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赋的讽谕

最早使用“讽谕”(“风谕”)一词的,是西汉末、东汉初的刘歆、班固。在他们之前,人们通用“风”、“刺”、“讽谏”等术语评论诗、骚和汉赋,刘、班也只在评论汉赋时使用这个词语。如《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丽(?)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由于《艺文志》是班固根据刘歆完成的《七略》写的,所以也体现了刘歆的看法。到班固写《两都赋》的时候,对于具有讽谕意义的汉赋就谈得更为详细了:     

论汉代赋论“美颂”精神之缺失

汉大赋的创作,表现为以颂扬为主旨而不忘讽谕的内容特点,服膺于"美刺"两端的诗教精神。然而,汉代赋论却无视其颂美的内容及意义,直以"虚辞滥说"加"讽谕"的批评模式,对其多有微词,多加贬斥,表现出"美颂"精神的缺失。赋论的此种现象缘于赋作家、读者及批评家三者活动目的、意义的错位。这种错位造成了汉代赋学批评始终争论不休,而汉赋否定论长期占有相当市场,并使大赋创作始终顶着巨大压力负重前行。     

美刺·讽谕·为君——试论白居易的讽谕诗及其美学特征

白居易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也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他主张文学创作要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现实。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并且以诗歌有无"美刺"和"讽谕"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他创作讽谕诗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为封建统治服务;他极力推崇讽谕诗,对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王禹偁对白居易讽谕诗的师法与超越

在宋初诗坛大兴唱和酬答之作,诗风轻佻浮华之际,王禹偁独树一帜,潜心学习白居易的讽谕诗,在思想内容、语言风格、艺术技法方面既有师法又有超越。王禹偁主要从美刺手法、卒章显志手法、比兴手法三个方面来学习、继承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技巧。在学习借鉴过程中,王禹偁不是完全概念化、公式化的套仿白居易诗歌,而是灵活地吸收白居易讽谕诗现实主义的精髓,创作上带有个性化的风格。     

《子虚赋》、《上林赋》：大一统思想的文学阐释

《子虚赋》、《上林赋》以文学的形式,客观地阐释了汉代鼎盛时期走向大一统的历史必然。主要表现在赋中的"巨丽之美"的描绘和讽谕的意图,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与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思想异曲同工。     

《策林》与白居易“讽谕诗”溯源

白居易为应试编纂《策林》,其中与政治和文学相关的内容,反映出白居易对"讽教"的特别关注和独到见解。白居易的"讽教"观源于《诗经》的"美刺比兴",但《诗经》强调自上而下的政治教化,而白居易强调自下而上的讽谕、箴规,这种源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诗歌主张,成为其创作"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的理论基础。同时,"讽谕诗"的创作也与白居易自身的因素密切相关,其"惟歌生民病"的"讽谕"精神,一是出自"兼济天下"的道义情怀,二是本于"贵民"的政治思想,三是源于诗人的个人遭际。从理论到创作实践,"讽谕诗"经白居易发展成熟,后来成为唐朝诗人以诗讽谏的一种范式。     

从文献的保存角度看汉赋文学特征的生成

汉赋讽谏、抒情、体物的三大特征与汉赋在不同时期被不同选本选取的标准有着很大的关系。今之所见汉赋,主要出自《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艺文类聚》等,正是这些文献构成了后世所见的汉赋格局。两汉时期,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选本,重视对讽谏性作品的选取,与汉代赋学批评强调赋之政治讽谕功能有关;魏晋南北朝以《文选》为代表的选本在肯定《史》《汉》所选汉赋篇章外,突出了对抒情赋的选取;唐代以《艺文类聚》为代表的选本,由于其类书自身"事类"的特征而侧重于对体物赋的选取,这些体物赋的大量选取突出了汉赋的体物特性。不同时期对汉赋选取角度的不同,塑造了汉赋的三大特征,这三大特征只和被保存下来的汉赋文献有关,并非汉赋本原面目的呈现。     

汉赋“歌功颂德”新议

汉赋对强盛繁富的汉世的歌颂有现实基础,对推动历史前进的地主阶级杰出人物的歌颂也应该肯定。汉赋的这种歌颂是由当时的现实生活所激发的一种社会思潮——“汉德须颂”在文学领域里的顽强表现,也是儒家文为世用、诗主美刺的文艺主张在汉世的积极实践。但是,汉赋只歌颂了“国家和元首的丰功伟绩”,又用儒学教条和谶纬迷信解释这些功绩,且以歌德掩盖了社会的若干黑暗,却是它的污点。汉赋把先秦文学对祖先神、自然神的歌颂推演为对帝王——即“人”的歌颂,属于历史的进步。汉赋讽谕中的歌颂表述了一种美好的政治理想,但也羼入了若干谀辞媚语,削弱了思想和美学价值。     

汉大赋—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环节

一代汉赋,轰轰烈烈,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卷轶浩繁的宏制大观,其命运却经历了唐诗、宋词、“元曲等难以企及的沧桑沉浮。长期以来它作为“歌功颂德”的“内容空洞”的“辞藻泛滥”的“贵族文学”遭到无可置疑的全盘否定,近几年则起死回生,被否定的方面又几乎都有肯定的趋势。“劝百讽一”变成了“讽谕集中体现了”汉赋的“创作     

试论中西讽谕理论的差异

"讽谕说"是西方诗歌的重要理论,中国诗人一开始就将这一理论贯穿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从中西讽谕的运用来看,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只能是中西诗人对诗歌认识的殊途同归。中西讽谕理论的内涵也存在明显差别:中国讽谕理论以温柔敦厚为核心,西方则只是解读诗意的一个层面;中国诗歌的讽谕意义主要通过比兴的手段获取,西方则是通过神话故事;中国讽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西方则是为了解释《圣经》。这种对比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有助于在对比中把握这一理论的各自内涵。     

讽谕诗的飞跃--试论罗隐讽谕诗对中唐写实讽谕的突破

晚唐诗人罗隐,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这些诗题材内容丰富,表现方式独特,突破了具有浓厚的传统儒家诗教观念的中唐写实讽谕诗的束缚,并弥补了其不足,推动了中国古代讽谕诗的进一步发展.     

汉赋“劝百讽一”成因新探

“劝百讽一”是汉赋特点之一，对于汉赋之所以会形成“劝百讽一-”的特点，论者多从“明哲保身”、“主’文谲谏”方面加以解释。尝试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汉赋之所以形成“劝百讽一”的特点，主要源于赋这种体裁的文体特点本身与讽谏功能具有某种矛盾。赋的文体特点决定了这种体裁特别适合描写华丽、壮美、瑰奇的事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赋的“劝百”。赋家所能做的只是努力“归之于正”。避免“讽零”，而做到“讽一”，于是就形成了汉赋“劝百讽一”的特点。     

“歌诗合为事而作”──论白居易《新乐府》的新闻性

“歌诗合为事而作”──论白居易《新乐府》的新闻性张保健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他曾将自己５１岁以前写的１３００多首诗编为四类：一讽谕，二闲适，三感伤，四条律。四类中，价值最高，他本人也最为重视的是第一类讽谕诗。其中《新乐府》５０首更是有组织...     

从汉赋看汉人的人体审美意识

人体美是人类最早的审美对象之一，汉赋的人体审美意识上承《诗经》，下启魏晋唐宋，在汉大一统帝国的背景中，在儒家中庸思想的熏陶、楚骚美学的浸润、南北文化的冲击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那就是欣赏＂中和＂美，描绘融南北美人之美于一体的美人，提倡自然美与修饰美的统一，着力渲染完美无暇，汉赋家们陶醉在人体审美境界中，＂思无邪＂、＂乐而不淫＂的审美态度，对我们当今正确地欣赏人体美有很大借鉴作用。     

柳宗元的美丑观

柳宗元对于美具有独到的见解,其要点是:陶阴阳之粹美,孕造化之精英;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辞令褒贬,导扬讽谕;丽则清越,言畅意美。他对于丑的开掘则为:抉异探怪,起幽作匿。在哲学思想上,观照美丑,都必须遵循"道美"的原则。至于"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是否为柳子之说,尚难确定。     

政教中心和现实主义——对汉代诗论的一些探讨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有导源于汉代的几个论点,影响着两千多年的诗歌评论,也指导着两千多年的诗歌创作,这就是所谓:“风雅”,“比兴”,“美刺”,“讽谕”。这几个论点,分析起来,既有所区别,又互相联系。大体上说:“风雅”是创作的准则,“比兴”是创作的方法,“美刺”是写作的态度。“讽谕”是作品的目的。而这几个论点,又围绕着一个中心——政教,即政治和教育。换句话说,就是诗歌要为政教服务。以政教为中心的原则,假如说还不能概括两千多年诗歌的全部传统的话,那至少代表着     

诗乐合一观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

以往人们大多认为白居易的讽谕诗不具有可歌性 ,但相关资料表明 ,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具有非常明确的入乐意识 ,并形成了以“诗乐合一”为特征的诗学思想。充分认识这一点 ,对重新解读白居易《与元九书》、揭示其中所包含的独特诗学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重视诗歌入乐的创作追求 ,对白居易讽谕诗审美特征的形成也有不可忽略的制约作用     

赎罪、拯救与逍遥——论白居易讽谕诗创作的心理动因

在白居易前期的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中,一言兴邦拯救天下的政治热情与为民请命的内在赎罪冲动联袂而行,政治上直言极谏,诗歌创作中的讽谕诗"惟歌生民病",风格嚣张刻露,致使白居易政治和艺术上走入了双重困境,并因此而带来了他诗歌创作心理的变化,遁入了"知足保和"的逍遥之游,为其讽谕诗的创作画上了仓促的句号。     

汉代美刺思想与汉赋

汉代时期美刺思想已渐渐深入当时文人的创作中，而汉赋作为汉代重要的文体之一，其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刺”思想的烙印。但是由于汉代大一统的形成使士人地位转型，加上汉朝统治者的影响，因此使得汉赋中“美”的比重不断加大，而“刺”的功能逐渐弱化，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劝百讽一”的形式。     

讽谕诗和新乐府的关系和区别

我们读中唐时期的诗歌,特别是白居易、元稹诗歌的时候,常常接触讽谕诗、新乐府这两个名称。现在不少文学史著作和单篇论文,往往把自居易他们提倡写作讽谕诗的活动称为“新乐府运动”,在某些同志心目中,这两个名称的内涵几乎是等同了。实际上,讽谕诗是就思想内容而言,新乐府是就样式而言,这两个名称的内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本文拟在这方面略作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