一步深入和全面。皮锡瑞思想在日本的影响，早在李肖聃的《湘学略》中就有提及，但是究竟实际情况如何，一直未见详细的论述。狩野直喜既是京都中国学的奠基者，也是日本汉学界继承清朝考据学学统的传人，致力于中国古典解释学的现代复兴。狩野直喜的经学研究，特别是终其一生都非常关心的《春秋研究》深受皮锡瑞经学思想的影响。其弟子小岛祐马作为京都大学中国哲学学科中社会思想史研究方法和学风的开创者，不仅标点了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在日本出版，而且将其公羊学思想运用到自己的社会思想史研究中，并在晚年提出只有中国文化才是通向世界和平的唯一之道。     

上博楚简《诗论》在《诗经》批评史上的地位

上博楚简《诗论》代表了先秦儒家文学教化思想向两汉经学化儒家文学思想过渡的一环。虽然《诗论》注重诗的教化作用 ,体现了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 ,但相对于后世《诗序》、《诗谱》来说 ,它对诗义的阐释比较客观、对诗的情感把握较为真切 ;只是到汉代以后 ,《诗经》才被更多地附会上了历史教化色彩     

经学范式与文学价值生成——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

目前关于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研究需要重新认识五个问题。一是经学与文学的根本关联问题,经学价值论发挥着潜在的语境作用,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古代文人的身份意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其生命世界,从而为解决文学问题提供了范式遵循。二是经学体系下的中国文学思想特质问题,从大历史观的视野看,时代问题意识支配着经学史的嬗变,而实践精神是经学的灵魂,经学关联域中的古代文学是作为介入社会、代言天下的话语实践存在的。三是经学的阐释学意蕴问题,在汉学语境下,阐释即还原,即证实,即解密,而阐释者充当了经典的翻译者角色。在理学语境下,读书即阐释,即工夫,即本体,阐释者面向经典去开辟新的意义世界。特别是理学的“自得”和“公理”话语,包含了理解与阐释之间的关系,表明了阐释的公共行为性质。四是诗、乐关系与诗经学的建构理路问题,汉儒弃乐言《诗》,建立了义理诗经学的典范形态;宋代郑樵以乐论《诗》,颠覆了汉儒诗教的立论基础;南宋以来的学者以诗统乐,以此化解“主声”之学对诗教的侵害,从而在声歌之诗的背景下重新确立义理诗经学的发展路向。五是《诗经》的文学阐释何以可能?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只有在经义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的话题。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