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范围”探析

法律基于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目的,要求经营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是甚为广泛的;但经营者并不是消费者所有风险的保险人,经营者仅就“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权利主体承担相应责任。“合理限度范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立法上并未对其做出具体的规定或解释。面对纷繁复杂的案件,本文认为,在界定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范围”时。应结合具体的案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来加以综合分析。     

“大数据杀熟”行为的法律规制——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视角

互联网与数据处理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深度融合,加剧了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鸿沟。近年来,一些互联网平台的“大数据杀熟”问题,频频侵犯着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面对掌握数据信息的经营者实施的“大数据杀熟”,消费者维权却因其隐匿性强、取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原因而困难重重。为了从法律上有效规制“大数据杀熟”,不仅要提高执法机关的监管主动性和数字化监管水平,为电商市场发展营造法治化环境;还应强化经营者信息告知义务,明确经营者监管职责,促使经营者树立诚信经营理念;更需健全消费者救济机制,畅通线上救济渠道,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     

电商平台“砍单”行为的法律规制

在电商平台购物中发生危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自主选择权的经营者“砍单”行为日益增多,当事双方冲突不断。造成“砍单”行为与日俱增的根本原因是要约邀请、要约、承诺判断标准的不统一以及经营者滥用格式条款。因此,有必要对“砍单”行为进行法律规制。首先,应当注重事前规范,即统一要约邀请、要约、承诺的判断标准。其次,要规范电商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即认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格式条款无效及有争议的格式条款不能单独由电商平台制定。最后,在“砍单”行为发生后,既要规范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合同责任承担也要规范电商平台与经营者的责任承担,从而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所有者、企业、经营者关系的契约重塑

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出现“费劲的状态验证问题”。本文在通过对所有者、企业、经营者之间博弃过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经营者“股权协议回购”持股方式，建立起“激励强度与有效激励对等、有效监督与个人行为风险成本对等、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实现对等”原则下的经营者选择、激励、监督有机结合的运行机制。     

论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经营者的选择

由于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经营者管理目标与所有者目标可能会不一致。因此,所有者应设计一个合理的治理结构来选择和监控经营者。本文着重从“管理效用最大化”目标出发,论述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经营者的选择问题。     

鲜活商品国内反倾销立法之完善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1 1条规定 :“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该条同时规定 ,“销售鲜活商品”“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据此可知 ,我国法律上认定的倾销应该具备三个条件 :( 1 )经营者销售的目的是排挤竞争对手。 ( 2 )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这里的成本是指经营者本身的个别成本 ,而非行业的平均成本。根据 1 993年 7月 1日起推行的新会计制度 ,成本的核算方法为制造成本法。 ( 3 )经营者倾销持续存在一段时间。倾销只有持续一段时间 ,才能达到排挤竞争对手的目的。当然 ,在实践中 ,只…     

平台经营者“二选一”行为的竞争法规制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平台经营者的“二选一”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产生排除、妨碍市场竞争的效果,但现有实践对“二选一”行为的规制仍有不足。从类型化的角度来看,“二选一”行为可以区分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的“二选一”行为和扮演“桥梁”角色的具有较大市场力量的经营者的“二选一”行为。这些行为有可能从竞争环境维度、消费者维度、竞争者维度、平台经济的发展维度产生损害市场竞争的效果。针对不同的情形,有必要通过增加规制方式与完善竞争法相关规范的适用实现相应的规制目标,包括运用非强制性综合治理手段,以及灵活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二条。     

老年消费者安全保障义务之“合理限度”认定浅窥

在不同消费领域所产生的老年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中,法院在认定经营者是否已尽“合理限度”安全保障义务时,一般均以“软硬件”为标准。但在严格遵循这一标准前提下,法院通常对此类案件中的受害人——老年消费者的身份因素给予特殊考量,并以此课以经营者较高的安全保障义务。基于老年消费者身体特征与经济法实质正义价值,法院此种做法无可厚非。但司法实务案例表明,在法院认定经营者是否已尽“合理限度”义务过程中,存在泛化“老年人”身份因素的司法倾向。此种倾向不仅限制经营者行动自由,甚至威胁到为老年人提供福祉的相关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法律必须对此种倾向予以克制,以实现主体间的利益平衡与社会有序发展。     

对国有企业经营者腐败及其遏制的经济学思考

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腐败问题日益凸显。从国企经营者的“经济人”特性出发,可以发现,腐败是国企经营者经过成本一收益分析以后所作出的合乎理性的选择;从国企经营者与监管机关的查处博弈,和国企经营者与职工群众的举报博弈的角度,可以发现腐败行为的发生受到查处概率、举报成本、举报收益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要遏制腐败也必须从国企经营者、监督机关、职工这三方的成本一收益人手,从根源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公司经营者信义义务体系之完善

我国新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经营者须承担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忠实义务之抽象规定具有合理性,而勤勉义务则应采客观标准为主、主观标准为辅的原则。与此同时,应突破传统的“一对一”式受托信义关系的简单思维,确立“一对多”式受托信义关系中作为受托人的公司经营者须承担中立义务。     

霸王条款的违法性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完善

消费格式合同是追求经济效率的产物,但经营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在合同中规定诸如减轻或免除自己责任的“霸王条款”,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果不通过立法严加禁止,不仅损害个体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会助长经营者的违法行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文章拟通过现实生活中大量“霸王条款”的调查研究,分析其存在的原因和社会危害性,从立法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论证“霸王条款”的违法性以及解决的对策。     

国企经营者之激励机制与经理股票期权

:经理股票期权通过赋予经营者一定的“剩余索取权”,使经营者的利益和投资者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能相对有效地解决现代企业中委托——代理问题 ,避免经理人的“短期行为”与“道德风险”,从而得以在国外较为普遍地使用。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法律环境逐步完善 ,以及当前国企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我们可以引入股票期权这种长期激励机制 ,使其与薪金、奖金等短期手段良好配合 ,来解决长期困扰我国国企的激励约束机制问题     

对“如假包换”的法律思考

产品责任是经营者因产品质量不合格和产品缺陷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如假包换作为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一种产品质量承诺,其内容远远超过其字面含义。本文从产品质量责任法的角度对“如假包换”进行法律思考,涉及到什么是假、假的证明责任、售假的法律后果等,同时对“三包”中收取折旧费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此外,还简要评析了产品质量纠纷解决的几种途径     

网络经营者数据竞争性权益归属研究

数据是网络经营者开展市场活动的关键生产要素，完全排他的数据权益归属则易产生数据利用率低与隐私安全风险等诸多问题，所以明晰网络经营者数据权益归属是数据市场良性发展的前提。文章基于“保护竞争而非竞争者”的理念，通过权衡经营者自由竞争的权益、用户自由决策的权益和良性竞争机制产生的公共利益，肯定网络经营者对于其数据资源享有竞争性权益，有助于规制网络经营者利用数据资源过程中的恶性竞争行为，鼓励其作为市场主体主动参与市场竞争。      

占道经营行为合法化路径研究——以公物特许利用为视角

行政机关与占道经营者长达十多年的“战争”彰显了取缔措施的无效。在此背景下,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进行了治理的创新行为——拍卖占道经营权。占道经营行为违法性根源在于经营者无法取得道路的使用权。占道经营行为合法化首先须通过公物法的规定,行政机关以行政特别许可的方式赋予占道经营者对道路合法的特别使用权,通过“产权”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此外,为了优先满足道路供公众一般自由通行的价值,公物管理机关可设置占道经营的禁止区、严控区以及诱导区。就费用而言,公物管理机关对占道经营者收取的费用不宜过高。     

“与国际接轨”不能用双重标准

国家工商总局昨天在其官方网站声明，从未成立“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协会”和“中国工商管理协会”，两机构开展的“中国驰名品牌”评选是场大骗局。鉴于两机构的运行为已经构成诈骗，提醒消费者和经营者不要上当受骗。     

日本法人模式研究

“日本经营模式”或称“日本模式”最初是西方学者概括出来的。其核心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离,是一种经营者主导型制度。我国有些学者接受了这一概念,并极力主张建立这种制度。认为来自所有权的约束并不是企业长期行为的必要条件,日本企业成功的经验证明,经营者主导型企业可以具有长期发展的动力。在股份公司制度下,资本所有权的分散化使所有者事实上已经难以控制企业经营,资本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包括经理任命权、资金处置权、收益分配权、生产经营权等)已经掌握在经营者手中,在所有权支配企业中,靠所有者的资本增殖冲动保证行为长期化。而在经营者主导型企业,     

地方政府土地流转补贴政策分析及完善措施

农村土地流转是对农地产权的再分配,其目的在于提高农村资源的利用效率。经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土地流转补贴政策有利于扩大农地流转规模,提高转出土地农户的土地租金收入,降低大规模经营者转入土地的成本,但同时也会增加小规模经营者转入土地的成本,从而产生大规模经营者对小规模经营者的“挤出效应”,并降低大规模土地经营者的边际生产率。因此,地方政府应在国家的引导和规范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制定农地流转政策;补贴项目倾向于选择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但社会效益高的项目,适度规模经营项目和农户间流转项目;并积极发展中介组织以提高农地流转效率。     

失业背后的权力因素

以“经济高速增长下的高失业率”和“一些失业者不愿从事低薪工作”两个现象为切入点,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失业背后的权力因素。在这两个现象的背后,是劳资之间权力的失衡:经营者能够利用不受约束的权力解雇工人,压低就业者的工资,压低到就业者不能接受的地步。因此,失业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停留在解决存量失业的层面,需要政府干预经营者的行为,从源头上控制失业。     

企业经营者人性假设及其激励机制

在分析“经济人”和“道德人”两种典型人性假说的基础上,根据当前我国经济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扬弃并提出了符合转型期中国特色的企业经营者“综合人”人性假说,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