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写作"质疑

现在,“身体写作”似乎正在成为大众媒体和文学批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虽然我对所谓的身体写作现象及其相关的理论探讨情况所知有限,但就已经了解到的有限情况来说,就已感到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梳理和思考,难以一概而论,因此在这里想就意识到的几个主要问题谈谈我的一些看法,以为质疑,并就教于方家。首先,什么是我们所要讨论、所要研究并正在关注的“身体写作”?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身体写作”词条,居然立即就有多条相关信息被搜索出来。我尽可能地翻看了一部分,发现说来说去,我国目前说得很热闹的所谓身体写作,基本上只是对从卫慧到木子美等…     

资本主义的批判家——凯恩斯

我在1962年题为《凯恩斯经济学——最初的四分之一世纪》一文中曾经写道:"我担心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无可挽回地使自己同马克思所说的'为坏良心和邪恶意图辩护'联系在一起了.如果我说得正确的话,那么凯恩斯可能成为它最后一个伟大的代表,进一步的科学发展将会来自社会主义阵营(虽然不一定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在将近二十年以后,我确信,我无疑是正确的.在这期间,有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金——有些人,如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由于作为资本主义热心的辩护士而得奖,其他一些人则是如我在过去文章中所说的在"如何进行"工作中由于或多或少能够胜任而得奖——然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明,为什么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再次进入危机时期.     

历史学和回溯计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史学的研究范围把数学方法系统地、自觉地应用到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上,到现在大约有10年了.这种新型研究方法的主导地位已经被许多事实所证明.例如,它的主导地位已由美国杂志发表的其基本性质属于计量经济学的文章的数量所证明.1966年我曾指出,当时正发行的那期《经济史杂志》中,有三分之一的文章采用了计量方法.1968年的该杂志上,则有二分之一的文章采用这种方法.如果我由此而单纯地递推下去,就可能断定,再过六、七年,也许百分之百的文章都是计量经济学方面的了     

那不能触摸的远方幸福(外一篇)

前些时,某报约我写一篇关于"写作与行走"之类的文章,我踌躇数天,却始终说不出什么有意思的话来。其实,恰逢我又一次从远方回来。又一次,"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我素无写生活日记随笔的好习惯。平常日子里不写,旅行中更不会。所以,走过的许多地方,也同经过的许多人和事一样,在脑海中不留印痕,说过去就过去了。当时或曾有过不一样的发现,甚至确信自己将会铭记不忘的那种壮怀激烈,最终在日子中渐行渐远,像童年的蒲公英,风一吹,就散了。     

悼念先师熊十力先生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有一天我问沈有鼎先生,有没有见到支那内学院的不定期的学术刊物《内学》,其中有一篇熊十力先生的文章——《境相章》。我说:“文章表现了熊先生的分析能力强极了,深刻细致极了。”有鼎立即很表兴趣地说他看到过那篇文章,真是好文章,并且表示以不及见到全书为恨事。我第一次见到熊十力的名字时,我在苏州,是东吴大学二年级的一名学生,时在一九三二年。我订了一份《大公报》,报上载有马一浮先     

忆艾思奇同志

艾思奇同志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战友,在相处十五个年头里,件件往事,至今历历在目。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反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在这大好形势下,党中央为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下达了办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和招生的通知。当时,在党的领导下,我认识到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民主革命将胜利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阶段。由于多年来忙于战争和工作,没有系统的学习过政治理论,我便向组织上提出到马列学院学习的要求,并很快得到组织上的批准。经过十多天行程,我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到了党中央所在地附近的河北省建屏县李家沟口村,成了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     

一天一小时

留点空间给自己吧,至少在睡前看一眼星空。 朱卡斯塔指着报纸上的一段文章对我说：“你应该看看这个,报纸上说一个严于律己的作家,如果一天只花一个小时写作,那么一年下来就能写本小说。你不是总是抱怨没时间写小说吗？我觉得你应该从现在开始,一天一个小时就够了。”     

论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以“左联”的政治文化性质为例

本文认为，三十年代的文学群体基本上都呈现出明确的“亚政治文化”形态或具有鲜明的“亚政治文化”特征，各派的文学主张和文学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并非是出于文学的或学术的思考，而常常是从自身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出发，针对自身对当时政治文化形势的理解而采取的某种文学策略。文章以“左联”为例，通过分析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形态特征及其性质，揭示其重要文学观念得以形成的政治文化因素。     

关于改进写作课教学的探讨

一1.从本世纪初到70年代末,草创的“现代写作学”无力对写作教学的内容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写作教学内容在“无序”中徘徊,又试图从“创作”上寻找突破口,最后选择了“引进”之路,终于形成了“知识体系”的雏形。然而,它始终没有找到自我。写作教学内容长期处于“无序”、“无层次”状态的客观原因有三:科举及八股文教学的影响;文言文与语体文的纠缠;政治运动的干扰。其内在的原因便是现代写作学在草创的几十年中无力为写作教学提供理论力量。与写作教学内容相关的是文章分类,写作教学只有依据写作学对文章分类的研究才能确定不同教育层次教学的主要内容——文体。但是众说纷云的文章分类主张很自然地忽略了“教育层次”这一衡量标准,使大学写作与中学作文的教学内容混杂不     

“山西王”阎锡山的最后岁月

他虽然隐居菁山、闭门写书，表面上似乎看破政治，远离尘世，实际上，他参与政治的欲火并没熄灭。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 他病重期间，以悲哀的语调说：“我不能随蒋公回大陆去了，这是我深感遗憾的。”     

“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学习马克思早期法学思想的体会

一八四二年五月,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了《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一文。当时,虽然严格说来马克思还是以一个真正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面貌活动于历史舞台的,但是他同时已经处在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重要阶段。这一期间,马克思的思想和文章,已经为日益壮大着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提供越来越多的精神武器,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做着探索与开创性的理论准备。 在《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这篇文章中,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反对当时笼罩德国的封建…     

《南亚研究》征稿启事

《南亚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的所刊之一,也是中国南亚学会的会刊。本刊为综合性学术刊物,主要栏目有南亚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及宗教、历史和文化。本刊为季刊。热忱欢迎广大作者投稿。本刊对稿件的要求是:1.文章具有学术性和创新性。文章前面应附约200字的中英文内容提     

不断探索是理论发展的生命

1983年是值得怀念的一年。当时《学习与探索》正处于困难的境地,恰好我有一篇题目为《论封建结构振荡与自救方法的失败》的文章在编辑部。这篇文章因为它选择了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封建结构,我内心很怕它发表后会给杂志带来新的麻烦,所以想把它要回来,暂时不发表。可是我又有点犹豫,因为《学习与探索》一直很支持自己的研究工作,现在他们遇到了困难,本应该给他们支持和关怀,把文章要回来,是不是会产生误会,认为在困难的时候拆台,把好意误解为是一种“落井下石”的行为。我当时的处境也不妙,一些好心的朋友劝我,还是正正经经地搞点学问,不要再去搞那些“奇谈怪论”了。我很矛眉,十分犹豫,不知该不该将那篇文章要回来。正在我感到左右     

从我的日中外交经历谈起

我从事日中外交方面的工作大约有四年,先后担任过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课长和日本驻华大使。这段经历虽然在时间上只占我40年外交生涯的十分之一,但是若论工作内容,似乎是这个数字的三倍甚至五倍。一任亚洲局中国课课长时期我被任命为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课长是在1973年初。那时正     

联邦德国政治学的发展

在本世纪以前,德国人对政治、政治统治以及其他有关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应用上带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始终与其他比较成熟的学科如哲学、法学、史学等结合在一起。即使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这方面的学者仍未跳出法学的窠臼,政治研究的问题集中在国家体制和宪法方面,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法律形式主义,“国家学”(Staatslehre)几乎成了政治学的代名词。显然,在二次大战以前的德国,尚未形成作为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时的德国就没有政治学研究。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在大战前已经萌芽。这里可以举出两个明显的例证。一是1907年创刊的《政治杂志》,它专门刊登有关政治研究、政治评论和政治教育方面的文章,是当时德国政治学者的重要阵地。二是著名的德国政治学院,它成立于1920年,是德国第一所专门从事政治教育     

愿将青春献民政

岁月钟声敲响了2009年的大门,我告别了学业生涯,踏上了民政工作岗位。短短6年,有成功,有失败,有喜悦,有委曲,但是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我是民政人,在为困难群体、特殊群体和弱势群体服务,在全心全意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民政大舞台上,我挥洒热血、青春,书写人生,让身边的每一个服务对象感受到民政人的温暖,当然,这不仅是我的梦想,也是每一个巴林左旗民政人的梦想。勿以善小而不为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财务统计工作,当时,对我这样一个粗犷的男孩     

忆鲁迅先生二三事

今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大家要我写点纪念他的文章。记得一九五四年,我初来浙师院时,在一次学习会上,我曾说过我认识鲁迅先生。后来在“文革”中遭到某些人的讥讪说:“你也配认识鲁迅!”从此,我再也不敢谈鲁迅,也不敢承认认识鲁迅。我想现在是不必怕了,可说几句了。但因为事隔多年,有些事只能记个大概,要写成文便又模糊起来了。但无论如何,我要说一说,也算一点纪念。我在北京时,正是青年们对鲁迅先生誉望日增之时。我当时是搞古典文学的,但对《新青年》、《语丝》极有爱好,因而也非常尊敬他。我也听过他几堂课。当时北京各大学的课堂多半是开放的,不论是谁都可以入座听讲,我就是这样认识了许多一时名家的。当时北大、师大中文、历史各系的名教授,大部分是余杭章太炎先生的学生或旧相     

厨师李静的N个经典时刻

第一次知道李静的名字，是三年以前的事情了，当时我跟随中国烹饪协会参加一个全国性的烹饪大赛，组委会在发给与会者的资料袋上印满了其时在世界中餐界非常有分置的大师级人物的相片，由于实在过于年轻．李静的相片在中间格外显眼，当时任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的高炳义大师指着那照片对我说．这就是我的大徒弟．现在在美国……语气中满是骄傲。     

黄:纵横奇倔,神闲意浓

正就像大多数当时的文人一样,黄庭坚在中国历史上的身份也不单单是书法家,或许可以说,书法家是其众多身分当中最无关紧要的一个。黄庭坚为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任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与当时的另一位头面人物苏轼交好,政治上屡遭谗害。但这些坎坷波折丝毫没有影响其在文学艺术上的     

关于《流徙文化论》的写作

一、写作动机我在这本小书的后记中说到:“我是一位新闻工作者,说得堂皇一点,有自己的专业,说得直率一点,是个杂货铺,”现在很多人对当万金油干部,也就是本人所说的杂货铺很害怕,认为只有在某一专业方面独擅其长才有发展。但我认为事物总是相对的,杂货铺实际也是一种专长,它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可使我们产生许多交叉联想,在边缘学科领域找到自己的突破口。我的这种认识在脑子里已存在很久,并且努力按照这样一些思想从事新闻工作,七年多时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