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躬耕模式论

诸葛亮躬耕模式的基本特点是耕读结合,躬耕之余,静心思考安定天下之策,努力提高治国之才,等待时机出山建功立业。诸葛亮所在躬耕地隆中交通便利,有利于信息的获取;有无主土地可耕,有利于经济的独立;附近有亲属和朋友,有利于社会交往;隆中与襄阳存在一定的距离,有利于个人静心学习与独立思考。诸葛亮躬耕模式成功的原因有六:汉末社会动荡对人才的需求,儒家伦理地位的稳固,诸葛亮对家族精神的传承,诸葛亮子孙对诸葛亮精神的继承,刘备对诸葛亮人格的尊重,不忠不义的盛行。诸葛亮躬耕模式对后代士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躬耕模式和其本人均经历了一个神圣化的历程,后人难以超越。     

论诸葛亮躬耕“陪京之南,居汉之阳”说

公元197～207年,是诸葛亮自表"躬耕于南阳"的十年。此时的南阳(郡),无论是《汉书》、《后汉书》、《晋书》,还是《襄阳记》,都无一例外的认为在"汉(水)以北"(习凿齿语)。所以,诸葛亮所说的"躬耕于南阳",只能是躬耕于汉水以北之南阳,也就是习凿齿所说的"诸葛亮在南阳"。当时的南阳(郡),是全国第一大郡,在"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张衡语),不可能在"汉之阴",即"现在湖北襄阳一带"。"草庐对"较之"隆中对",更加符合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实际和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     

再论诸葛亮躬耕在南阳

要辨析诸葛亮的躬耕地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南阳郡和南郡的行政划分,通过查阅史料发现,东汉时期的襄阳隶属于南郡而非南阳郡;二是南阳卧龙岗建祠时间最早,后世官方祭祀也以南阳卧龙岗为首选;三是唐代以后的文学作品皆认同南阳卧龙岗为诸葛亮的躬耕地;四是南阳拥有优越的政治背景和文化氛围,这是诸葛亮选择躬耕于此的合理解释;五是《隆中对》的题名为后人所加,并不能成为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的证据。由此,认定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更为科学、客观一些。     

诸葛亮躬耕地属新议

诸葛亮躬耕地属问题，自古就有南阳、襄阳之争。后世的研究者提出各自的看法，总的印象乏：事出有因，论据不足，疑虑并未解决。本文提出诸葛亮躬耕地属南阳山都县治新议，供探讨。     

诸葛亮隐居襄阳隆中原因探析

诸葛亮为什么要到隆中隐居,本文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生活贫困,不可能到地主经济集中的城南、城东去求田问舍,也不会到曹操占领的南阳去躬耕隐居。诸葛亮在隐居隆中10年,生活虽然十分贫困,但他意志并未消沉。他冷静地分析全国形势,对时局具有很高的洞察力和预见性,为了帮助刘备明确政治方向,提出了为后世广为称道的《隆中对》。     

诸葛亮隐居襄阳隆中原因探析

诸葛亮为什么要到隆中隐居,本文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生活贫困,不可能到地主经济集中的城南、城东去求田问舍,也不会到曹操占领的南阳去躬耕隐居。诸葛亮在隐居隆中10年,生活虽然十分贫困,但他意志并未消沉。他冷静地分析全国形势,对时局具有很高的洞察力和预见性,为了帮助刘备明确政治方向,提出了为后世广为称道的《隆中对》。     

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文化意象

诸葛亮"躬耕南阳",不啻是躬耕地的自我表白,更有深刻的文化意象:既具有儒家正统文化传承的承前启后意象又具有唐宋之后日益强化的正统与平民文化意象.     

三国史研究中心成立暨诸葛亮躬耕地学术讨论会简介

1990年4月14日,三国史研究中心成立暨诸葛亮躬耕地学术讨论会在四川大学举行。四川省社科院、省文化厅、省社科联、成都市建委、成都市文化局、成都市社科所、西南民族学院、成都大学、四川省海外旅游公司、成都国际旅游公司有关负责人以及四川大学副校长杜肯堂莅会祝贺。《四川日报》、《成都晚报》、《天府新论》、《成都文物》等报刊派记者和编辑到会。专家学者和各地文博部门的研究人员近50人参加了会议。     

“语言学无国界”说献疑

“语言学无国界”说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础:语言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尚未解决,谁也不能创建出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学理论;包括语言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研究具有文化差异性。同时,此说经不起实践检验,如长期趋从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不仅缺乏应有的积极意义,且影响了汉语研究的正常进行,阻碍了语言学的健康发展。因此,“语言学无国界”之说不可轻信。     

钱锺书"意象"说献疑

钱锺书先生(包括敏泽先生 )有关“意象”的某些观点似存疑点。首先,《文心雕龙·神思》里的“意象”两字,并非是“意”的偶词,其内在蕴涵包含了“意”(主体情意)和“象”(客观物象)。其次,“意象”作为一个组词,并非是由刘勰第一次提出来的,它实际上首次出现在王充《论衡·乱龙》中。另外,明前后七子与唐人诗学理论中所用的“意象”,两者的美学蕴涵相同,都是指审美情感性意象。     

史迁肯定大赋说献疑

对于汉代的大赋,历代文学家、文学批评家,自东方朔、枚皋、扬雄、班固、王充以下,直至近人刘熙载、刘师培等等,他们或是或非,观点均极分明.其中唯太史公司马迁的态度,颇为复杂难辨.是故后世的研究者们往往和墨搦笔,著文加以研究探讨.就目前所见到的这方面的文章来看,其立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都承认司马迁是肯定大赋的(以下简称“肯定说”)他们所依据的理由大致有这样四点:一、为汉大赋家(文学家)司马相如立传;二、在司马相如本传中载入了《子虚》、《上林》等大赋;三、司马迁说过相如赋具有“风谏”意义的话;四、司马迁本人亦有赋作. 那么,司马迁是否真的对汉大赋抱肯定态度呢?这四点理由是否站得住脚呢?由于这是     

王稚登作《金瓶梅》说献疑

王百谷并非嘉靖年间大名士,而是万历时名声不佳的山人,他的丑闻被改换名姓写入<金瓶梅词话>之中,故他并非<金瓶梅>的作者,也不存在将此书全稿交与曹子念收藏这件事.     

《九歌》为祭歌说献疑

屈原的《九歌》是一组什么性质的诗歌?对此,历来有不同说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祭歌说”。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云:“《楚辞》中的《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的乐歌的基础上,为朝廷举行大规模祀典所创作的祭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说“《九歌》是一套祭祀神鬼的舞曲”。司马昶根据《汉书·郊祀志》记载的“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军”一语推测《九歌》是屈原奉怀王命作的捌神之词(见《屈赋微》)。《九歌》是祭歌吗?对此,笔者颇生疑     

周厉王三十七年奔彘说献疑

西周厉王在位年数的确定，关系到整个西周王年的研究。本文通过考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结合有关铜器铭文，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表”中厉王三十七年与共和始年重合的观点提出疑问，并就《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对厉王奔彘之年提出新的解释。     

《文选》再选本说献疑

《文选》再选本说影响深远。但从《文选》所录作品之同篇异名的复杂现象来看,难以成为《文选》乃据前贤总集再选编而非作者别集选录的内证。《文选》所录诗文的部分作品存在着同篇异名、多名,甚至“因类改名”现象,亦有采自时文名篇、经史之文等的可能,由此可推断出《文选》再选本说并不坚确。较为妥当的说法当是初选与再选的合选本,其作品编录来源多样,既有总集、别集及单篇者,又含有史、经二部之作。     

苏轼“雌黄史迹”说献疑

后人对苏轼的史论文章一向颇具微词,如梁启超就直斥其“雌黄史迹”。苏轼史论确有重立意而轻史实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史论写作是不知历史本相的任意雌黄。苏轼的写作方式既非随意扭曲,更非无知所致,而是有意所为,其实质是一种虚构行为。这种虚构使其史论成为横跨历史与文学的文体形式,且其文学性更胜历史性,因此宜将苏轼此类作品归入文学范畴而非历史,这样有助于对其做出更为准确、合理的评价。     

诸葛亮北伐“以攻为守”说质疑

诸葛亮北伐,是三国史上的一件大事,凡治三国史者多有论及,也都流行着一种说法,即认为诸葛亮北伐是“以攻为守”。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就说:“诸葛亮出师以北伐,攻也,特以为守焉耳,以攻为守。”①直至今日,这种观点仍很流行,如韩国磐先生就认为:诸葛亮“这种出兵伐魏,实际上是以攻为守的策略。”②诸葛亮北伐,果真是以攻为守吗?质诸史实,实难苟同,故拟文以作质疑。认为诸葛亮北伐是“以攻为守”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认为曹魏政权随着实力上升,必然积极向外发展,因此,即使蜀不攻魏,魏也要攻蜀,与其被攻,不如先发制人,以攻为守。二是根据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所说的蜀汉军队中精兵良将大量损     

“工商食官”解体说献疑

“工商食官”解体说,早在四十年代初就为钱穆先生所提出。他认为,“春秋时期工商皆世袭食于官,盖为贵族御用,非民间之自由营业。”战国时“封建贵族渐渐崩溃,而自由经商者乃渐渐兴起。”①其后,郭老在1952年出版的《奴隶制时代》中进一步引申说:“古代重要的工商业,都和农业一样,是官家经营的。……春秋中叶以后,土地私有制度逐渐建立,国家政权逐渐转移到地主手里,工商业也就逐渐离开了官家的豢养,而成为私人     

"南宋前期四六四大家"说献疑

程千帆、吴新雷两位先生在<两宋文学史>中对于宋代骈文(宋四六)发表了精辟的论述,同时也提出了"南宋前期四六四大家"的说法,具体所指为汪藻、孙觌、洪适、周必大四位南宋四六文名家.不过从四大家入选人数与分期两方面看,此说还不够严密,对洪适、洪遵、洪迈兄弟四六文数量和地位的论述也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余地.总体看来,南宋前期骈文创作较为繁荣,名家众多,"四大家说"尚不足以概括这一特点.     

对一篇朱元璋非农民起义说献疑

学习了冯天瑜、周积明二同志合写的《论反元战争中朱元璋集团的性质》(以下简称冯文)一文,获益不浅。但对冯文关于朱元璋并非农民起义的领袖,而是“反元豪强地主武装将领——反元地主军政集团首领”的看法尚难以同意,特不揣冒昧,献疑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