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比较研究

论述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与其对应的西方主义。东方主义分为自为东方主义、拟东方主义;西方主义分为自为西方主义、拟西方主义。自为东方主义和自为西方主义分别反映实际存在的真实东方和真实西方;拟东方主义和拟西方主义分别反映被歪曲的想像性东方和想像性西方。在相同文化地域内,人可以认识现实客体;在相异文化地域内,人只能认识虚拟客体。     

毛主义在欧洲的兴盛与衰落

在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间，毛泽东思想逐渐传播到欧洲。现在欧洲政坛上的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例如刚刚连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Jose Manuel Barroso）年青时期曾是“毛主义”团体（葡萄牙）的领导人之一。     

社群主义视域中的政策执行

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中心环节,是实现政策目标,解决政策问题以及实现社会公共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主要途径。然而目前我国政策执行的理论和实践都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从社群主义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于我国政策执行的重大意义。以社群主义为研究视域,可以促进我国政府与公民社会在政策执行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我国善治的实现。     

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从“区域主义”走向“域际主义”

作为对“族际主义”取向的替代,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与认可。但十多年来,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提出阶段。根据边疆问题性质和影响的范围来确认“区域”所指,超越了“区域主义”取向边疆治理中行政区域划分的“区域”内涵,这种认识与思维以及体现出来的治理思维称之为“域际主义”取向。与“区域主义”取向范式对比,“域际主义”取向下边疆治理的理念、范围、主体与方式更明确、更清晰、更具体。“域际主义”取向推动了“区域主义”取向向前发展,促进了对边疆治理内涵的整全性理解。     

从表象主义到现象主义——认知语境中的“存在问题”

胡塞尔的现象学经海德格尔彻底化后,有效地破解了传统表象主义有关存在问题的认识论难题,提出现象学是通达存在问题的途径,存在学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这样一来,存在问题的探讨就从表象主义的路径转向到现象主义的道路上来了.站在现象主义的立场上,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区分虽然成就了表象主义的认识论问题,但同时也使其无法应对怀疑论强有力的挑战.而胡塞尔的现象主义只是把认知还原为感觉经验、意识,并不彻底,还带有表象主义、心理主义的残留,只有彻底贯彻现象学的还原精神,把认知还原为存在、生存,才能避免因主体与客体二元区分所造成的理论困境,进而有效应对怀疑论的挑战.     

论西方现代艺术中的反幻象主义

自十九世纪开始的现代主义艺术可被看作是一场反幻象运动.它把此前的现实主义艺术视为幻象主义,认为它们在给人提供虚假满足的同时蜕变成了政治统治的帮凶.现代艺术要打破的正是这种审美幻象,其反幻象主义策略包括以丑代美的反审美艺术,以凸现艺术表现的媒介和形式来消解内容的反再现艺术,以及用现成品来取代艺术创造的达达和波普艺术等.反幻象主义的许多艺术主张并非无可挑剔,它仍旧不过是逻格斯传统改头换面后的延续而已.     

伊格尔顿:为“本质主义”喝彩

作为一个在文学上决绝的反本质主义者,伊格尔顿在政治、伦理、道德等方面却又不遗余力地为本质主义摇旗呐喊,这与罗蒂形成鲜明的对比。乍看之下这令人其妙莫名,实际上,这种吊诡的态度与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息息相关。目前,国内学术界的讨论对本质主义的政治之维鲜有涉猎———毋庸说将此问题予以深入阐发;而此一维度从根本上隐约决定了很多学者对反本质主义的误解、敌视与攻讦。     

“社会连带主义”之谬

"社会连带主义"的名称始于法国,但中国不是从法国直接引入,而是借自日本。该词作为汉语,因为不能充分表达法文的法学原意以及未能在中日两种文字之间进行必要恰当的转换(翻译者硬生生地直接把日文汉字照搬进来),导致"社会连带主义"这一纯粹日文法律术语在中国本土使用长达一个多世纪,且不止有一个叫法,对学人们造成理解困难、误导和混淆,所以笔者从相关各国语言出发,结合该词的法学原意,提出将"社会连带主义"的名称修正为"社会协作主义",统一称谓,以使名称和内涵更好地对应。     

当代西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发展评析

共和主义的复兴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当代西方共和主义的复兴不是简单地回归古典共和主义政治传统,而是对共和主义进行更加系统化与理论化的拓展与阐释.在规范政治理论中,当代西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在公民身份、自由、民主与美德等维度上做出了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区别于社群主义的阐释,深化了在相关问题上的理论分析.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既体现了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在批判与挑战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思想范式的同时其本身也在反思与辩驳中不断发展与成熟.     

新比较主义与当代西方儒学的趋向

文章重点探究和阐析当前西方儒学中新比较主义（New Comparativism）的趋向,揭示其如何构成西方儒学的一场重要思潮运动。“新比较主义”不断从新对话、新语境、新历史、新文本的角度关注全球和地区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试图通过不同文化差异的“并置（Juxtapositions）”和比较来理性客观地建构意义及其有效范式,并审思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即不断地从新的角度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框架下进行比较。在考察这一趋势时,关注和讨论一些有争议甚至令人困惑的焦点论题。新比较主义思潮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它开辟了当代西方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可以将孔子思想更广泛、更深入地延伸到西方知识界的其他人文领域,甚至普通民众之中。     

特殊主义亦或普遍主义:当代西方艺术评价理论的问题与立场

特殊主义主张,一个作品的某个优点可能是另外一个作品的缺陷;艺术品及其特质是独特的,比较是无意义的;艺术评价只是表达批评家的审美趣味,其中不存在一般性的原则。普遍主义则提出,理性作为理性,必须具有逻辑性、一致性;我们对于艺术品的判断,是一种推理行为,其中存在着原则。当代西方文论中的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争论揭示了艺术品特质存在的复杂性,表达了艺术批评的不同立场,其提出的问题和思想观点值得中国学界借鉴。     

社群主义视域内的共和主义民主的复兴——基于查尔斯·泰勒的共和主义论题的分析

自由主义民主因其导致社会成员的原子化与政治共同体的分裂这一现代民主政治危机而面临社群主义的严厉批评.在社群主义视域内,民主政治根基于政治共同体的建构及其成员的具有强势内聚力的政治认同,根基于与政治自由相结合的爱国主义认同.惟有如此,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才能够得以取得并延续.因而,针对自由主义所导致的现代民主政治困境,社群主义主张复兴关注公民自治、视参与自治为共同善的共和主义民主.主张在公民参与自治的过程中逐步培育和提高共和主义所需的公民美德.     

自由至上主义:“左”与“右”

人们通常将自由至上主义与右翼的政党或思潮联系在一起,然而,这是一种不恰当的分类。首先,自由至上主义对现存的制度往往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因此不能等同于"保守派"意义上的"右翼"。其次,在很多政治社会议题上,自由至上主义实际上与通常被归为"左翼"的政党和运动有着更为类似的立场。最后,即使是在经济分配政策问题上,也存在着"左翼"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即支持国家干预和再分配行为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因此,把自由至上主义定性为右翼思想,是一种过分简单化所导致的误解。     

超验实在主义与经济学理论的“发现”——经验实在主义与超验实在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比较

经济理论不仅要体现事物之间的功能关系,更是要揭示事物之间发生的作用机理,何以存在这种机理的因果关系;显然,这种因果关系的解释是难以依靠经验实在主义加以归纳的,因为它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运用经验范畴来界定整个世界的"认识的谬误",二是把人们经历或者给予人们可能的体验视为最核心的特征。相反,超验实在主义强调,不仅要关注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注重去辨明和解释那些左右着或促发经验现象的结构和机理、力量和趋势;并且,它借助于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来从"表面现象"来探究"更深层的"因果联系。正因如此,超验实证主义更适合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理论研究。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的奥古斯丁主义与托马斯主义

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传统,即奥古斯丁主义和托马斯主义。 前者源于柏拉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代表着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强调基督教信仰中的“奥秘”成分, 对理性采取一种贬抑态度;后者源于亚里士多德主义,代表着一种理性神学的方向,力图借助形式逻辑对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进行论证,用理性来充实基督教信仰。这两种思想传统不仅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 而且对于近、现代的西方宗教思想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实体主义批判——广松涉哲学视域中的西方哲学

在西方现代哲学各派日益把哲学逻辑化、语言化,使哲学之路越走越窄的理论背景下,广松涉以"物象化论"为哲学方法,对以康德、马赫、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实体主义的哲学传统进行了批判,由此实现了从物的世界观到事的世界观、从实体主义到关系主义的哲学变革.在格外重视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的当代世界,关系主义应有实体主义所不具有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系主义视域中人的本质之“对象性—活动”逻辑与“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作为人的本质理论的始源性理论根基,本质范畴的历史演进表现为从研究范式的变迁,即从实体主义本质观到关系主义本质观,与此相适应,人的本质观也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形态。这一演进过程并不意味着能够取消对于“根据”问题的追问,其合理限度仅仅在于表明实体主义本质观的研究范式已经无法满足人类追问“根据”问题的理论需要与现实需要。以“对象性—活动”人学为理论基点,马克思深刻揭露了黑格尔哲学中实体主义本质观所隐藏的“非对象性”这一非关系主义的根源性理论缺陷,并从主体与客体两个理论向度及其实践性的统一上完整地建构了对于人的本质的回答。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及严重的全球性生存困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仅深刻彰显了一种新的生存智慧与文明形态,更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生存方式与发展境界。     

西方社群主义的洞见与局限

社群主义从普世正义、个体主义和权利政治三个方面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使它在各种批判者中脱颖而出,与自由主义在西方政治哲学上两相对峙.社群主义的兴起的确借用了新自由主义的光环,但它对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洞见才是其兴起的真正原因.然而,社群主义本质上是要缓解各种新型的社会矛盾,找到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这就决定了其不可能跳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怪圈而对其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深刻的批判.     

拒斥还是辩护: 全球化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

普遍和特殊或共相和殊相、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是最古老的哲学问题之一.在全球化时代,这个问题又重新焕发了活力.全球化过程内在蕴涵着普遍化和特殊化双向运动的悖论.全球化本身即意味着普遍化.无论是地方性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全球性的普遍意义,还是某种规则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奉行和遵从,都意味着或要求某种普遍性.但是全球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消灭多样性和差异性.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争主要集中在价值和价值观领域.以普遍主义姿态出现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普遍性,而是某种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即"西方中心主义"冒充"全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一种盲目排斥外来文化、拒斥普遍性的典型的特殊主义.只有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性.为此,必须抛弃对自身特异性的自恋,接纳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     

从“关系情境主义”到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语境主义”——人工智能伦理范式基础的转换

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最根本的目的是增进人类的繁荣福祉,但是,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主张：“人工智能体中心论”主张应当使人工智能体符合人类伦理规范,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伦理设计、监管;“关系情境主义”主张人是人工智能伦理的中心而非智能体,人工智能伦理应当是关于“人类善的伦理”;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语境主义”则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将生产力、道德、人的自由联系起来,从而从新的高度奠定了人工智能伦理范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