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古装主旋律"电视剧作品的叙事策略与角色设置

一、"古装主旋律"电视剧的概念界定 近几年,"主旋律"电视剧不断尝试与不同叙事模式嫁接融合,形成了多种易于复制的作品类型.有一类作品,以199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之际播出的44集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及此后陆续推出的《康熙帝国》《天下粮仓》《甘肃米案》《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汉武大帝》《施琅大将军》为代表,以我国古代为书写背景,以政绩卓著的先皇明君和忠心为国的诤臣奇士为故事主角,以人物传记和历史大事为线索,以争夺权力、惩治贪官、改革弊政、保卫疆土为主要情节,以"历史正剧"为宣传点,笔者将这一类电视剧作品称为"古装主旋律"电视剧.     

重评《水浒》

电视剧《水浒》在荧屏上一出现，许多出版社争先恐后地推出各种版本的《水浒传》，甚至有些研究《水浒传》的论著也搭车问世，一时间出现了小小的“《水浒》热”。我以为这种“热”不过是“武侠小说热”的继续。《水浒》中的“武”与“侠”再度使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兴奋起来。正像“武侠热”一样，“《水浒》热”负面作用也是远大于正面意义的，这一点是听惯了“《水浒》是农民起义的百科全书”评价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实际上所谓描写和歌颂“农民起义”的评价并不能反映《水浒传》的本质。人们确实喜欢《水浒传》，但并不因为它是农民武装…     

论《左传》文本的史诗性整一

本文论证《左传》文本形式的史诗性。《左传》文本在内视线索、选材和结构中心点上达到了史诗所要求的整一。《左传》记录了春秋二百五十多年间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其全部叙事的最终思维指向是“天人合德”的历史观。四类题材都从不同角度反映“礼崩乐坏”的现实，向着“天人合德”的主题辐辏凝聚，呈现比较严密的主题构思。《左传》蕴含了中华民族后世文化的基本因子，是中华民族文化“元”精神的第一次形象记录和阐释，称得上是一部史诗性作品     

文化忧思录之一：美化吹捧帝王何时休

以电视剧《汉武大帝》为例,以正史记述为依据,指出该剧中诸多不实之处,并简括了汉武帝一生的四大主要罪过,以雄辩的事实说明汉武帝刘彻绝非“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化为灰烬”(该剧主题歌歌词)的全心全意的为民之主和扬威异域的民族英雄,而是一个地道的暴君和一定意义上的昏君;对应如何看待和评价帝王和皇权制度,作为历史正剧如何做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并呼吁尽可能杜绝此类“历史赝品”的产生。     

一座庞大无朋的大厦──谈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构建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体系庞大，构建宏伟，共分三大部分，即“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分析那些不为人注意的部分和作品，以增进对《人间喜剧》构建的全面深入了解。     

《孔子诗论》“《关睢》之改”义蕴考释——以《关雎》乃《诗三百》之首为考察视角

上博简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什么用“改”字来概括《关雎》？这一点要结合《关雎》这首诗在儒家诗教中的特殊地位来考察。从产生的历史语境看，《关雎》是周公取之民间用以教化南民的乐歌，《关雎》为《诗经》之首，体现了周公以礼治国，想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拨乱反正，以移风易俗的观念。孔子重视《关雎》，体现了孔子“以礼节情”的诗教观。而《孔子诗论》传承了孔子的诗学观念，因此，“《关雎》之改”的“改”字，从文本的主题义来看，就是改正、纠正，即从男女之事转到婚姻之礼。而从文本的主旨义来看．则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义蕴。     

《路得记》的类型重构与文学性溢流

《路得记》是一篇简洁质朴而富有诗意的叙事作品，包含着多元的文本意义。尽管《路得记》书写文本背后呈现出的口述特点、牧歌风格、历史信息无不使其文类界定屡遭歧见，现有文本仍体现了这是一件经过多重书写的精致的文学艺术品。此外，《路得记》在不同语境的各种译本中解构其“原本”意义的同时，重构了读者对其文学性的认识。     

荆振初

1944年出生于山东海阳。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专业画家。擅画花鸟动物。近年来于“黑虎苑”潜心研究画虎艺术，探索出工笔、意笔相结合的“丝被法”，作品追求激情雄浑。苍润博大，形成了自己的绘画风格和艺术语言，中央电视台及黑龙江电视台曾有专题报道，作品及文章发表于《美术》、《国画家》、《美术界》、《美术大观》、《中国书画报》、《黑龙江画报》、《收藏》等期刊。     

《诗品》诗人籍贯辨说(—)

中国文学史上众多的作家、诗人，其籍贯古今地名考察，有助于古代文学研究知人论世，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钟嵘《诗品》评论汉魏晋至齐梁122位诗人(外加“古诗”)，其中不少诗人的籍贯，或在《诗品》注释中，或在古代文学作品选本上，或……     

论《三国志》与《三国志演义》文化意蕴的传承性

陈寿的《三国志》不仅是罗贯中《三国志演义》的史实渊薮，而且是其化意蕴的渊源之一。在建构君臣关系的理想模式，揭示国家兴亡在“民心”、“人才”的社会规律，弘扬布衣将相的奋斗精神等深层化意蕴方面，二一脉相承，遥相呼应。从中可透视传统化的主旋律及士人群体化心态的相通性。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天山渔者”王大枢的遣戍生涯与诗文创作

安徽太湖县举人王大枢遣戍伊犁11年之久，还乡后自号“天山渔者”。他在戍地以坐馆教书为生，晚年编定《西征录》一书，不仅是他遣戍生涯的实录，还保留了其全部诗文作品。王大枢的诗歌题材主要分酬唱赠答与吟咏史事古迹两类，从不同角度反映出遣戍文人的日常交往、心态变化及文学活动。他的文作以《天山赋》为代表，用虚实结合之笔摹写异域风物，具有历史、文化、文学等多重价值。     

论消费文化语境下“红色经典”的改编——以小说《林海雪原》的电视剧改编为例

通过电视剧《林海雪原》和原著的对读分析,可以看出《林海雪原》的改编一味地迎合观众的消费怀旧心理,导致改编上的“平均倾向”,为了吸引年轻观众,改编者在电视剧中强行掺入了“爱情佐料”,电视剧对原著的改编没有能够充分地尊重原著,改编的电视剧对观众理解原著产生误导.     

“经济逻辑”与解放区长篇小说的文本裂隙 ——以《种谷记》和《高干大》为例

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语境下,“突击文化”与“经济逻辑”间产生个体与集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在长篇小说《种谷记》和《高干大》中却因作者在冲突中确立小说主题的努力使两部作品出现文本上的裂隙：《种谷记》拖沓、结构松散、主题含混;《高干大》中段情节急转,主次情节混乱,小说的整体性大受影响。这使得二者刚跻身解放区文学的经典序列边缘就退了出来。不过,也正因此,《种谷记》和《高干大》保存了那个正走向全面体制化、同一化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在文化、观念上的演变痕迹,使其以鲜明的过渡性特征成为历史转折期的文学标本。     

论司马光《通鉴》史论的内容特点

司马光《通鉴》史论寓论于史，是《通鉴》全书的有机　组成部分。它的突出特点是，以“礼治”的思想为核心评论历史是非，以君臣为中心论述致　治之道，以“鉴古”“考今”为目的服务于社会现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史事。《通鉴　》从纪事到史论都围绕着取鉴“资治”的原则，但史论部分更直接地体现了司马光的思想观　点和撰史目的，是《通鉴》的点晴之笔。     

宋玉《微咏赋》辨识

由于《微咏赋》晚出，引起研究者的怀疑，明杨慎、胡应麟以为“宋玉《微咏赋》为宋王微《咏赋》之讹”，然其所论是为臆说，不足为据。考《微咏赋》代巫山神女立言，实为借神女之咏叹，抒写作者沉沦、流离之情怀。以之与宋玉生平遭际和思想情绪相比较，甚是吻合。又考《微咏赋》韵例，符合上古语音的用的规则，实非后世人所能为。因此，宋玉《微咏赋》绝非南朝宋王微《咏赋》之讹；宋玉确有作《微咏赋》之可能；即使不能肯定《微咏赋》为宋玉所作，至少也应当承认它是两汉时期的作品。     

“二南”探故

“二南”之难以厘定,既有历史与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关系梳理不清的问题,又有《诗经》在汉代以来经学化嬗变中遗留下来的种种玄机。依据周王室经营南土的进程,可以考察“二南”作品产生的年代和地域。“二南”列于《国风》之首,只能从乐章的角度去索解。     

《阿Q正传》艺术谱系析解

《阿Q正传》的艺术谱系可从叙事与形象两方面采用作品细读的方法来查考。《阿Q正传》的叙事手法与中国小说的史传式叙事手法恰相反对,而与《红楼梦》紧密相承;阿Q的精神气质是《庄子》“圣人”形象经历史积淀后的粗卑化呈现。     

试论《浮云》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

《浮云》在日本文学史上被誉为近代文学的开山作，但是，百余年来它实际上并没有给日本文坛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其“名”与“实”存在着很大的反差，其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也没有被传承下来。究其原因，主要是评论界没有透过作品发掘到明治维新反封建的不彻底性，只停留于对作品进行文本研究，而不是站在应有的历史高度，深刻分析其思想内涵；其次，则由于这部作品问世不久，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在日本风靡全国，并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于是它被淹没在这股时兴的文学潮流之中，很少有人注目这部杰出作品；再次，《浮云》自身也存在着某些缺点。以致使很多人不能充分认识它的文学价值，而不能深入人心、流传久远     

论钟嵘的《楚辞》观

《诗品》在探讨后世诗歌不同风格起源时，认为有《诗》《骚》两大源头，并由此形成了两大流派。令人在论及钟嵘的诗学观时，多认为钟嵘偏重于《诗经》一派。然而从钟嵘重视诗歌抒发怨情、重视诗歌的语言美、重视兼具《诗》《骚》二者之长的作家作品等几方面来看，他没有丝毫“重诗轻骚”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