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两难与多重平衡：美国阿富汗政策调整的逻辑

任何大国在边缘地区长期干预后都会陷入“威望透支”和“资源透支”的战略两难。体系层次、单元层次和国际政治心理学的解释均无法回答大国为克服战略两难所作的政策调整。依据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最新进展，探索构建了包含体系和单元层次的理论模型，有效阐明了美国在阿富汗过度扩张后的政策调整趋势。弱对抗的地区权力体系以及体系所传递的威胁与机遇不足，作为自变量塑造了美国战略收缩的基本态势，拜登政府的执政风格以及战略偏好作为中介变量加强了体系刺激。由此，美国阿富汗政策从军事平衡走向多重平衡：以全面撤军为基础，灵活采取“接触+引导”的对塔利班政策，塑造“和斗兼济”的地区大国政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的战略两难。然而，美国对权力政治工具的过度运用，给阿富汗政治重建进程及地区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因素。     

权力转移及其对世界政治发展的影响

在世界经济不平衡增长、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正在由超级大国向崛起大国转移;由"极"世界向"非极"世界转移;由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转移;由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在权力转移的背景下,超级大国通过霸权谋求私利的可行性在降低;大国和平崛起成为惟一的选择;大国战略博弈中非对抗性竞争的成分在增多;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动力加强。但权力转移也使国际秩序面临多重挑战,国际安全形势趋于复杂化。     

论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走向

本文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的亚太秩序观和美国的对华政策等角度分析了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走向.文章认为,亚太地区在美国大战略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美国在亚太地区将继续奉行同盟体系为主、大国协调为辅的安全战略,在关注反恐的同时,积极寻求"吓阻"崛起的大国.就对华政策而言,美国将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通过对华交往以促进其利益,在安全领域保持对中国的"吓阻"与牵制,辅之以有选择的合作与有限的接触.     

权力变迁视角下的美韩同盟困境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一直都是美国拓展其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撑。自奥巴马政府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及特朗普推行"印太战略"以来,美国尤为强调同盟的重要性,将同盟视为应对中国崛起的重要"工具"。但是,美国的盟友们并没有设立和美国相同的战略目标。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因美国盟友间战略目标的差异,美国与同盟的关系将发生变化。本文以美韩同盟为案例,探讨在中美权力变迁的背景下,美国的同盟关系如何变化,美国的同盟管理面临着何种困难。本文运用了非对称同盟关系的分析框架,以评估大国和小国结盟时不同的收益和成本计算,论述了权力变迁时期衰退国家普遍采取的政策将如何影响其同盟关系。案例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崛起且美国加强与中国的竞争,美国结盟的成本变小,而结盟带给美国的收益则增加了;韩国在与美国结盟的过程中收益变小,成本变大;美韩同盟面临着"大国担心被抛弃—小国担心被牵连"的困境。值得强调的是,美韩同盟关系的变化是权力变迁时期的结构变化所致,且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很可能普遍存在这种困境。     

东北亚国际政治体系权力结构与利益制衡的多边视角分析

东北亚地区大国林立，大国彼此间的权力角逐以及利益追求在互动过程中相互交叉、分别制衡，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权力结构内容和政治体系模式。评析东北亚地区各大国的政治战略是正确分析和评价本地区国际政治体系结构和特征的前提基础，同时，也是正确理解体系结构单位与整个体系之间互动关系的现实解释和案例分析，了解东北亚国际政治体系的复杂结构有助于明确和判断其他地区国际政治体系的现实结构和未来走向。     

大国经济的可持续性与大国金融模式——美、日经验与中国模式之选择

大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与大国经济结构相匹配的大国金融模式。美国经济长达一个世纪的持续稳定增长与美国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密切相关。日本经济近20年增长乏力,重要原因是日本金融体系功能的缺失。对中国来说,美、日两国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重视。构建一个具有强大资源配置功能且能有效分散风险的现代金融体系,以实现大国经济与大国金融的战略匹配,是金融危机后中国面临的战略任务之一。     

战略竞合与强大自身——英美权力转移的百年博弈及启示

英美权力和平转移中，国际体系由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权力转移，前后历经百余年战略博弈，其间两国既竞争又合作，既冲突又相惜，既对冲又借重，始终充满了相互打压对手与竞相强大自身的战略竞合。美国快速崛起进程中保持战略克制是英美权力转移的关键原因。英美权力转移的战略竞争和互利合作的过程与结果表明，打压对手并非战略竞争上策，在互利合作中不断强大自身，发展自身以经济科技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更有益于实现长远国家利益战略目标与世界和平发展。     

大国两部门经济结合的战略模式选择

建立拥有自主武器装备生产能力的完整国防经济体系是大国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基本战略目标 之一。由于国防部门的非生产性,大国需要寻求国防经济与民用经济"两部门"结合的最优 模式。从世界大国的长期实践经验看,"军民两用"战略无疑是大国实现经济资源有效配置 的最优模式。在大国之间的竞争中,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应从大国战略构架"军民结 合,寓军于民"的国家经济、科技创新体系,以军品采购改革为基础,通过国防经济组织再 造、国防军工转型推动"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战略的实现。     

主要学术成果

一、国际体系与大国关系研究2008年出版专著《当代国际体系与大国战略关系》。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陈健对该书的评价是:作者独辟蹊径,以国际关系研究、世界历史研究、国际战略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等多学科相结合实现一体化的方法,研究国际体系的演变与大国战略关系的发展,为中国认识世界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体系理论做出了努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对和谐世界理念与中国特色国际战略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日本对大国身份的寻求

20世纪90年代,舆论纷纷议论日本的双重失望:经济预期破灭,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能启动国内改革的政治领袖。但还有个更大的失望: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地位。作为战败国,半个世纪来日本只能在美国的影子下压低嗓门说话,无法获得希冀已久的大国地位和地区领导权。它在2001年的一系列举动必须放在十几年来计划不周全的失败的外交政策战略的背景下来加以考察。 研究日本国家身份的观察家们对大国关系给予了不恰当的关注。一派认为,日本在通过维护民主、人权和权力平衡现状寻求对全球有所影响方面与美国是一样     

中美玉米竞争力比较分析

我国玉米与美国比较,生产成本比美国高10--30％,贸易竞争指数我国为．0．04至．0．51,美国为O．83至0．97：市场占有率我国为10％左右,而美国为50％左右;显示性比较优势我国为1．3-2．3,美国为1．6-1．8。本文通过中美玉米有关竞争力指数的分析,认为要提升我国玉米的国际竞争力,必须注重玉米育种、提高玉米品质、降低流通环节费用和大力发展玉米深加工。     

论中美合资企业管理的跨文化整合

全球化所推动的中外经济合作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文化冲突却日益构成中美合资企业发展的重要障碍,如何规避冲突、促进异质文化的融通,就成为跨文化管理的首要任务.文章从中美文化特质出发,分析比较了中美文化的差异,以及由此派生出的不同的管理理念和特点,并在考察了在华中美合资企业跨文化管理案例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中美合资企业管理的跨文化整合对策.     

台湾问题背后的中美战略博弈

台湾问题是美国霸权与中国和平崛起之间结构性矛盾的焦点。台湾问题演绎着中美战略博弈。中美战略实力对比与中美各自与台湾关系是制约台湾问题未来演变的两个战略关键,其中争取战略实力对比优势则是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两岸关系"不统不独"状况只是阶段性平衡,它酝酿着中美战略博弈高潮。     

亚洲格局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当代亚洲的政治经济战略格局深受美国全球战略的影响,亚太地区正形成以美日同盟为战略核心,以科技、经济、军事安全等要素为内涵的多级梯次结构。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和亚洲战略方针要求美国有效地维系并强化这一结构,而中国的发展将在最大程度上冲击当前的亚洲战略结构,使亚洲格局的未来成为中美两国矛盾的根源所在。因为中国的发展壮大很可能会迫使美国亚洲战略相应收缩,所以中美关系的未来将可能溶入全球战略格局从"一霸"到"多级"的演进。     

习近平处理中美关系的策略研究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全面领会习近平同志成为国家领导人尤其成为党的总书记和领导核心后处理中美关系问题、引导中美关系发展的体系性观点,以及从他的对美外交言行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妥善处理中美关系的策略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合作共赢策略、首脑外交策略、人文交流策略,以及风险预警策略。习近平总书记处理中美关系的策略旨在维护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避免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构建一种全球治理新秩序等。习近平总书记妥善处理中美关系的策略,不仅构成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处理对外关系的核心和关键,而且开启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征程。     

中美贸易关系发展的主要特点

分析中美两国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发展的主要特点，指出中美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差额明显上升。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论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核心部分。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同中美之间台湾问题处理的好坏紧密相关。因台湾问题引发的中美关系危机的责任在美国政府。中国人民最后完成和平统一大业的信心绝不会动摇。     

价值观对中美贸易谈判的影响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中美两国在价值观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美两国贸易谈判中双方谈判代表的决策权限、谈判风格、对待合同以及对待长短利益的不同态度。培养和提高文化认知能力与跨文化情感能力,有利于缩短中美贸易谈判的差距,从而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中美经贸关系现状及经济发展差距的基本判断

2017年以来,中美两国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经贸摩擦,对两国宏观经济和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经济学人》(China Economist)杂志从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中美经贸摩擦影响、中美两国经济发展差距、美国总统大选等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学人对中美经贸关系及经济发展差距的认知和判断。调查发现,经济学人认为虽然中美经贸摩擦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但中美两国的经济互补性仍很强,贸易增长空间较大,未来发展方向一定是合作与竞争并有。经济学人预判,今后20年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速分别为4.8%和2.1%,中国将于2034年追平美国经济总量,将于2043年追平美国制造业总体技术水平,将于2072年追平美国人均GDP,实现赶超。     

略论中美对峙时期美国的中国研究

中美隔绝对峙时期,美国的中国研究先后经历因麦卡锡主义而备受打击阶段、1958年国防教育法颁布后的跃进阶段以及70年代后随着财政资助潮消退和中美关系趋于缓和而进入相对停滞状态这样三个时期。隔绝对峙时期美国中国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观照现实、服务现实。中国研究与现实的紧密结合,推动了美国中国研究的发展,使美国中国研究形成独具特色的注重应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近现代中国问题的风格;但同时损害了研究的学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