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史诗《梅葛》的传承方式研究

梅葛的传承方式是口耳相传。传承形式可分为纯正传承型的与原始宗教信仰粘合在一起的毕摩的各种祭辞的传承;另一种传承形式是因时而变、融入生活与世俗生活相结合的歌手演唱的创造型。史诗在展演与流传的口头程式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在文法,而非书面文本的规范性。《梅葛》没有文字的记载。毕摩、歌手皆是靠耳听心记史诗的内容曲调,在各种展演场域反复演练,形成以传统为取向的"大脑文本"。     

《格萨尔王传》史诗歌手展演的仪式及信仰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作为世界史诗王国中内容最为丰富、个性最为鲜明且卷数最多的史诗,历来被世人所关注。其魅力不仅通过史诗文本体现出来,作为承担表演责任的史诗歌手也是其丰姿的主要载体。我们知道,世界绝大多数著名史诗已成固定文本且已无传唱艺人,而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却仍以活的形态被人传唱,这一切应归功于神奇的史诗歌手,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才使得史诗《格萨尔王传》成为"一枝独秀"的文坛奇葩。鉴于史诗歌手对史诗及史诗传承的重要意义,本文在广泛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史诗歌手表演的仪式过程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在此基础上探讨史诗歌手表演的文化内质与功能。     

史诗《艾尔托西图克》及其各种变体

本文概述了史诗《艾尔托西图克》几种变体及其研究情况,主要是该史诗各种变体的内容情节、母题以及与史诗《玛纳斯》的内在关系、相互影响、歌手们的演唱风格等问题。     

“祀谱”、“世系”与史诗——对《诗经》“史诗”诗体源流及演述方式、文化场域的考察

近来学界对史诗的研究日趋热烈,但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边疆地区民族史诗文本的整理和演述过程的描述上。因为人类学方法的引入,使史诗研究有可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利用出土文献材料,对《诗经》"史诗"诗体的来源,华夏族史诗与边疆民族史诗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进行探讨,可以看出先秦文献中所说的"帝系"、"系世"即是讽诵于祭祀仪式的口头史诗的文字形态的"节缩本",它们最初不具备合乐演唱的条件,只是口头史诗表演者的"提示本"。甲骨刻辞中的"祀谱"也是此类。《诗经》中的周族史诗只撮述故事梗概的文本特点是在接受了节缩后的"提示本"的基础上形成的。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中国早期史官书写传统的早熟。在书写传统的过滤下,大量的口传史诗湮没在文本定型的背后。这也是上古时期华夏地区族群史诗流传较少的深层原因。     

彝族创世史诗蕴含的宗教道德及其文化逻辑探析

彝族创世史诗是彝族宗教道德律令的最高经典,它向信众解释了宇宙的秩序,确立了道德判断的标准。彝族创世史诗以超级故事的形式,构建了一个潜在的宗教道德范型。彝族创世史诗用初创神话、末日神话、拯救神话和再造神话,从宗教道德的维度,对善的起源、蠢笨的起源与毁灭、恶的毁灭、善的拯救和善的延续进行了叙述,确立了神的道德权威,编织了宗教道德的文化逻辑,通过歌手世世代代在仪式场合的传唱,建立了彝族人的集体道德观念,对彝族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蒙古族英雄史诗简论

蒙古族英雄史诗(民间俗称“镇压蟒古思的故事”或“平魔传”)主要是由操马头琴的民间艺人“朝尔齐”演唱的古老民间艺术,产生和繁荣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制初级阶段。由于蒙古各部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地域的差别,各类史诗又带着各不相同的时代印记和地方特色。东蒙古(包括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盟等地)流传的短篇史诗比较简单古朴,但数量很多,反映的大致是狩猎经济过渡到畜牧经济的历史面貌。西蒙古(主要是新疆)以长篇传记史诗《江格尔》而驰名中外,它是奴隶制初期史诗高度发展的艺术硕果。     

宗教与性别社会化——毕摩教在凉山彝族女性生命转折点中的作用

在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下,毕摩教获取了社会化的主体地位,在凉山彝族女性人生阶段的转折点上以仪式的方式推动女性按其所期望的角色行为,完成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内化的性别社会化过程。凉山彝族女性的一生可分为孩童、少女、准妻子、妇女4个时段,毕摩教在4个时段中的一些针对女性的宗教仪式对彝族妇女的社会化具有重要影响。     

史诗《玛纳斯》的多种变体与玛纳斯奇流派

１９世纪中叶在世界各地被记录下来的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的６２种唱本,现珍藏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手稿部。其中完整记录了７位玛纳斯奇演唱的史诗的第一部至第三部和１５位玛纳斯奇演唱的史诗的第一部和第二部,还有其他玛纳斯奇所演唱史诗的有些篇章。史诗的第一部《玛纳斯》有３１种变体,第二部《赛麦台依》有２２种变体,第三部《赛依台克》有９种变体①。新疆是史诗《玛纳斯》普遍流传的地方之一。我国早在１９６１年就开始进行搜集工作。但后来一段时间搜集工作未能继续进行,直到１９６４年又搜集并整理了许多材料。当时被…     

相辅相成的"困扰"仪式与"越轨"仪式——从女性视角审视凉山彝族毕摩教

在宗教仪式主义氛围浓厚的凉山彝族社会,全民信仰的毕摩教通过"困扰"仪式和"越轨"仪式两种相辅相成的力量对男女两性,特别是女性的行为给予引导和约束,促使女性对宗教所期望的性别角色不断内化,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按角色行事,并强化了"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     

身体实践与文化隐喻：基于凉山彝族毕摩与苏尼的探究

身体人类学视角为理解凉山彝族毕摩、苏尼的身体实践与文化隐喻提供了新维度。以身体实践为基础，毕摩、苏尼形成了“毕”与“尼”的身体技艺区分。以“毕此”和“尼症”为基础的毕摩、苏尼身体区格与传承制度，是彝族传统社会结构中家支制度、血缘、根骨观念的映射。从苏尼迷狂的身体表征到以“祭”为核心的毕摩理性化身体规范的确立，是彝族原生性宗教由巫到史、由巫到礼的发展史。毕摩、苏尼身体研究取向，为回应彝学研究的理论关切与拓展中国身体人类学研究范式提供了思路。     

略论《格萨尔王传》的演唱形式与唐代变文的关系

<正>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演唱形式,是一种韵文、散文合组的格局。这种韵白相间的讲唱形式,不光在北方其他民族的英雄史诗中独具一格,就是在南方各民族的原始型史诗中也有独无偶。它的长处是,用散文说白弥补了音韵歌唱部分的叙事不足之处,并使听众因唱调宛转多变,在声波传递过程中造成听不清,故事发展情节的连贯性失接等缺陷,得到有机     

论纳西族东巴和彝族毕摩的仪礼传统——以送葬仪礼为中心

本文是对纳西族东巴和彝族毕摩祭祀仪礼田野考察的研究报告.作者在对云南丽江纳西族东巴和四川美姑彝族毕摩深度访谈基础上,实地观察东巴和毕摩主持的祭祀仪礼,探讨纳西族东巴教和彝族毕摩教的仪礼传统.作者详细记录了东巴和毕摩送葬仪礼的仪程,并对仪礼蕴涵的宗教意义进行了阐释.     

毕摩文化再生产论——布迪厄理论在毕摩研究中的运用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在毕摩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彝族社会实际和毕摩自身境遇来看,生存心态成为了毕摩文化再生产的基本动力,权力正当化体现了毕摩文化再生产的运作逻辑,而象征性实践则构成了毕摩文化再生产的本质意涵.     

家庭卡拉OK调音技巧

有不少的“歌手”在家庭自娱自乐时,发现卡拉OK系统调校不如心意,难以达到最佳效果。现介绍卡拉OK系统操作经验点滴,以供“发烧友”们参考。 (1) 启发、引导、教唱。人们在家中借助家庭影院娱乐和消遣,除了看电影、听歌曲外,还要自己亲自演唱。但是大多数人不是专业歌手,缺乏演唱技巧,不会操作话筒。要学会操作话筒,例如一般歌曲可用中距     

吉狄马加的民族志诗学与生态伦理——读长诗《我,雪豹……》

吉狄马加的诗歌写作既触及现代社会创痛性的经验,又携带着诗人-毕摩的治愈性的声音能量;这首长诗的写作具有民族志诗学与生态伦理的双重含义,其民族志诗学链接了古老的民族神话与史诗传统,同时又深深植根于当代"革命性"的生态精神及生态伦理之中。     

毕摩场域论——布迪厄理论在毕摩研究中的运用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在彝族毕摩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毕摩场域是彝族社会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子场域,具有自身独特的运作逻辑、规则、特征及其效果.全面理解和把握毕摩场域的意涵,有助于对彝族毕摩进行一种新视角的诠释与解读.     

我国三大民族史诗

柯尔克孜族《玛纳斯》与蒙族《江嘎尔》、藏族《格萨尔》合称我国三大民族史诗。 《玛纳斯》广义是泛指在我国柯尔克孜族中流传很久的一部英雄史诗的总名,其狭义又是专指该史诗的第一部名称。全部史诗描写玛纳斯一家几代英雄的业绩。在柯族人民中,称演唱《玛纳斯》的艺人为“玛纳斯齐”,柯族同胞婚丧嫁娶或节日。玛纳斯齐昼夜说唱,甚至连续数日。《玛纳斯》内容涉及传说、历史、人情、风俗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流传在柯族人民中间的一部“百科全书”。     

电视歌手大赛赛制之我见

从1984年到现在为止,中央电视歌手大赛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20多年里,这项每隔两年一次的赛事,吸引了众多从事专业演唱和业余爱好声乐艺术的青年人。每一届比赛都能涌现一批新人。那些有志于从事和热爱演唱的青年人,通过大赛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青歌赛无疑给他们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和机会。通过电视、平面媒体、网络,很快使全国人民认识并熟知他们,一举成名的例子数不胜数。可以说,大奖赛这个舞台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推出了一批优秀的青年歌手。     

柯尔克孜族民歌初探

民歌是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柯尔克孜人民有很高的音乐天赋,曾有“奇妙之口”的美称。他们不论男女老幼,在劳动之余,或逢年过节,或在各种喜庆,都要弹奏“库姆孜”(一种弹奏乐器),唱着优美的民歌,跳起活泼的舞蹈,表达他们喜悦的心情。这已成为柯尔克孜族的一种主要的民族特色。民歌,柯尔克孜语叫“伊尔”。它产生于民间,由“伊尔奇”(民间歌手)、“库姆孜奇”(库姆孜演奏者)、“阿肯”(民间说唱诗人)和“玛纳斯奇”(玛纳斯歌手)等搜集、整理、艺术加工后,通过他们的演唱,又流传到民间。另外,还有一类民歌源于歌手和青年男女的即兴歌唱。这类民歌既无定谱又无定词,可以任意发挥,即景生情,即情成歌。     

说唱艺人、大理论家与无意识

在我国藏族史诗《格萨尔》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令人惊异且费解的现象。这部史诗卷铁浩繁，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长的巨型史诗，据不完全统计，它可能有七十到一百多部，百万诗行，千万文字，“演唱一遍要十年八年”。然而，它赖以流传下来的载体既不是文人的手稿，也不是印刷的书本，而是一些家境贫寒，目不识丁的说唱艺人。他们是《格萨尔》史诗名符其实的“活的文库”。当代我国西藏高原仍有这样一批一包仲”，其中年老的扎巴和年轻的玉梅可谓代表人物。80年代，国家将《格萨尔》史诗的开发和研究列为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首先组织从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