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观”、“群”、“怨”与“咖啡文学”都是杀人的软刀

孔丘把文艺的主要社会作用,概括为“兴”、“观”、“群”、“怨”(“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历来的反动     

诗骚疑义五例

寤寐思服 《诗·关睢》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之”“服”“(?)(?)释”思之也,郑笺释“事也”。后世多从毛传而无(?)(?)(?)释“服”为“思之”,先秦典籍中并无旁证(?)(?)(?)(?)(?)。“古书要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如果某字只在《诗经》这一句有这个意义,在《诗经》别的地方没有这个意义。春秋时代(及至战国时代)各书中也没有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就是不可靠的”(见王力为问熹《诗经词典》写的序文)这话说的极是。释“服”为“思之”就属于这种情况。 查服、甲文、金文、篆文形体大同小异,皆为强迫奴隶从事劳作之意。故《说文》释“服”为“用”,《尔雅》释“服”为“事”,《广雅》释“服”为“行”,为“任”。杨树达先生在其《积微居小学述林》“释服”条中,考证甚详。(?):“古文服字皆用为职事之义,故旧诂多训为事,此事字,当如今日通言谋事之事。……而综合彝铭,诗(?)《书》诸例,以职事释之云。”看来先贤释“服”为“事”实为的解,并无释“服”为“思之”者。 或以《尚收·康诰》“要囚,服念五六日《论语》释(?)(?)思之证,而服念之服,仍以释”事“为官服念(?)“从事思考”、“进行考虑”服念二字虽连文,却非联合关系,实为动宾关系。新《辞源》不从旧注,释服念为“反复考虑”,态度是审慎的,解释是合理     

说“寤寐思服”

《诗·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之“服”,《毛传》释“思”,《郑笺》释“事”。后世多从《毛传》而无异议。但释“服”为“思”,先秦典籍中无旁证。王力先生说:“解释古书要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如果某字只在《诗经》这一句有这个意义,在《诗经》别的地方没有这个意义,在春秋时代(乃至战国时代)各书中也没有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就是不可靠的。”(见王力为向焘《诗经词典》写的序文)这话说得极是,释“服”为“思”就属于这种情况。     

《诗经》探赜二题

一、殷遗民“哀以思”的亡国之音——《诗·邶风·绿衣》试释汉人说《诗》,力图以儒学为皈依,牵强附会,多不可信。今天有些旧说已被抛弃。有的尚待斟酌。这里试释《邶风·绿衣》一篇。     

从“二雅”怨刺诗看周代诗坛的民主精神

“怨刺诗”一名,起于汉朝。《汉书·礼乐志》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所谓怨刺,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作者内心的怨愤,二是指对时弊的针砭。二者皆是作者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现实猛烈激撞所闪发的火花,因此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光芒。《诗经》中的怨刺诗主要见于《大雅》与《小雅》。“二雅”共一百○五篇,而怨刺之作就有将近四十篇,占三分之一还要多。它是“二雅”文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们的作者,有立于朝廷的大官,也有出入贵们的小臣;有从军行役的征夫,也有无衣无食     

南北朝唐代诗歌中“捣衣”意象的嬗变

南北朝至唐代出现了大量的“捣衣诗”同题及运用“捣衣”诸物象抒发感情的诗作。在此期间，捣衣诗的意象有一个明显的嬗变过程：南北朝时的捣衣诗经历了由“宫怨”到“闺怨”的发展过渡，并长期以“宫怨”、“闺怨”为基调：进入唐代以后，“捣衣”意象有所拓宽；盛唐之后，捣衣诗在“怀念”这一层面上完全普适化，即除传统的“宫怨”、“闺怨”诗外，还可以运用“捣衣”诸物象来表达思妻、怀乡、怀友等多种感情。     

象征型兴象与解《诗》的分歧

历史上对于“三百篇”诗义的阐发从来就聚讼纷纭,直到今天,对于某些篇章的解释也仍然是莫衷一是。“若乃兴义深婉,不明诗人本所以作,而辄事探求,则穿凿之弊固将滋多于此矣。”(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比兴》)自然,不少分歧是由封建诗教穿凿附会的说诗而造成的。例如《周南·关睢》明明是一首新婚的赞歌,《诗序》却说:“《关睢》,后妃之德也……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睢》之义也。”《召南·驺虞》明明是一首狩猎的赞歌,《诗序》却说:“《驺虞》,《鹊巢》之应也。《鹊巢》之化行,人伦既正,朝廷既治,     

《九歌·山鬼》结句试解

《九歌·山鬼》结句:“思公子兮徒离忧.”历来鲜有确解.王逸的解释在现存的《楚辞》各家注释中要算最早的了.他说:“言己怨子椒,不见达,故遂去而忧愁也.”[唐]五臣则谓:“思子椒不能用贤,使国若此,但使我罹其忧愁.离,罹也.”后来诸家大都本此类解释立说.由于《九歌》是民间祀神曲,虽经屈原加工,那只是在艺术上予以必要的提高与修润,难以牵扯到政治斗争上去.王逸等“子椒”云云,显系比附;所以后来的《楚辞》学者多半把此点“割爱”了.     

论“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孔子提出的诗歌功能论命题,此命题反映了《诗三百》的内容特征,包含着诗人借诗抒怨、怨刺现实政治等重要的理论内涵,体现了受怨者以诗抒怨的合理性,因而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诗可以怨”对儒家诗学的政教功用论产生了直接影响,其后历代都有大量怨诗,此命题的重要意义为后世诗歌的创作实践所验证。     

“兴、观、群、怨”说的内涵发展及影响

孔子在《论语·阳货》篇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兴、观、群、怨”的提出对诗歌美学作出重要贡献。在孔子“兴、观、群、怨”的基础上,后人多对其进行阐发,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对“兴、观、群、怨”不断出现新的理解和补充,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重要的理论批评。     

《诗经》答问五则

一、《邶风·击鼓》诗有什么历史意义? 从《击鼓》诗的作者看,《击鼓·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宗,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郑玄解释“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两句说:“此言众民皆劳苦也,或役土功于国,或修理漕城,而我独见使从军南行伐郑,是尤劳苦之甚。”孔《疏》解释这两句说:军士将行,以征伐为苦,吉今国人或役土功于国,或修理漕城,而我独见使南行,不得在国也。”朱熹解释首章说:“卫人从军者自言其所为……”     

从《论语》看孔子的“怨”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了“诗可以怨”的观点,对此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本文试从《论语》原文中透视孔子对“怨”的真实态度。孔子主张只要“怨”是合理的,有助于社会群体利益的,就应该明确地表达出来。从范围上看,孔子的“怨”是广泛的,包括对违反仁道、不合礼者、遭到挫折与打击时以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从程度上看,孔子的“怨”是很深的“怨”,甚至是“恶”。有了怨情,就必须表现出来,故而孔子认为把怨情隐藏起来是可耻的行为,“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孔子肯定了诗可以表现怨情的同时,也就赋予了艺术情感表现上的真实性,“诗可以怨”对后代影响是深远的。     

浅述《诗经》中的怨刺诗

怨刺诗都是些“变风”、“变雅”的作品,都具有很强的批判现实精神,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诗经》怨刺诗中的“怨”并不仅仅是指怨刺上政,更有普通人民对日常生活之痛和人生感伤的“怨”,“怨”也包括恋人的相思之苦、征人的思妇之怨等;而“刺”则有责备、讽刺之意。     

略说《诗经》中的几个“谓”字

“求我庶士,迨其谓之。”(《召南·摽有梅》)郑《笺》:“谓,勤也。女年二十而无嫁端,则有勤望之忧。”“天实为之,谓之何哉?”(《邶风·北门》)郑《笺》;“谓,勤也。”“心乎爱矣,瑕不谓矣。”(《小雅·隰桑》)郑《笺》:“谓,勤。……君子虽远在野,岂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以上三个“谓”字,郑《笺》并训为“勤”,今人说诗多不从。郑玄是对的。以“勤”训“谓”,正是发明了“谓”的古义;由于“勤”的古义久已湮失,所以人们每不从郑。兹申说之。     

“缘情”与“反讽”:重评《干校六记》

中国古典文论向有“缘情”之说,如“诗之为学,性情而已”(《汉书·翼奉传》)、“文,心学也”(刘熙载《游艺约言》),意思是诗文创作应该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人的心灵与情感世界。又认为“情”最好“以悲哀为主”,并当有所节制;如“发愤之所为作”(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韩愈《荆潭唱和诗序》)以及“哀而不伤”(孔子《论语·八佾》)、“怨而不怒”(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等,历代有论。推之于诗文评,即是     

南北朝唐代诗歌中“捣衣”意象的嬗变

南北朝至唐代出现了大量的“捣衣诗”同题及运用“捣衣”诸物象抒发感情的诗作。在此期间,捣衣诗的意象有一个明显的嬗变过程南北朝时的捣衣诗经历了由“宫怨”到“闺怨”的发展过渡,并长期以“宫怨”、“闺怨”为基调进入唐代以后,“捣衣”意象有所拓宽;盛唐之后,捣衣诗在“怀念”这一层面上完全普适化,即除传统的“宫怨”、“闺怨”诗外,还可以运用“捣衣”诸物象来表达思妻、怀乡、怀友等多种感情。     

“久相忆”、“望归难”非乐府诗题

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长相思》注:“王云:长相思本汉人诗中语。……六朝始以名篇。如陈后主《长相思》、《久相忆》,徐陵《长相思》、《望归难》,江总《长相思》、《久别离》诸作,并以长相思发端,太白此篇正拟其格”(《李白集校注》第2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瞿、朱校注将“久相忆”、“望归难”、“久别离”当作乐府篇名是不妥的,也不符合王琦的原意。     

“赠许穆夫人鱼轩”事考──兼谈关于《载驰》的两个问题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上编第二册《载驰》一诗懈题》把《左传·闵公二年》传文“归夫人鱼轩”句之“夫人”理解为许穆夫人，确属望文生义、曲解原文。本文肿列历代学者的说法以明其非，并从人情物理、上下文意、章法逻辑等几方面证说“夫人”应以释“卫戴公夫人”为是。     

皎然《诗式》诗学融承儒释道三教思想研究

皎然周游三教而终归于释,其《诗式》融承儒释道而自铸伟辞。《诗式》尤重儒家诗教,以“体”之角度确立儒家诗教的“诗体”论和儒家德化的“诗德”论。《诗式》亦缘采道家逍遥自然之旨。“高”“逸”两体既融通逍遥也挈领于辩体一十九字。“自然”观突破习惯思维,是精思锻造后的“至丽而自然”。《诗式》之“取境”与“作用”乃得佛教润染。“取境”最尚“高”“逸”,依托佛教之境无所依傍,且与佛教思想中的“绝对真实的精神本体”相通。“作用”则汲取佛教内心缘虑取境之功而极重创作之心理内容。     

润州“海门”考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编的《唐诗选》上,选进了两首李涉的诗。其中一首是很富有抒情意味的《润州听暮角》:“江城吹角水茫茫,回引边声怨思长。惊起暮天沙上雁,海门斜去两三行。”润州即今江苏省镇江市。而“海门”,诗选上却注为:“今江苏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