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侦查权的失衡问题刍议

反思现实存在的问题,可以发现我国的刑事侦查权存在侦查机关的自行决定权力过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制约简单肤浅,留于形式,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形无力虚,刑事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手段和救济途径,导致刑事侦查权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而明显失衡.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结合国际公约的要求,必须建立中立、公正的司法审查,增强由法官主持司法介入审查刑事侦查权力行使合法性,以防止侦查中的强制性措施对犯罪嫌疑人造成滥用伤害,避免侦查权的异化,达到社会主义法治体制在刑事侦查行为规范的完善.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事由——与再审之诉的事由比较

民事诉讼程序的相对性和封闭性成为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先天性缺陷,建立第三人撤销之诉以保护第三人的实体权益是必要的。建立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区别该诉与再审之诉的本质和功能,设立区别于再审之诉事由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事由。     

刑事司法中的弱势保护理念刍议

任何司法领域都需要遵循一定的价值,这决定着改革的其他价值设定和改革的目标、步骤和方法。保障弱势人权就是刑事司法的基本价值,这决定着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实现公平、效率、正义的目标。与国际人权公约相适应的同时,要求刑事司法本身的合法化和程序化,并实现中国刑事法制的现代化。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完善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于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初步确立,在保护案外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前置程序是否合理、管辖制度是否完善、标的物的处分规定是否合适仍存在疑问,在实践中产生诸多矛盾。因此,有必要就以上问题加以深入探究,以期完善。     

我国行政诉讼诉的利益之重构

本文从分析国内外私人诉的利益的发展变化以及对公益救济的不同主张出发,以实现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行政机关利益与公众利益、形式正义与行政效率之间的利益平衡为基础,对我国诉的利益重新进行了建构。本文认为理性的诉的利益应当以私人利益为主,兼而辐射至公共利益———它包括法律调整范围内的私人直接物质利益、间接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公共利益成为诉的利益则应以存在私人利益和损害为前提。     

对刑事证据进行审查和判断刍议

在我国审判方式进行重大改革的新形势下,如何熟练掌握新的审判方式,正确地审查判断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进而保证刑事审判质量,是摆在人民法院和法官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结合审判实践对刑事证据如何审查和判断作一探讨。　　一、对刑事证据的审查《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过去,审判人员主要是依靠自己阅卷、提审和调查等职权活动来审查证据,现在依照新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组织、引导、审听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和辩论(也包括必要时的询问和休庭调查),将成为审判人员审查判断…     

著作权刑事保护理念之辨析

著作权是公共性很强的私权,但这并不能改变其在本质上的私权属性。对著作权进行刑事保护,无论是从刑法发展还是实有权利角度来看,都具有正当性。在著作权的刑事保护中,对私权和公共利益的保护都是不可或缺的,也是相辅相成的,但在价值选择上要注重权利优先,这种价值选择会引导立法和司法更关注对被害人合法利益的保护。我国著作权刑事保护战略的选择可以在犯罪圈的规定上,尽可能扩大刑事保护的范围;在惩罚力度上,走轻刑化和非刑罚化道路。同时,强调民事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和刑事法律制度对著作权保护的协调一致性。     

浅议对刑事被害人之权利保护

对刑事被害人,虽然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救济方式,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有许多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无辜的受害人却常常连犯罪中遭受的损失都“找”不回来,要自己忍受身体的残疾、心灵的创伤和经济上的困境。因此,如何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正如有的学者所讲“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关系是对立的,双方的诉讼权利保障构成了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忽视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不适当的”。如果对被害人的权益问题处理不当,就可能引出新的社会矛盾,甚至于新的报复性犯罪。因此有必要从健全我国诉讼法律制度出发,重视完善我国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     

我国刑事判例制度构建之考量

刑事判例是指审判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作出的可以在今后类似刑事案件审理时加以参考、借鉴、甚至遵循的具有典型性或指导性的刑事判决和裁定。当今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变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法律运行模式应该富于变化。我国是一个传统的成文法国家,一直以来案件的审理依据都是成文法,但从世界各国司法实践看,成文法在具有法典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同时,也有明显的单一性、模糊性和滞后性等缺陷,英美法系的刑事判例制度所具有的直观性和灵活性却能较好地弥补这些缺陷。从我国的法律传统、现实需要、司法实践和世界法治发展趋势看,单一化的法典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对成文法的有效补充,构建本土化的刑事判例制度在我国势在必行而且已具有可行性。     

论我国外资立法中国民待遇原则之确立

一、国民待遇原则的基本界定国民待遇原则是传统的外国人待遇制度之一,它萌芽于中世纪后期.早在17世纪时,有的国家就开始通过条约来相互给予对方特定人员与本国人员相同的待遇.然而,国民待遇作为一项制度则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才形成的,如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第11～13条即首次在国内立法上对国民待遇加以规定.由于该规则标准在适用上具有显著优点,它直接与明确具体的国内法相联系,在具体适用上有确切的标准可循,比较容易确定外国人在内国享受待遇的内容,故后来这一制度便逐渐为各国普遍采用并规定于国内法和国际条约之中.     

论刑事司法中犯罪事实确认之本质

在法律真实说的论域中,刑事诉讼程序中认定的犯罪事实是一种法律真实,而非客观真实.在认定犯罪事实的过程中,犯罪事实何时能够被确认与事实认定者的信心有着某种直接的关系.只要经刑事司法程序合法认定的犯罪事实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此犯罪事实为真,或推定此犯罪事实为真.犯罪事实是否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有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要求,程序和实体共同构建了刑事司法认定的犯罪事实合理的可接受性的基础,合理的可接受性为确认犯罪事实设定了实体界限.     

论中国刑事强制措施之缺陷与完善

拘留和逮捕是中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常用的两项审前羁押的刑事强制措施,也是在审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限制最严重的措施。由于对拘留措施性质的错误认识以及在逮捕制度上片面强调证据条件和量刑条件而忽视逮捕必要性以及缺乏司法审查等救济制度导致中国审前羁押率畸高。应当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改进中国的审前羁押制度。     

心理模拟之双重形态刍议

读心问题在当代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中占据关键的地位。模拟论作为一种批判读心理论论的替代方案,在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演变出高阶模拟和低阶模拟两个版本。前者是有意识的、随意控制的,且与刺激无关的,而后者是无意识的,自动化的和刺激驱动的,但两者都通过复用某种认知机制来实现,且它们的输出状态相似于使用该机制生成的输出状态。来自脑科学的证据支持了低阶模拟的发生机制,但模拟论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无法摆脱读心理论论的质疑。     

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本土化构建

证据是诉讼的基石,诉讼是证据的博弈,一切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而展开。然而,在实践中,由于证据的运用不适当,冤假错案频频见诸报端,因此构建中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势在必行。而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证据规则,必须分析本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其它国家的立法经验,才有可能制定出既合乎本土特征又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排除规则。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之界定

明确的案件范围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正确实施的关键和前提。但从实践中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与独立的民事公益诉讼“同质化”现象明显,并未体现出该类诉讼的特殊性。要合理界定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应坚持“刑主民辅”的基本理念,充分考虑“附带诉讼”的必要性、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与价值等多重影响因素,从“两诉”被告人的关系、损害事实、诉讼管辖以及起诉时间等方面入手,将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范围大于刑事诉讼被告范围的案件、公益损害事实超出犯罪事实的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实行专门管辖的案件以及在一审开庭后起诉的案件等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之外。     

完善我国刑事申请取证制度之立法构想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申请取证制度是指当事人及其律师根据案情需要,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中请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一项诉讼制度.尽管我国立法上设立了申请取证制度,但是律师"取证难"的问题一直非常突出.我国现行刑事申请取证制度存在申请取证的主体不完善、申请取证的时机不合适、申请取证的对象不够科学、权利上缺乏保障等弊端,直接导致了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随意拒绝辩护方取证申请的现象出现.针对我国现行申请取证制度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从中请取证的主体和方式、决定和实施取证的主体、拒绝取证申请的情形、取证申请的审查和实施、权利救济等方面完善我国的申请取证制度,矫正控辩双方取证能力的失衡状况,从而为辩护方取证权的实现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增设亲子确认之诉特别程序

本文所指的亲子确认之诉即确认生父母与非婚生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的诉讼。它是一种独立的诉讼,应有其独立的程序。不少国家的民事诉讼法中都有相应的规定,而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却没有对此作出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自本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关于撤销行政协议之诉的起诉期限问题研究

2015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其后,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9号,以下简称《解释》)中进一步明确了行政协议的范围,并划分了审理行政协议案件中适用诉讼时效和起诉期限的范围。但在司法实践中,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基于行政协议而提起诉讼的诉因五花八门,出现了一些《解释》第十二条无法涵盖的情形。针对这些情形,如何在行政协议案件审理中准确适用诉讼时效或起诉期限,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道难题。本文基于真实案例,就案例中涉及的撤销行政协议之诉是否应适用起诉期限问题进行了分析,希望能为同类案件的审判提供思路。     

论汉代中枢藏书之确立、变迁及其影响

两汉中枢藏书史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藏书文化产生发展的重要转折点。随着两汉政权相继建立、巩固和藏书业的发达成长,势必积极创造条件对图籍予以重视和爱护,藏书机构和典藏处所也就应运而生了。当然,其中难免厄运丛生,即使在秦末、王莽、董卓一时战火动荡的年代,有志之士也并未忽视图籍存在的价值与地位,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征集、保护和研究体制,这是讨论的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