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与《雪国》——千古不磨的珠玉

《边城》与《雪国》分别是中国作家沈从文和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代表作 ,在本国文学界均是历久不衰的评论热点 ,但是却少有评论者将这两部作品加以比较评论 ,其实 ,这是两部具有相当可比性的作品 ,它们不仅在表现形式而且在内在气韵上都有诸多相通之外 ,同时 ,作为两部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作品 ,它们也反映了中日两个民族传统文化施加于作家的不同影响。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时代背景的趋同为文本比较提供了依据。《边城》发表于一九三四年 ,《雪国》则于一九三五年一月至一九三年五月连载于杂志上 ,并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出版单…     

论横光利一《无礼之城》的创作特色

横光利一(1898-1947)是日本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被喻为"新进作家中最优秀的人,他的作品都充满清新,前卫的色彩,使得他在日本文学界享有盛名。短篇小说《无礼之城》是横光利一的代表作,发表于1924年9月《新潮》杂志上,并收录到横光利一《现代短篇小说选集3》(文艺日本社)中。此后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逐步升华,写出了一部部脍炙人口的反映时代的小说,形成了新感觉派超凡脱俗的创作风格。     

《蝇王》与《罗生门》主题比较

“人性恶”是世界文化母题之一,戈尔丁的寓言式经典巨著《蝇王》与芥川龙之介的短篇精品《罗生门》都不约而同揭露了“人性恶”。两位作家由于位于东西方,他们的个人经历,写作背景各不相同,对人性恶的理解也并不相同,但两人都是通过描写人性恶从不同方面来关注人性,关注现实,这是两位作家的写作目的与心声。本文侧重通过解析《蝇王》与《罗生门》的“人性恶”主题进而认识作品对人性,对人的生存状态,对社会环境的反思,从而认识它们的价值和深刻内蕴。     

论横光利一《天使》的现代主义创作特色

横光利一（1898-1947）是位毕生都致力于革新小说创作的文学作家。也是日本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诗人。他的作品都充满清新,前卫的色彩,使得他在日本文学界享有盛名。《天使》（1935）就是这样一部引人注目的反映时代的小说。细腻的心理表现是横光利一小说的独特之处,独特的创作形式及表现特色是横光利一小说中最特别的称之为超凡脱俗的创作风格。本文主要对其作品《天使》的现代主义创作特色进行分析论述。     

黄玉雪自传体小说《华女阿五》中的文化冲突

民族文学必定要折射出该民族的文化特征,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又必定会引起不同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冲突;在美国华裔的家庭中,由于两代人所受教育的背景不同,甚至又会导致他们对中国文化认同上的差异性。然而,美国华裔作家在价值观转变、身份认同和迈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中,努力使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逐渐达到和谐与统一。这些都在美籍华裔作家黄玉雪的自传体小说《华女阿五》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从海外游角度探究《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的文化差异

文化是历史的沉淀,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源自于二者不同的发展历程,这一点在中西方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尤为明显。《镜花缘》是我国清代小说家李汝珍的作品,其内容以《山海经》为框架,通过主人公唐敖、林之洋等人的出海游历经历,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格列佛游记》则是爱尔兰小说家江奈生·斯威夫特的作品,在西方该书被称为讽刺小说的经典,小说通过外科医生格列佛在小人国、大人国等国家的游历经历,表达作者对社会的讽刺。两本书创作的年代相近,内容也均以出海游历为主,通过两张本书的比较,可以总结中西方文化上的几点差异。     

苦难中的超越——读陈忠实先生的《贤亮印象》

陈忠实创作的《贤亮印象》是一首咏怀诗,全诗实写张贤亮,又处处是作者的人生感悟与抒怀,也是对这一代苦难人生的最好注解.作为同时代的西部作家,陈忠实、张贤亮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苦难意识和悲剧情怀,具有悲壮、悲悯、悲愤色彩,人物充满艰辛与悲凉,都呈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具有反思思辨色彩,深邃而浑厚,体现出阳刚之气.他们都具有明确的史诗意识,力图构建具有鲜明史诗品格、史诗意蕴的作品,从社会、文化视角反思民族命运、时代变迁,而此诗正是最好的诠释.     

论《土生子》中的审美愉悦

审美愉悦是小说创作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思考作者的创作意图,结合实际,思考当下意义,获得审美享受,产生情感共鸣。这是读者对作家和作品的肯定。作家通过多种方式可以带给读者审美享受,这需要读者去了解和分析作者的创作背景、人物形象、情节安排、象征寓意和主题意义等等,分析的过程是读者走进作家作品的方式。一部作品的成功有多种原因,本文从小说美学的视角,通过对理查德·赖特《土生子》的赏析,探讨赖特的写作带给读者的审美享受,凸显《土生子》背后的美学意义,指出带给读者的审美享受是《土生子》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略论《啼笑因缘》的艺术成就

略论《啼笑因缘》的艺术成就惠世宏由于价值观念和审美意向的发展嬗变，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深层次的开拓。许多专家学者．不但把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而失落了的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找了回来，也把张恨水找了回来，且把他们...     

师陀的创作心境研究——以《期待》为中心

师陀代表作《期待》集中体现了他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把握作品在情节处理、时空观照和叙述设置上的双重性以及作家从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分寸和传递出的对革命、对时代、对命运的态度等,有助于研究者深入作家的内心世界,窥见一个曾经热心革命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将热情转化为温情,将同情升华为悲悯的心路历程。     

阿吉：阿Q家族在新世纪的新成员——兼与阿Q形象比较

阿吉是贾平凹的同名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其性格特征与鲁迅笔下的阿Q颇多相似之处,可以说是一个阿Q式的人物.贾平凹创造这个人物时,正是想把他作为一个新世纪的阿Q来刻画的.但是,阿吉毕竟与阿Q有许多不同的地方,这体现了两位不同时代的作家对时代、社会和人生等思考的侧重点不同.另外,在形象刻画方法上,两位作家也有他们的同与异.     

论鲁迅与茅盾的当代性

鲁迅与茅盾都是具有当代性的文学大师,在接受中生成的"鲁迅文化"与"茅盾文化",在文化积累、文化再生及针砭时弊诸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当代价值与意义;在当代多元文化动态发展的视野里,应以理性态度来把握鲁迅与茅盾的当代性,从论争话语、人格特征、人生形态及文学影响等方面切实理解其当代性的"存在",而文学大师的当代性亦即意味着自我生命的延续和对当下文化创造的参与.     

鲁迅茅盾短篇小说思维比较

鲁迅和茅盾的短篇小说,各俱特色,显现了二者思维的差异.鲁迅的心理态势是内倾型的,他的创作思维具有形象思维浓厚,即视觉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特点,文本的话语间是聚合关系,具有共时性、可写性等特色.茅盾的心理态势则表现为外倾型,他的创作思维具有抽象思维厚重,即言语思维和社会性思维的特点,文本话语间是组合关系,具有历时性、可读性等特点.     

试析但丁精神和鲁迅精神之异同

人类的物质进步 ,总离不开精神进步这一重要层面 ,更离不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对个人、民族 ,乃至整个人类的清醒、自觉的批判 ,但丁精神和鲁迅精神便是这种文化的体现 ,而鲁迅冲破了东西文化的隔膜 ,体现出更广泛意义上的超越和丰富     

鲁迅与意识流文学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现代意识流文学之父。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既是意识流理论的最早介绍者和传播者，也是现代杂文、小说创作中运用意识流手法进行创作的最早实践者。鲁迅的文学作品形成了中国现代意识流文学的第一座高峰。     

明代徽商的文学创作

明清时期徽商的文学创作活动无疑是历史本原的组成部分,具有或高或低的审美价值。＂徽商＂或者＂徽州商帮＂的兴起乃在成化、弘治年间,徽商文学创作也开始于这个时间以后。鲍弼当是较早见于记载的有诗歌创作的徽商,其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漂泊异处他乡的商人思念亲人和家乡的情感。郑作在宋梁一带经商的时间大约在弘治、正德年间,既是较早外出经营的徽商,也是较早与文学发生关联的徽商。嘉靖、万历时期,徽商的创作势头不减,在徽商聚集的扬州和杭州等地,徽商成为文坛上的活跃人物。徽商走出去以后,他们的文化姿态立即表现得令人侧目,由此也决定了明代徽商之于文学关系的特点：一是喜爱文学并积极创作的徽商人数众多;二是徽商刚刚崛起之时,就与文人士大夫有了密切的交往,在文学创作以及文学观方面都深受他们的影响;三是在地域上分布较广;四是与徽商发展轨迹同步,但是到了晚明时期,随着文人士大夫对商人了解、理解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徽商获得巨额财富以后,儒、商之间才建立起平等的关系,才有了两者的＂契合＂。     

再论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

鲁迅先生为了实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拨,认定吴承恩做《西游记》的作者,从而在客观上否定了《西游记》的文化载体意义和社会认识价值。此后,由于作者的限制,《西游记》的文化研究始终不能有所深入。为了真正探索《西游记》的文化意义,我们就不能不对鲁迅先生的《西游记》作者研究进行一番反思和考证。     

也谈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问题

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焦点之一。白居易对退隐、“独善”问题的思考贯穿其整个人生历程。他虽有意针对不同的政治形势而采取不同的人生态度 ,但其“兼济”之志又始终存于胸中 ,并没有在遭到江州之贬的打击或是长庆二年自请外任以后就此减退。白居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矛盾统一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中具有极为典型的意义 ,宋代的士人即对此有着深刻的认同感。故此 ,对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实不宜作截然性的分期。     

Xun Zi’s Image across the Qin-Han Period: Three Types of Discourse on a “Great Confucian”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Abstract

This article scrutinizes three texts about Xun Zi written during the Qin-Han period: the final part of “The Questions of Yao” in the Xunzi, a rebuttal by one of Xun Zi’s disciples of the idea that Xun Zi was inferior to Confucius; “Mencius and Xun Zi” by Sima Qian in his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and the Annotated Book of the Xunzi by Liu Xiang. We explore the images of Xun Zi as a great Confucian (大儒) that emerge from these texts, as well as their authors’ motives for writing. These texts are understood within three contexts: first, the self-identification of a Confucian; second, the dispute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and lastl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lassics and the annals and biographies. Due to their different discourse environments, Xun Zi’s great Confucian image project a different significance in each: in one, he is a model of action who can act in accordance with perfected morality; in another, he is a model of “private words,” who can counter the philosophers of his day and become the teacher of kings; and finally, he is a model of “official learning,” able to use his knowledge of the classics in practical statecraft and elucidate the kingly Way. Overall, these three texts represent three types of discourse on a great Confucian.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exhibit their writers’ consciousness of their times and their views of the genealogy of daotong, or transmission of the Way; hence their significance for intellectual history.     

文学活动中的"隔"与"不隔"

"隔"与"不隔"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概念.王国维主要是从创作的角度谈"隔"与"不隔".其实,从文学创作、文学翻译、文学批评角度看,都存在着"隔"与"不隔".值得注意的是,对文学活动中"隔"与"不隔"的态度却迥然不同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都提倡和追求"不隔".作家在创作时,追求一种历历在目的清晰表现,翻译家在翻译时,也力求忠实原作,与原著在风格、语调上保持一致.而在文学批评中,批评家并不担心"隔",并在一定程度上倡导着文学批评"隔"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