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运的词学思想及对临桂词派的影响

王鹏运在推动词学发展上,除了数量甚众、风格卓异的词作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词学思想及其对临桂词派其他词人的影响。他以词体为尊,推重词的比兴寄托,倡导“重”、“拙”、“大”“作词三要”,重词之体格,讲求体格与声律二者并重,推重空灵而厚重的梦窗词,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临桂词派的重要词学理论《蕙风词话》的建构与形成,为临桂词派形成自己独特的词学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厚：清代中后期宋词风格论的，核心范畴

从乾嘉开始,清人多用“厚”这一范畴品评宋词,其理论内涵总体上可分为宋词本体之厚与词人主体之厚两大指向。清人认为,主体之厚决定词体之厚,故欲求词中之厚,必先葆主体性情之温厚,然后将家国、身世之感寄于物象,可得内在的有寄托之厚;若能将寄托之意出之以顿挫之笔,给人吞吐沉郁之感,便得外在的浑厚之风;而最高境界则是由主体温厚之性情与词体深婉之特性相交融所产生的由内而外的整体之厚。其他诸如“沉郁”说、“重、拙、大”理论等,在实质上皆以主体之厚为本原、词体之厚为指归。清人以厚论词,不仅为了疗救前期词坛空疏浅薄之弊端．更蕴含推尊词体的深层目的与巧妙策略。     

论浙西、常州词学的南北宋之争

清代词学,以浙西、常州两派为大宗。而两派论词,均以宋词为指归,只是南宋姜、张雅词符合朱彝尊、厉鹗“醇雅清空”的审美规范,因而被浙西词派所推崇;北宋浑涵自然的令词则给张惠言、周济的“比兴寄托说”留下了更为宽广的阐释空间,因而为常州词派所瓣香。所以说,南、北宋之争的实质乃是两派词学理论论争的表现。今日治宋词者在借鉴两派理论时,应还原其历史语境,跳出其门户之见,以还宋词本来面目。     

论元好问的词学思想

元好问在词学理论上有着独特的建树,在承继苏轼以来“以诗为词”的词体观念即“词诗”说的基础上,在其词学思想中形成了一种自觉的词史意识。他还进一步借助于传统诗论,引入“言外”说、“滋味”说和“情性”说等理论,并将苏、辛作为体现“词诗”理论的典范,在词体的本质、功能以及风格、流派等一系列词学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颇有新见的主张,由此使“词诗”说在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给后世的词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轶事词话的批评理论价值

轶事词话是以记轶事、资闲谈为目的的本事词话,因其缺乏批评理论价值而往往被人忽视。本文列举四个方面,解析轶事词话的特殊价值所在：体现词为亡国之音的思想意涵、彰显时代精神的背景体现、“比兴寄托”说的早期表现、词体观念的认同和演变。要之,轶事词话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也是词学批评和理论的特殊表现形式。     

“清季四大词人”的词集选编与词学旨趣

从词集选编及校评角度对"清季四大词人"的词学理论与创作做整体研究,探讨四人的词学思想与艺术旨趣。他们重视词学基础文献的搜集、整理,且成果显赫;注重词学理论的阐发、弘扬,将理论与创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其丰富的词学思想主要通过序跋与评议体现,大致表现在尊词体,重情性,倡重拙大,主寄托,彰显出自觉的词学流派意识,并有开阔包容的词学观。四大词人将选编、校勘、理论、创作四者结合,尤其是比兴与寄托手法的运用,使"清季四大词人"在词集选编与艺术创作旨趣方面达到审美趋近。     

艳而有骨,只是艳骨——论温庭筠词的“艳骨”

“艳骨”,中国词学史上一个极具理论价值的词学范畴,重视词作情与景的真实,追求一种“即性灵,即寄托”的创作观.温庭筠词既非单纯的艳词,也非为寄托而寄托的身世之词,而是遵循词体绮艳的特质,抒写真景、真情的“艳而有骨”的词作.     

况周颐的唐宋词史观

况周颐对唐宋词史有过系统的研究,对唐宋词史有许多十分精彩的见解。其唐五代词观主要为,比较了晚唐诗与词的特点,指出二者共同之处是"丽而不流",其原因乃"风会所趋"。其两宋词观主要为,北宋词的主导风格为清空婉丽,自然天成,词境甚高;南宋词的风格特点是意境沉着、寄托遥深,思想价值最高。况周颐的唐宋词史观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他对唐五代词特点的阐述是对常州词派词学理论偏颇的矫正;第二,况周颐对南宋词人的一些认识受王鹏运、朱祖谋的影响又有发明创见,不乏独特之见也有深文周纳之病;第三,况周颐的唐宋词史观是其重、拙、大理论的重要体现,由此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其重、拙、大理论的内涵。     

谭献的词学思想

谭献的词学思想明显体现出从嘉道时期向同光时期过渡的特点。他对张惠言和周济既有继承之处,又有改造变通之处。“柔厚之旨”,是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词之内蕴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在前人词学创作主张基础上,他提出了“潜气内转”与“一波二折”之说:“幽涩”之美与“虚浑”之境是谭献对词美感特质所作的新的归纳和总结:谭献虽然丰富、发展了常州词派的读者接受理论,但由于其浓重的政教说词观念,其词学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又限制了读者自由阅读的深度和广度,对此要客观地加以评价和分析。     

陈廷焯“沉郁”说与况周颐“沉著”说之比较

陈廷焯的“沉郁”说与况周颐的“沉著”说揭示了词的一种情感境界和词之所表达的感情深沉蕴藉的本质特征。“沉郁”说更强调感情的深厚蕴藉、温厚和平,表达的婉转缠绵,是以“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和政教美刺寄托为参照指导的;而“沉著”说则更强调感情的深广真挚、朴厚凝重,表达的自然深透,是其“重、大、拙”词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教学中的文化与语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产生的基础。从语言教学的目的、内容以及教学规律等方面,探讨文化与语言在语言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就语言教学中文化导入的主要内涵和导入方法对引导语言、文化、教学三者之间有机统一体的形成,进而提高语言教学质量,有积极作用。     

外语与外国文化的学习--对跨文化外语教学的再认识

本文试图通过比较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来讨论外语界日益重视的跨文化学习问题.作者认为,充分认识外语学习过程中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外语与其相应文化学习的过程和结果是跨文化外语教与学的定位、实施和研究的前提条件.     

论价值语言

语言有描述语言和价值语言之分。虽然在纯粹的描述语言和纯粹的价值语言之间也存在兼有描述和价值二重性的混合语言,但这并不能作为没有描述语言与价值语言之分野的依据。价值语言有两种功能,一是评价对象,一是指令人。价值语言的类型有评价语言与指令语言、自然价值语言与人工价值语言、肯定性价值语言与否定性价值语言、原生价值语言与派生价值语言之分。价值语言内部还存在四个级别的差异,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统摄与被统摄的关系,并由此形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有机系统。价值语言在性质上似乎与以真假为值的传统语言逻辑不相容,但实际上,价值语言也一直遵守的是传统语言逻辑。如果我们将传统语言逻辑所注重的真假值改为对错值,那么,传统逻辑就既可在实际上与价值语言相容,也可在名义上和性质上与价值语言相容。     

"80后"的语文背景

"80后"的另类写作与他们所接受的语文教育基本上是脱节的.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复杂的语文背景构成一方面体现了对成人写作的师承,即对鲁迅、钱钟书、博尔赫斯和王小波、王朔等,以及对武侠小说、动漫、"下半身"写作等的自觉不自觉的模仿;一方面体现了对成人社会规定的大胆反叛,即对中学语文教育乃至整个中学教育体制自觉与激烈的反抗和批判.他们在作品中尽情释放被压抑的个性.     

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和谐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从农村走向城市,再走向城乡一体化的过程,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模式.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城市化的迅速发展要求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态.因此,在和谐城市化建设中,如何同步实现语言的和谐已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小事,而是国家的战略大事.本文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与城市语言和谐、语言认同与城市语言和谐、语言生态与城市语言和谐三个方面论述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做到语言和谐的问题.     

语言逻辑与形式化

语言逻辑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现代逻辑与现代语言学发展结合的产物。语言逻辑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对于它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尚无定论。是否采用形式化方法,这是存在于广义语言逻辑与狭义语言逻辑之间的激烈论争。应当坚持用辩证的观点看待该论争:一方面应该承认形式化方法在语言逻辑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形式化方法在语言逻辑领域具有相当的缺陷。     

语言学能与二语习得研究述评

语言学能与认知、心理和生理因素相关联,与其它个体差异相比,语言学能具有遗传性与稳定性的特点。语言学能测量有其认知、心理与神经基础,它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不仅表现在课堂学习环境中,而且表现在非课堂学习环境中。对语言学能的研究应吸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采取更广泛的视角,并与其它认知与情感因素相结合进行。     

词汇习得与外语词汇教学

由于母语词汇习得与外语词汇习得之间存在种种差异 ,外语教学中词汇的处理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阐述了外语词汇习得与儿童母语词汇习得的不同 ,并结合外语教学探讨外语词汇教学的原则和最佳方法     

语言的神力:神话隐喻的性别观

创世纪神话以神说的方式表明语言对于人的先在性;而"神说"性别秩序成为造人神话的核心内容,语言在此成为性别无序到有序的唯一通道。在语言型神话中,父/男权制性别秩序话语,同时也被形象地赋予"天赋"的性质。一种性别意识形态正是通过神话语言的言说,造成了天经地义的既定与存在。神话在讲述语言开辟世界秩序的同时,也把"语言-父/男权体制话语-文化"三位一体地根植在人类意识之中。通过对神话如何彰显语言神力的叙事分析,可以发现与其语言观同在的性别观:"神说"既揭示了语言的文化本质,也揭示了性别文化的语言本质。     

缘何“不可说”--庄子论语言表达困境及其根源

庄子以语言为维度 ,通过将现存世界划分为“可说”与“不可说”两个世界的方式提出了“道不可言”这一语言表达困境问题 ,并指出“成心”之存在、“道”之本性和“言”之对象化是产生语言表达困境的主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