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推理方法对于孟子的影响

墨子受儒学影响而非儒,孟子评击墨子,然而墨子推理方法对孟子有诸多影响,如三表法、"辟式"、"援式"、"推式"与归谬法等。从推理内容来看,墨子为求兴天下之利以说服君王,注重社会公义;孟子将说服术运用于说服君王行仁政、王道,注重伦理关系。从推理特征看,墨子的推理方法呈现推论的形式与内容密切相关,论述观点也与情境构作相配合,此对孟子有极大的影响。     

“譬”、“喻”之辨——从名辩学和因明学的角度

"譬"、"喻"因含义相近常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从名辩思想和因明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它们在缘起、论证方法、悟他目的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从推理的结构、形式的稳定性等方面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名辩学之"譬"是一种独立的推论形式,而因明学之"喻"只是推论中前提的一部分;形式上名辩学之"譬"相对稳定,因明学之"喻"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方法上名辩学之"譬"大多使用类比、比喻说明问题并且例证详尽,因明学之"喻"与"譬"大致类似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推类”问题散论

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推类"问题是关乎中国传统逻辑的性质、特征、风貌的重要问题,很多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问题是从这个问题分蘖出来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推进。本文在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的原著以及前贤关于"推类"的研究基础上对"推类"做了重新界定,进一步丰富了"推类"的实际表现形式,特别是提出了与"推类"密切相关的概念——"关联性",对"推类"的内在推理机制进行了重新阐释,并与因明三支进行了简单的比较研究。     

当代新君子如何为人处世——以《大学》"君子有絜矩之道"为主的讨论

君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比较现实、平常人可以达到的理想人格,如何推动君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培养当代新君子?结合《大学》"君子有絜矩之道",可以阐述当代新君子如何为人处世."絜矩之道"是君子推己度人、甚至推己度物的处世法则,是治国平天下的至要之道,具有广泛的社会教化意义."絜矩之道"是对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道"的具体化,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合称为"忠恕之道"."絜矩之道"为当代君子提供了为人处世的方法和途径,需要我们躬行实践,在日常人际交往中去落实."絜矩之道"还具有普遍意义,可以扩大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之间如何相处,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优先选项之一.     

《女神》中的“太阳”与“月亮”

郭沫若的《女神》中有许多关于太阳和月亮的意象,太阳意象体现了一种"壮美",接近西方诗歌风格,是诗人对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的突破;月亮意象则体现出诗人对于传统诗歌"静美"的继承性。《女神》之中"太阳"与"月亮"同辉,"壮美"与"静美"同在,这跟郭沫若重视"诗意诗情诗性",不斤斤计较诗歌形式的诗学观念有关。     

“五四”都市文化关照下的“京派”与“海派”

"五四"时期的"京派"和"海派",代表着本土文化与现代外来文化的碰撞,体现出现代与传统二元对抗并存的现代性特征."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已具备了都市文化的价值理念并为中国都市文学的发展作了准备和铺垫."京派"和"海派"的出现,以及其不同的文化和文学特色,标志着都市文学的成熟.     

“美丽”、“漂亮”和“beautiful”、“pretty”的对比分析

语言中存在的同义词,在句法结构和语义范围上存在着差异,它们的区别使用也仅靠母语的语感,因此对外汉语中留学生的误用情况很普遍.就误用较普遍的一组汉英对应同义词"美丽"、"漂亮"与"beautiful"、"pretty",以<人民日报>和近现代英文版小说为自然语料进行随机检索、计量统计和对比分析,既对"美丽"、"漂亮"进行汉语内部的横向对比,又同"beautiful"、"pretty"进行汉英纵向对比,通过辨析它们充当不同句子成分的频率和与不同类型名词的搭配使用等,找出它们的内在区别和联系,为对外教学中可能出现的类似问题找出一种解决方法.     

“煮盐”、“煎盐”考辨

由于不谙古代制盐法,人们往往将"煎盐"与"煮盐"混为一谈.事实上,它们是我国古代先后出现的两种不同的制盐法."煮盐"是指用深腹容器煮沸取自海边滩涂下或盐井里的卤水并加凝固物来结晶成盐,商周已见."煎盐"则指提取柴灰或碱土中的卤水,用浅而阔的盘熬干以制取盐,这一专称唐代始见.     

“中庸”、“折中”并不等于折中主义

孔子的"中庸"指的是"允执其中",既不过分,又无不及;既不狂,又不狷,要求做到恰当、适度、中行.社会生活中的"折中"说的也是调节过分与不及,使之适中;或者说协调不同意见,提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办法.把"中庸"、"折中"当作折中主义加以批判是极其错误的."中庸"也好,"折中"也罢,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     

《文心雕龙》“师圣”“师心”辨

"师圣"和"师心"是<文心雕龙>的两个重要观点,这两个看似对立的观点,实际上是统一于<文心雕龙>的整个体系中的.无论是"师圣"还是"师心",都是对"道"的体认方式."师圣"与"师心"体现了对创作主体意义的重视,是创作主体的不同的创作取向."师圣"与"师心"的关系也是对文学继承和革新关系的一个注脚.     

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范畴的隐喻性特征——以“风骨”为例

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范畴、概念常常呈现出模糊性、多义性的特点，这本质上是一种隐喻性特征。以“风骨”为例，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创作和批评中的言意关系两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这一特质得到了很好的描述与阐释。     

“言”、“象”、“意”：中国古代语言观管窥

中国古人，儒道佛各家，都程度不同地怀疑语言的表达功能，低估语言的作用及独立性，视语言为一种不得已而用之的、单纯的思维工具和表达媒介，形成一种以“道”等本体为中心或至上，以“言”等符号为边缘或附庸的等级结构，这也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言说不可言说者，却是中国哲学与艺术强烈的形而上学企图。因此，“立象以尽意”成了一种重要的手段，“象”成了“言”与“意”、“道”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而这正是我们揭示文学语言符号奥妙的一把钥匙。     

《墨经》的“援”式类推

“援”式类推体现了《墨经》的逻辑类型, 《墨经》的逻辑类型是不同于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的类推逻辑。从《墨经》所讨论的主要推论形式出发来了解古代逻辑初创时期的逻辑类型, 不仅对研究中国逻辑史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而且对于丰富和发展普通逻辑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论“四大名著”内在叙事结构的思维常态及本质

＂四大名著＂是我国古小说经典,代表古小说的最高成就。其内在叙事结构的主要思维形态有两种：辩证思维和圆形思维。辩证思维是其内在叙事结构的思维常态,圆形思维是其内在叙事结构的思维本质。这两种思维不仅支撑起了＂四大名著＂的内在叙事结构,而且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古文化精神。     

论"反义同词"现象

古汉语中存在“反义同词”现象 ,即一个词的词义系统中包含两个意义相反或相对的义项。它与历代所论“反训”有所区别。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古代汉民族辩证式整体思维形态密切相关。人们发现对立现象无所不在 ,对立思维形成 ,对立概念大量存在。对立思维经过概括化、抽象化、形成辩证式整体思维形态。阴阳思想是其典型体现 ,阴阳对立互补是宇宙运动的基本模式。反义同词现象则是这种思维形态在语言模式上的体现     

“类”概念:中国传统法比附援引的思想基础

比附援引是中国古代司法适用中的一项技术,其在司法领域中的运用与中国古代的“比类”思维形式有关.中国古代在“比”的推理思维和“类”的类型化思维下形成了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比类”思维形式,比附援引则是比类思维在司法领域的具体运用.“类”思想作为比附援引司法实践的哲学基础,保证了比附援引司法技术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从中西思维方式初探英汉句法差异

从句法角度探讨了中西方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汉民族整体性、西方民族分析性的思维方式分别形成了汉语的意合和英语形合的句型;汉民族对时空事理的临摹与英语民族对客体意识的重视形成了英汉语言时空事理安排的不同顺序;英语强调未知信息、汉语注重已知信息的句法特点反映出西方人开放性、发散性思维与汉民族保守、收敛的思维方式.     

试论比兴修辞对于中国古典诗学的本体论意义

比兴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独特的修辞方法,源于原始先民的缘象比附的原始思维。比兴修辞是原始思维形式在文学上的残存物,是中国古人诗性智慧的结晶。另外,在比兴的阐释史上,有一种共同的以美刺解释比兴的偏向,即大多赋予比兴以美刺的政治功用。以美刺释比兴的阐释模式也是原始法术思维模式积淀的结果。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     

试论古代小说的“情节三叠”

"情节三叠"是古代小说结构设置的重要形式之一。它以人物活动和事件发展的三次回环为主要情节推进模式,通过逻辑关系的回环递进与不断深化,实现强烈的表达效果,使情节演变更生动,矛盾冲突更激烈,气氛渲染更浓烈,人物形象更典型,主题思想更深刻。这种方法的普遍运用,不仅形成了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独特技法,而且还体现了小说创作的特殊规律,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