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唐日本人井真成墓志及初步研究

唐代墓志对于研究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西北大学近日征集了一方日本人井真成墓志,该墓志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惟一一块唐代日本遣唐使者或随从人员墓志。通过对墓志铭文的初步研究,发现日本国名第一次出现在石质文物上,日本人井真成死后所赠官职也应与宫廷侍卫有关。     

唐代的日本留学生与遣唐使

对西北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一方唐代日本留学生墓志所涉及的日本遣唐使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分析了古代日本派遣大批留学生随遣唐使来中国的历史背景、日本留学生的待遇与生活,阐述了玄、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等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中的著名人物的留学经历,指出了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发现的重要意义。     

《张崇训墓志》释文校补

《山东青州新出土隋张崇训墓志》一文公布了山东出土的一方墓志,对墓志内容作了初步研究,并公布拓片,附有释文,对文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具有比较重要的文献价值。但该文部分释文有讹误,影响了对墓志铭文的有效利用。文章对照拓本图录,校补了释文中的讹误,以便这份出土材料得到更加科学的利用。     

《张崇训墓志》释文校补

《山东青州新出土隋张崇训墓志》一文公布了山东出土的一方墓志，对墓志内容作了初步研究，并公布拓片，附有释文，对文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具有比较重要的文献价值。但该文部分释文有讹误，影响了对墓志铭文的有效利用。文章对照拓本图录，校补了释文中的讹误，以便这份出土材料得到更加科学的利用。     

施氏族谱、墓志真伪辨

通过对不同版本的施耐庵族谱以及多方墓志（地券）资料的真伪分析,结合传世族谱的问世时间和内容,传世族谱有后人附会的嫌疑：出土墓志（地券）格式、内容和一般墓志有异,且与施耐庵关系含糊,同时墓志内容也有诸多错误,墓志和族谱之间也存在诸多矛盾.结论是现有资料不足以证明施耐庵和兴化施氏的传承关系。     

关于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之我见

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新收藏的这方客死长安的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自刊布后,立即引起中日学者的极大关注。通过对争议较大的井真成的改名问题、日本国号确立的最早年代、浐水东原墓地、墓志的书写格式以及残缺字等问题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形成自己的见解。     

“日本”国号东亚登场时间考——对中国实物资料及中日文献的比较

国内发现的记载有日本国号的最早实物资料为《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早于记载日本国号的《井真成墓志》二十一年。《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所载日本遣唐使赴唐朝贡之事与中日两国的文献记载可相互印证。日本国号诞生于八世纪初,而非七世纪六七十年代。     

《井真成墓志》所反映的唐朝制度

对井真成墓志研究表明,他应该是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到来的日本遣唐使团准判官,到长安后旋死去,而不是在唐朝19年的留学生.其墓志为我们研究唐朝对外授官与赠官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实例,进而可以对唐朝和日本授予遣唐使官员官阶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古代东亚世界国家间交往的具体形态.     

井真成墓志铭释读再探

自唐代来华的日本人井真成的墓志铭正式发布之后,中日专家学者对此倍加关注。由于墓志的记载极为简单,且日本文献中未有相关记载,目前对墓主井真成的身世及留学生涯的论争非常激烈。但管见所及,学界对最基本的墓志铭的理解、释读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围绕着墓志残缺之处的填补文字。对墓志铭再次进行了解读,尤其注重对其中所用典故的梳理以及残缺处填补文字的查证,认为该碑缺损文字为“衔”、“而”、“壑”、“哀”、“给”、“东”、“客”、“命”等的可能性较大。     

为谁而写:墓志文体的书写问题考察

墓志究竟为谁而写？这在墓志研究中甚少涉及。而阅读对象的设定,无疑会影响到墓志文体内容书写、情感表达、书写态度、文字表述等。本文以北朝墓志为中心进行考察,认为墓志书写是一种多重书写：是向着逝者的书写,亦是向着生者的书写,还包括撰写者的自我书写;既为当下书写,又为未来书写。由于期待中的阅读对象是多重的,导致墓志书写内容、方式的多重与复杂。     

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

署唐人刘肃撰的书籍,今传世者有<唐世说新语>和"<大唐新语>"两种,但二者内容相同,显是同书异名.那么,此书之原名是<唐世说新语>抑或是<大唐新语>?迄今为止,一般均认为<唐世说新语>为<大唐新语>的异名.但是,经笔者考察论证,现所存显然是<唐世说新语>,而<唐世说新语>实是明人伪造的一部书,并非刘肃原撰的<大唐新语>.     

从曲元衡杖杀柏公成之母案看唐代保辜制度

保辜制度是中国古代刑法为处理伤害案件创立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制度。古代保辜制度从产生到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唐律作为中国古代法典范,对保辜制度作了最为详细而全面的规定。儒家思想渗透于唐律,对唐律及唐代司法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现结合曲元衡杖杀柏公成之母案来探析唐代保辜制度以及儒家思想对唐代司法实践的影响。     

论北朝民族大融合对唐代文化的影响

北朝时期中国北方主要是西北实现的各民族大融合 ,乃是先于经济、政治、文化诸条件形成的、具有时代特色的、造成唐代文化繁盛的根本原因。唐代的经济、政治、文化诸条件 ,皆是在这一条件的基础上形成。民族的大融合 ,开启了有唐一代三百年势不可挡的时代文化思潮的闸门。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     

唐代旅游研究综述

唐代是中国古代旅行的高峰时期,近年来关于唐代旅游研究的成果颇丰,涉及唐代旅游的方方面面.针对唐代旅游研究状况作一综述.     

唐代协律郎的任职条件和职责新论

日本著名音乐史专家岸边成雄认为,唐代的协律郎必须由精通音乐的人担任,此说已成定论。但是,经过对唐代全部协律郎的考察,发现一部分协律郎固然由精通音乐的人担任,但并不是所有的协律郎都具有音乐才能。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中唐以后,协律郎有时仅是一种虚衔。协律郎具有充任乐队指挥、创制乐曲、创作歌辞和完成选词入乐等多种职责。     

西北民族文化互动与唐诗创作

唐代西北民族关系给唐人生活、思想以及唐诗创作带来了深刻影响。西北诸族的＂异质文化＂触发了唐人用诗来表情达意的创作欲望,这不仅拓展了唐诗的表现领域,还使其包含了民族因素的审美文化。     

唐代质子在民族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本文通过考察唐代的质子制度,探讨质子在民族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和发挥的独特作用:一是质子在唐顶班值勤,见习唐礼,受唐朝文化的熏陶;二是质子在促进唐与周边诸族的文化交流中具有种种优势;三是有些质子以"宿卫生"的身份入唐,其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     

再谈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对《今本〈大唐新语〉非伪书辨》一文的异议

本文主要论证了今本《大唐新语》实是以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唐世说新语》为底本并更改其书名而成,也探讨了《唐世说新语》与其以前的《大唐新语》的关系,从而阐明今本《大唐新语》与唐代以来至明代前期所流传的《大唐新语》———也即《大唐新语》旧本———并非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