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改土归流成因分析

在唐代“羁縻”政策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土司制度,经过元、明两代的发展,到清代已日臻完善。但是,土司制度本身的缺陷及统治阶级维持全国统一的需要,使改土归流随着社会条件的不断成熟,具备了施行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论清代鄂西的改土归流

清代鄂西民族地区的土司,是沿袭明代旧制建立起来的,共有19家。即:容美宣慰司;忠建、施南、散毛、漫水、东乡宣抚司;忠洞、金洞、忠路、忠孝、高罗、大旺、东流、龙潭、沙溪安抚司、木册、腊壁、唐崖、卯洞长官司。与明代相较,其建置变化有三:一是有所损益。如明代的摇把洞、上下爱茶洞、镇远、隆奉等长官司,未见于清代,而清代的沙溪安抚司、卯洞长官司;漫水宣抚司,则《明史》中无记载。二是有所升降。如清代东流安抚司,是从明代东流蛮夷长官司升格而来的。三是隶属关系有所改变。明代,施州卫诸土司之间,彼此存在上下隶属关系,而清代,鄂西土司之间各不相属,它们直隶于流官政权。这一改变的原因在于清王朝为了防止大土司利用从属关系形成势力膨胀局面的出现。     

试论清代岷江上游地区的改土归流

清乾隆中后期在岷江上游进行改土归流时曾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模式,即在藏族聚居区推行“改土设屯”,在羌族聚居区将土民编入里甲,这体现了文化边缘地带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及清政府施政的灵活性。“改土设屯”模式开嘉绒藏区改土归流的先河,编民入里则直接将羌区纳入到封建制度的一体化进程中。     

土家族地区的改土归流

十八世纪初,清王朝在我国西南地区实行了大规模的废除土司实现流官统治的措施。雍正四年至十三年(1726—1735年),整个土家地区也先后完成了改土归流,这对于土家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于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统一,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清代改土归流后禁止土家族巫舞原因与效果探析

清代中期,在对西南土家族聚居区实施改土归流过程中,官方以有伤道德风化为理由禁止土家族社会所流行的巫舞,而古代中国社会的家国同一结构使得伦理道德层面的献可替否具有对应的政治意义。基于此种伦理道德与政治间存在的隐喻关系,本文通过分析巫舞主持者所具有的巫君合一、神权与君权合一特性以及清代官方改土归流的政治目的等因素,力图解释官方禁止土家族巫舞所持道德理由背后隐含着的深层政治原因,以及所谓禁止在实际执行时何以衍变为一种复杂、微妙的改造行为。     

容美改土归流新议

辖地方圆二千余里的容美土司,是川、鄂、湘交界处土家族地区一个实力很强、历史甚久、雄踞一方的统治势力。有文献可征的容美信史始于元代。入明,容美司主的承袭及与明朝的关系则详载《明史》、《明实录》。清世宗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朝对容美实行了改土归流,论者或以为清朝大军压境,强行改之,或以为司主田曼如暴虐无道,激起土民反     

雍正朝在鄂西的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鄂西历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本文对鄂西改土归流的经过及其前因后果作一概述。 据一些史志记载,从元代起,中央王朝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对愿意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采取招抚政策,给以土司官职,以统治本族人民,这种制度,史志上称为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元朝统治者在总结了前代封建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的基础上,也就是在总结了“以土官治土民”的基础上,制定出承袭、考核、朝贡、征调等制度。土司官职按等级分为宣慰、宣抚、安抚、长官或蛮夷长官。元代在今日鄂西自治州境内仍设施州,除了汉族聚居的清江(后并入州)、建始二县设流官外,在土家族聚居的地方,普遍设置了土司,计有施南道宣慰司等十四个土司。明初中央王朝对待元代土司,凡来归附者即以原官授之。其后为了便于控制,还采取将大化小,遂使鄂西土司数目增加到三十一个。这三十一个是:宣抚司四、安抚     

广西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初探

壮族是广西的土著民族。壮族地区远在秦汉时期就在中原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唐代,在壮族居住的边远地区,建立了五十多个羁縻州县。宋代,壮人侬智高在广源州(羁縻州,今属靖西县)起兵反宋失败后,宋王朝将支持它镇压侬智高的邕州三十六峒的壮族首领封为土司(亦通称为土官),有知州、权州、监州、知县、知峒、同发遣、权发遣等土职,使之“藩篱内部,障防外蛮”。这些“其酋皆世袭”的州、县、峒凡五十余所(参见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以下简称《虞衡志》)。同时,还分封随狄青镇压侬智高而来的二十七名将校为土司,也得世袭。从此,广西壮族地区(主要是桂西,包括左、右江及红水河、龙江中游地区)便出现了土司制度。元明两代,土司制度日臻完善。其间,土司的设置也有了一些变化。明代,土官最多时达一百九十多人。     

湖广土司改土归流原因新探

雍正五年的湖广改土归流是清王朝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西南改土归流的推进,出现了大量苗民逃往湖广及兵源粮饷紧张的局面。而湖广土司区的存在,不但影响西南军需的供应和保障,而且也影响整个西南改土归流的战局,因此,清朝政府为了稳定西南边防,策应西南云贵广西改土归流的需要,趁势顺带地将湖广土司实施了改土归流。     

民国在滇西边区的改土归流

民国云南地方政府对滇西土司区的治理,可用抗日战争为界划分为三个阶段：自民国建立起至抗战开始,实行“缓进”的改土归流政策;抗战时期则团结土司参加抗战,保卫边疆;抗战胜利以后,“改流”和反“改流”的矛盾斗争加剧。民国政府始终未能在滇西边区彻底废除土司制度     

改土归流与区划调整——以清代酉阳直隶州为例

清代酉阳直隶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广接壤地带,毗邻苗疆。在雍正年间改土归流这一大的事件背景之下,四川总督通过军政措施,使该地区在行政建置上经历了由黔彭厅到酉阳州的转变,并完成了对当地土司的改流。从酉阳直隶州改土归流的过程可以看出,行政区划调整是改土归流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手段,而区划调整时机的提出、政区形态的选择及隶属关系的调整,又深受这一过程的影响。基于政区变动与改土归流的过程性研究有助于推动土司政治地理研究进展,并深化对清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认识。     

清朝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

<正> 清朝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值得研究.本文试图根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个县的清代县志和辰州、永顺府的清代府志以及湖南省志中的有关记载,略述清朝政府对这个地区改土归流的一些基本情况.改土归流的社会背景湘西少数民族地区,世世代代居住着土家族、苗族和白族等少数民族.清初,“顺     

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巨大变化

<正> 改土归流是指清王朝废除土司代之以流官,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清雍正年间,清王朝对土家族土司进行了改土归流.改土归流是土家族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在土家族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对于土家族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使土家族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论改土归流的复杂因素——以鲁魁山之乱与清雍正改土归流为例

改土归流应置于当时的社会情境之下,作为社会治理措施之一来认识。基于对鲁魁山自然人文的考察,结合档案文献,梳理鲁魁山之乱与清雍正时期改土归流之间的关系。鲁魁山区域作为明末清初期间长期动乱的区域,康熙中期的招抚未解决鲁魁山之乱。雍正初年在高其倬的主导下决定根绝鲁魁山之乱。鲁魁山之乱的残余势力进入滇西南土司区域,使高其倬决定对威远州改土归流。改土归流是作为鲁魁山之乱善后措施提出的,随后被推广到其他区域。     

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之我见

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之我见苏晓云清雍正年间在土家族地区实施的改土归流是土家族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使土家族地区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土司统治，促进了土家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土家族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就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特...     

民国宁夏“改土归流”研究

民国宁夏盟旗制度“改土归流”,是清末“藩部内属、行政一体”的延续,其间经历戊辰事变、旗县之争、旗省之争,但囿于体制、政策及环境因素,使得其同时兼具改土与羁抚的特征,于省方、旗方、中央呈现为不同的政治诉求,并最终影响到民国政府西北传统政体变革的进程.     

城步雍乾苗民起义与改土归流

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镇压李再万领导的苗民起义之后设立的城步县,是明代对当地苗疆实施改土归流的重大措施。虽然“一时诸苗涌跃,渐有生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步苗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封建王朝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阶级本性,主政者     

评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

本文对明清之际的“改土归流”问题,不作全面探讨,仅就土司制度的晚期——清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贵州设立土官统治的历史情况从文献纪录看,贵州的建置,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春秋之时,在今贵州境内有牂牁古国。战国之际,则有雄据西南的夜郎国。汉时亦为夜郎,后置牂牁郡,其东属武陵郡,其北属犍为郡和巴郡。至唐,对待边疆地区,则采取在各族首领所辖领域的基础上,设置羁縻州或边州,大者为都督府,其次为州,小者为县,并任土酋为都督,刺史等官,世袭。当     

论播州改土归流后的社会重构

"改土归流"以后,播州地方政权完全归入中央集权体系之中,实现了播州政治的转型;封建领主制经济迅速向封建地主制发展,完成了播州经济的转型;文化教育事业也踏上了向中原地区学习的道路,促进了播州文化教育事业的转型。本文试从"改土归流"后播州地区的社会变化,以播州地区的社会重构为视角,深入探讨播州地区改土归流政策的进步性及其借鉴意义。     

改土归流与水西彝族社会秩序的重建

改土归流不仅仅是国家体系范围内的权力再分配,也是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冲突的调适过程。中央王朝经过数百年的管理实践和经验积累,已经逐渐具备对土司地区的掌控能力,权衡利弊,中央王朝决定废除土司,改设流官,实现政治一体、经济整合、文化同质的目标。改土归流没有使水西彝族社会秩序产生断裂式的突变,而是在缓慢的文化适应和生态适应进程中经历了较长时期的调整,逐步完成了权力体系、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