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齐诗"衰落的原因

两汉三家<诗>中,"齐诗"学派因善于称言阴阳五行说而独具特色,并在西汉中后期臻于鼎盛.东汉盛行图谶符命之学,而图谶符命之学与阴阳五行说堪称一途,"齐诗"却在此时突然衰落.文章认为,"齐诗"由盛转衰的关结点在于王莽篡汉.王莽秉政乃至篡汉以后,三家<诗>明显分为两大阵营,鲁、韩<诗>学者皆拒绝为新莽奔走,而"齐诗"学者则几乎全部为王氏集团奔走.不同的政治选择影响了东汉朝廷对待三家<诗>的态度和士子的选择,"齐诗"突然衰落和最早亡佚的命运不可避免.     

汉代四家《诗》命名考辨

汉代四家<诗>皆为专门之学,其中<韩诗><毛诗>采用汉代经派命名的一般做法,以创始人姓氏命名;<鲁诗><齐诗>以创始人故国命名,与人们对"齐学"、"鲁学"的认识有关,有尊崇的意味.<汉书·楚元王传>所说申公自号<鲁诗>是一种追述.三家<诗>之命名应在武帝为博士置弟子之后,为创始人弟子所命.<毛诗>之名亦当为毛公后学所命,且因三家各自命名而为.     

关于《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

<孔子诗论>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系统的<诗>学著作,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讨论的热点集中在它与<毛诗序>的关系及<毛诗序>的作者、年代等问题.在梳理相关意见的基础上,从"诗家"与"乐家"殊途传承的角度认定孔子在<诗经>学史上的地位,应是研究<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诗经》三《颂》性质考论

<诗经>三<颂>的主导思想倾向是颂人而非颂神,颂时王而非颂前王.<颂>诗的宗旨在于颂"今",而不在颂"古".<颂>诗的根本性质是颂美时王之盛德、成功.<周颂>31首诗只有4首可视为颂神,余皆主颂人.<商颂>大体作于殷商后期,亦主颂时王.商、周之<颂>皆以颂天子盛德、成功的方式告神,<鲁颂>纯颂时王,无告神之意.对<颂>诗所颂对象性质的认定是阐释、研究<颂>诗的基础和出发点.以三<颂>所颂对象为考查重点,在此基础上总结<颂>诗的性质特征和创作规律,以揭示<颂>诗的本相.     

论春秋诗用的方式与诗教

春秋诗用的方式,按照<左传> <国语>诗用的惯用素语可以分为:言语引诗、礼仪赋;诗、交际解诗、典礼歌诗和评论用诗.春秋的诗用方式对于"诗教"的发展都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关系直接的是言语引诗和交际解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品德优劣、行事对错、政治是非、社会治乱的判断参照的,是把<诗>对人物、事物的褒贬当作衡量一切的依据,当作论辩说理的理论依据,其实际就等于是"诗教",是西周礼仪"诗教"和教学"诗教"的外展,是西周"诗教"理论的社会实践.关系颇为间接的是礼仪赋诗和典礼歌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一种特殊的交际工具,藉此表达思想情感和交往意图.     

《无家别》中"携"字的解读

对于杜甫<无家别>中"携"字的理解,学界意见不一.通过检索"携"在唐诗中的含义和用法,认为在这首诗中,"携"当训"携带"之意.     

清华简《(旨阝)夜》《蟋蟀》诗献疑

据<清华简<(旨阝)夜>所记载,<蟋蟀>一诗为周公在武王八年伐耆后所作,但这种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证据.清华简成于战国中晚期,应为"战国之士私相缀续"之作,所以<蟋蟀>为周公所作之说可能是战国之士运用的一种史事比附.<诗小序>是战国至汉初有关<诗>的"教学提纲",其自身也蕴涵有一种附会历史情节的解<诗>倾向,<诗小序>既然可以运用史事比附,那么<(旨阝)夜>同样也可以.基于以上种种,我们对清华简<(旨阝)夜>中的<蟋蟀>诗为周公所作之说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郁达夫"举家迁杭"原因新探

1933年4月,郁达夫和王映霞突然决定由上海迁往杭州.几十年来,关于郁达夫离沪迁杭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指责王映霞的声音占据主流,认为正因为她的误导,才致使郁达夫家毁人亡,造成千古遗恨.通过深入考察郁达夫的生活轨迹,指出郁达夫离沪迁杭的主要原因:郁达夫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无法排遣内心的寂寞和疲倦,与王映霞的婚姻又由于种种原因裂痕重重,希望寻找一个能够带来新鲜刺激和安全感的居住地,故而才有了离别繁华的大上海和风雨同舟的战友,携妻儿到杭州隐居之举.     

值得重视的《楚纪》及其撰者——兼考《同胡参六祭熊芝冈年兄文》非廖道南所作

<楚纪>是一部保存楚地文献、详载明代两湖历史文化的鸿篇巨制.该书体例具有探索性,其内容则可为当今研究区域历史文化提供资源或资料线索."四库存目"称其"殊不足观",其实是出于当时的政治忌讳.<湖北文征>在收录<楚纪>撰者廖道南的作品时,有一明显失误.     

从"《诗》 无达诂" 到"诗无达诂":中国阐释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理论内涵

自董仲舒明确提出"<诗>无达诂"后,从汉迄清,关于<诗经>的研究就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阐释的可能是不可穷尽的.而"<诗>无达诂"泛化为"诗无达诂"也源于宋人释<诗>,其后才影响于诗文批评.泛化后的"诗无达诂"在理论内涵上仍遵循着"<诗>无达诂"的阐释理路:"从变"、"从义"."从变"侧重阐释的自由性,其具体表现有:"见仁见智"、"原意悖谬"、"诗无达诂而不诂";"从义"则强调阐释的限制性,其具体表现有:"本事求诂"、"坐实求诂"、"另类求诂",充分显示出中国阐释学的特色.并与西方阐释学有着密切的相通性.     

郎士元诗校注

郎士元与钱起齐名,世称"钱郎".钱诗多为送别之作,内容也较贫乏.姚合<极玄集>和<新唐书>未将其收入"大历十才子"之列.<新唐书·艺文志>载郎士元有诗一卷传于世.     

“五至”异文考释

"五至"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民之父母>中的核心概念,它与传世文献<礼记·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中有关"五至"概念的表述在文字上有重要差异.竹书的"五至"为物至、志至、礼至、乐至、哀至,传世文献的"五至"为志至、诗至、礼至、乐至、哀至.于是,有学者认为,竹书"五至"有脱文,这一说法根据不足.竹书的"物至、志至"比传世文献的"志至、诗至"更切合"民之父母"的题旨.     

明末闵、凌刻《文选》评本述要

<合评选诗>、<选赋>、<文选后集>三种<文选>评本由明末刻书名家闵、凌二氏先后相承而刻,都推崇收录郭正域评点,又有各自的特点:<合评选诗>反应了辑评者赞成竞陵派主张的文学批评观点;<选赋>多选杨慎以唐诗注解或赏析选篇的文字,对后世文人评点、研究<文选>有启发意义;<文选后集>则更多借鉴万历年间书商刻印评本.它们实是在书商刻印评本和文人评本双重影响下产生的"综合型评本".     

"笙诗"性质的几种解说再辨析

<诗经>小雅中的六篇"笙诗",自汉代以来就有"有其义而亡其辞"说、"本无文辞"说以及汉代古文家之伪造说等多种不同的解释.其中,"有其义而亡其辞"说,虽是毛诗序之作者的杜撰,但其历经自汉至宋众多学者的反复增益,虽不可全信却也有其合理之处;宋人反复张扬的"本无文辞"说,因为与<诗经>作品命名的一般规律明显不符,其臆断之嫌也是一目了然的;汉代古文家之伪造篇名之说,也因为与<仪礼·乡饮酒礼><燕礼>明确记载了六篇"笙诗"名称的现实不符,所以,也难以取信.因此,"文辞亡逸"说才是真正的可信之说.     

"个性解放"的性别透视--从《沉沦》与《莎菲女士的日记》谈起

比较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与郁达夫的<沉沦>,可以观照"超越时空"的"五四"个性解放者们的生存状态,探寻这种状态在"性别"的透视下所呈现的两种差异.在共性观照的同时,注意个性的探微,从而发掘"性别意识"对文本的潜在影响.     

六经次序辨

六经在我国历史上有两种排列次序,"以<诗>为首"的次序,是<诗>在西周春秋时代独特而巨大的社会功能所形成的;"用<易>居前"的次序,是轴心时代<易传>的哲学突破、西汉中期<周易>经传的立于学官和整理修订,使<周易>升华为"大道之原"而后形成的.这两种六经次序是不同时代历史文化现象的标志,其先后出现反映了两周秦汉之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毁灭性的生命体验与自觉追求--论郁达夫小说创作中的情绪走向

郁达夫有着肺病的郁结,内心却充溢着旷世的才学与英雄的豪情.他渴望如古代士大夫一般拥有如花美眷、红袖添香成就才子梦,无奈乱世求生,最终落得家毁人亡.郁达夫及其小说文本潜隐着一股不可遏止的将生命化入虚无的宿命追求,且在人生的旋涡中上演了一出极为惨烈、令人心痛的悲剧.     

汉赋源于《诗》赋体之辨考

立足<诗>的文本资源,逐篇辨读,宏观审视与微观考析相结合,我们发现汉赋文体乃"<诗>立其本"的史实("根蒂"),得以破解"风赋比兴雅颂"六种诗体("六诗")内在联系之谜,挖掘出研究赋体渊源之矿藏资源.因揭示出赋史研究之"原始的隐藏",汉赋源于<诗>赋体始得探明.     

读《诗》四法

<诗经>因时代久远、体裁所限,后世理解不易,往往言人人殊,乃至有"诗无达诂"说.本文总结读<诗>考释心得,提出系源推义、比兴承应、多章合参、补足省文四法,以供学<诗>者借鉴.     

《毛诗》“比兴”说《诗》刍议

<毛诗>的"比兴"说<诗>,构成"比兴"诗学理论发展的最重要环节,它既反映了中国古代诗人哲人基本的哲学观念和文化心态,又是汉人政治人伦精神之体现.<毛诗>的"比兴"说<诗>,以"兴"为重点,蕴涵着双重意味,一是以"兴"为喻,重"比兴"的美刺讽谕、教化功能,一是将"兴"解释为"起",重"兴"的生命感发功能,这对后世诗学将"比兴"作为诗的最基本的阐释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