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政治制度演变与公文骈体化

尚书省和中书省是南朝各政权拟制公文的中央行政机构。考察两省选官与公文拟制的关系,可以发现,从两晋到南朝,由于选官制度的变迁,两个机构中的文学家的数量不断增加,并且这一变化与南朝章表、诏令、策问等公文的骈体化进程相一致,南朝公文的骈体化直接受到政治制度演变的影响。     

南朝佛道关系论及其学术渊源

佛道关系是南朝三教论争的核心问题之一.南朝最早的佛道关系论是优劣异同论.由此分化后,产生了态度温和的佛道异同论和态度偏激的佛道优劣论.南朝佛道关系论的学术渊源在于魏晋玄学.佛道异同优劣论就是玄学老庄与名教异同论和宗教斗争融合的产物.南朝佛道关系论,还受到了玄谈风气、玄学体用范畴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南朝关于佛道关系的论争是魏晋玄谈的延续.     

南朝文人的身份特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南朝文人大多来自于世家大族或宫廷贵胄,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文人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对当时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家族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文学的规模;另一方面,士族文人的审美趣味强化了南朝文学“阴柔”的审美风格,“离别”、“伤悼”题材广受青睐。     

王权与财政:东晋南朝时期建康财政状况与政权兴衰

东晋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政局动荡的背后是财政的长期困顿。南朝各代每至中朝这一问题即浮出水面,随后政权内部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直至朝代灭亡。虽然史料没有明确记载财政与政局变化的直接关系,但经济对政治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这或可从侧面解释这一时期政权羸弱以及朝代频繁更替的原因。     

南北朝山水散文的文化异质——以《水经注》和南朝山水书札为例

在对以《水经注》为代表的北朝散文中的山水描写和以南朝梁吴均"三书"等为代表的南朝山水札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北朝与南朝山水散文在观察点的选择和材料的组织方式上,在山水描写的表现手段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或不同。这些差异或不同的产生,与二者对前代文学继承的不同侧重有很大关系。     

也谈南朝文人的早熟与文风走向——与李炳海先生商榷

词赋取士和玄学思潮泛滥 ,是南朝文人早熟的催化剂和酵母 ,这个结论令人难以信服。南朝文人早熟 ,从外因来看 ,一是与统治者重视文学、以文显名分不开 ;二是门阀士族制度为某些文人的早熟提供了政治上的特权、经济上的优势、源远流长的家教和世代相传的文化积累 ;三是早期教育是文人早熟的又一重要条件。从内因来看 ,文人的早熟还离不开个人的主观努力。南朝文坛标新立异的风气 ,注重藻饰的倾向 ,与作者队伍的年轻化没有直接关系 ,而是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学本身等因素的决定和制约     

西域乐舞的南传与陈代诗歌中的胡笳意象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乐舞南传并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在南朝时,西域乐舞通过西域各国的直接传播和北朝各国的间接传播,逐渐被南朝人民接受和喜爱,深入到南朝人们的生活中,也影响着南朝文人的诗歌创作。到陈代,边塞乐府诗创作数量逐渐增多,边塞诗豪迈雄浑的风格融入到绮靡纤弱的南朝诗风中,在陈代边塞乐府诗中常提及来自西域的乐器胡笳,胡笳作为一种意象出现在诗中,为南朝的诗歌创作带来了别样的艺术风气。     

霸府与南朝王朝更替

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王朝更替的模式基本上相同。权臣先由军功成为开府的高品将军,然后控制朝政,确立霸府统治,最后登上皇位。南朝王朝更替之际的霸府具有时代的特色。南朝时期霸府统治的时间都不久,集一代人之力就完成了霸府向新王朝的转变。南朝王朝更替之际的霸府,都与某一地域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士族在南朝王朝更替之际的霸府中仍然具有一定的作用。     

南朝征讨都督探讨

南朝时期,国家为了适应征伐战争的需要,一般都设置征讨都督来统帅出征的军队。这种征讨都督在当时国家的都督体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由于战争的不断发生、朝代更迭频繁以及军事制度的诸方面较之东晋时期出现了一些变化,因此,南朝的征讨都督的设置具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点:南朝国家以多种方式设置征讨都督。南朝征讨都督的等级区分,是承袭东晋的制度而来,可是与东晋比较,却出现了一些变化。南朝国家征讨都督的军事惩罚权较之东晋时期明显地提高。但是,南朝征讨都督是为了征讨作战而设置的,因而,一般在征讨作战结束后,国家自然也就撤消对征讨都督的任命。正因为如此,征讨都督所具有的权力就不是长期的,在南朝,都督诸州军事到他所辖的都督区外作战,不是他担任都督诸州军事所具有的权力,而是他担任征讨都督所具有的权力。因此,担任征讨都督是都督诸州军事到其所辖的都督区外进行作战的前提。都督诸州军事与征讨都督任职之间具有这种关系,自然就使南朝国家的地区防卫和征讨作战有机地联系起来。     

从御用到国用:汉唐之际太仆制度的演变新探

汉、唐两代的太仆,均职掌车马,其职官性质似乎未曾变化,实际上南朝时期的太仆已不再掌车,更重要的是车马的国用与御用分离;北朝时期,虽然形式上一仍汉魏旧制,车马均在太仆辖下,但将御用与国用区分开来却迥异于汉魏,这是学习南朝制度的结果。唐代的太仆制度则是前承南朝,体现了汉唐之际太仆制度演变的总趋势——家国分离及南朝化。     

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唐代的南朝化倾向

唐代的“南朝化”,是由陈寅恪先生最先提出、后经唐长孺先生加以系统论证的一个命题。它指唐代中叶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南朝当年历史发展方向的继承。这样一种南朝化倾向,可以上溯至隋、唐初以至北魏孝文帝时代。南朝化倾向就其形成动因及主导者而言,可大致分为国家主导型、非国家主导型和综合型三种,其形成动因来自社会,但有待于国家的肯定。     

前朝柱石与新朝暗礁:南朝的顾命大臣探析

在整个东晋南朝时期,南方政权一直延续着设立顾命大臣的举动,所挑选的均为当朝重臣,用以辅助新君。皇帝临终此举,却给新帝登基后造成了极大隐患。这些先帝朝的股肱大臣,在新朝时却几乎都站在了皇帝的对立面,限制乃至威胁皇权的行使,由此引起的君臣冲突直接影响了政权的稳定,使新帝的朝政危机重重,甚至导致皇帝的退位乃至身死。顾命大臣成为南朝政治中最不安定的因素,南朝皇帝频繁更替、建康政权的风云突变,都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东晋南朝时期襄阳豪族集团的社会特征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主要由来自秦陇、河洛地区的侨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他们能在南朝政局中发挥作用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其在襄阳地区形成了宗族一乡里式的共同体社会结构。襄阳豪族积聚部曲,把持地方政权,以宗族为纽带,重视血亲关系。在经济上,他们经营土地,参与商业活动,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基础,造就了襄阳豪族的军政品格和命运。     

南朝民歌与江南民间美学的生成

以吴歌西曲为代表的南朝乐府民歌在将歌咏的重心置于男女之情的同时,却又呈现了江南山川河流、社会面貌和风俗民情.从而被认为具有了某种江南性格,并成为江南美学整体的组成部分.作为现实的江南风土民情进人民歌,作品中江南事象、歌者“情思”、民歌整体结构之间会形成一种关系,江南民间美学是从这些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本文从南朝民歌的“歌兴”方式、“内蕴灌注”与“情趣蕴含”以呈现江南民间审美经验的被发现.     

漫话屯溪古今人物

屯溪区地处安徽省南端，新安江上游率水与横江交汇处，是黄山市人民政府驻地。东汉时，屯溪境域属犁阳县，西晋改犁阳县为黎阳县，南朝省黎阳县人海宁县，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海阳县为休宁县，屯溪为休宁县下属村。其后历朝至中华民国，屯溪一直为休宁县属地。     

繁艳似赋，流美如歌——南朝文人乐府诗语言风格探析

南朝文人的乐府诗创作受到汉乐府民歌、魏晋文人乐府诗和南朝乐府民歌的深刻影响.南朝文人乐府诗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吸取汉赋铺排夸饰的艺术特长,形成了繁富华艳的语言风格,这类作品从诗史的传统看来,主要体现了魏晋文人乐府诗和汉乐府民歌的影响.南朝文人乐府诗中还有一些作品受到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其语言风格表现出浅近自然、婉转流畅的特色.     

刘裕与元嘉之治

在我国南北朝的历史上,南朝末武帝刘裕是一个应该重视和研究的人物。他不仅建立了刘宋王朝,而且开创了南朝的“元嘉之治”,使江南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曾说:“裕之为功于天下,烈于曹操”①。本文不全面论述刘裕的业绩,只就他和与他关系密切的“元嘉主治”,作出评论。     

论南朝文化特质与骈文的兴盛

南朝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为骈文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儒学的式微和玄学的兴起改变了世人的创作理念,美文意识觉醒,南朝文坛贵族化的审美趣味在此基础上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因此,骈文在南朝的兴盛,是社会、文化、文学等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是南朝这个特殊时代的产物。     

汉唐之间袁氏的政治沉浮与籍贯更迭——谱牒与中古史研究的一个例证

汉唐之间,汝南汝阳袁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籍贯更迭:一次是由陈国扶乐变为汝南汝阳,另一次是由汝南汝阳变为陈郡阳夏。东汉一朝,汝南汝阳袁氏四代在政治上持续发展,并超越陈国扶乐袁氏,成为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汉末袁曹相争,袁绍、袁术兄弟落败,汝南汝阳袁氏迅速沉沦。与此同时,陈郡阳夏袁氏则与新皇权建立起特殊的关系。魏晋南朝频繁易代,他们的政治地位得以蝉联,并最终压倒汝南汝阳袁氏,成为袁氏的正宗所在。南朝后期与王、谢、萧三家并列侨姓之首的袁氏,正是陈郡阳夏的一支。此例说明:中古士族身份的变化,也会反映在谱牒之中,甚至造成他们籍贯的移动。     

新中国以来村治主体的历史演变及特点

乡村治理作为农村事务的主要一项,从新中国成立起经历基层政权与农民共同主体,人民公社单一主体及农民单一主体的三个不同主体阶段。三个阶段中显示出了认识村治主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家力量与非国家力量间关系以及主体与土地制度间的关系。随着村治主体的稳定,党组织建设,宗族稳定又在影响着村治。因此,必须要明确国家中心任务,以便促进村民自主意识,以便更好推进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