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义利之辨”新识

李贽对“利”和“义”进行了全新阐释,认为“利”是指人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合理需求,“义”是人们对“利”之需求的满足,并从“心”之根源上探讨“义”“利”的天然本有性和内在关联性,证明“义”“利”同源于“心”。同时,其提出的“义在利中”的时代之论,进一步肯定了“利”之合理性、基础性和必要性,从而对“存天理,灭人欲”这一禁锢人们合理欲求的理学思想形成了彻底否定,从人之个体合理需求角度出发,将“义”作为对个人合理需求满足与否的价值评判标准,而非对人们行为进行道德绑架的依据,为义利之辨的学术史贡献了重要的一家之言。     

义利之辨

近年来,常见报刊上有人把“重义轻利”溢之为“封建主义”,不禁愕然。什么叫“封建主义”?——地主阶级的剥削方式。难道“重义轻利”是封建剥削吗? 有了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就必然出现它的对立物。“义”恰恰就是这种对立物之一。认为利是“封建主义”的同志所持的论据大致有三:一曰“义”这一范畴产生于封建社会;二曰它见之于孔孟著作;三曰见诸封建道德。我们认为,“义”这一范畴在封建社会以前就有了。它属于上古流传下来的民主精华。不能认为凡是产生于封建社会的东西都是封建主义。在封建社会,“义”是受剥削受压迫的人们与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其他坏人作斗争的一种道德武     

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 ,迄今仍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无论是“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还是“功贤于耕织”、“义者宜也”,究其实质 ,都关乎义利之辨。“利”应是指物质生产品 ,“义”是指对物质生产品的合理分配 ,二者本为统一的两个方面。     

关于义利之辨

钱逊同志:尊文(指《先秦义利之争》,见本刊1986年第2期——编者注)拜读了。您拈出义利之辨作为理解古代思想的一条线索,可谓卓识。下面是我读后的一点体会,请您指正。孔门义利之辨对后世的历史影响,大体上是坏的不是好的,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理论上它犯了把概念绝对化的形而上学错误,在实践上则往往流入假道学之一途。个人     

盐铁会议的义利之辨

盐铁会议中文学贤良双方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秉持不同的义利观念,在盐铁会议上双方展开了激烈辩论。在这次论辩中所强调出的义利之争,实际是个人的义利与国家的义利相冲突时怎样取舍的思考,是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义利之辨的新发展。     

论义利之辨与天人合一

论义利之辨与天人合一成中英义利之辨是个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哲学命题。作者结合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从五个层次深入探究义与利的现代意义,即个人不应只满足做一个经济人或政治人,要讲求理想的德性与责任,而不是只以理性的或功利的法律为道德的准绳。作者进而论证了天...     

义利之辨的若干问题

义利之辨构成了伦理学最核心、最基本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而且也应该是一般道德哲学的基本命题.义利问题的关键在义,在儒家那里,它是规定人的行为的道德要求和准则,它不是主观的,而是超越的.孟子在讨论义时,混淆了它的主观义和客观义,但孟子的道德哲学并非康德式的自律伦理学.义是道德判断的原则,而不是它的标准.道德判断对于道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使人真正得以在道德上自主.由于道德原则并非完全主观的,道德实际上是天人共主的.承认道德规范必然有例外,不会导致相对主义.现代西方伦理学无法真正处理义利问题.人类迫切需要一种新的道德哲学,这种道德哲学将以现代条件下的义利之辨作为自己的主要论题.     

黄宗羲的王霸义利之辨

黄宗羲的天理人欲之辨是其思想的核心。在此框架下,形成了他的王霸义利之辨和经史结合之学术倾向。一路探索下来,我们发现,尽管黄宗羲似乎带来了某种新的元素,他依然是儒家学统的继承者。反而是其继承者对他思想的误解和片面化,才演化成了他现今的"经世致用"者和近代启蒙者之形象。     

“义利之辨”与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导向

“义利之辨”与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导向姜涌集体主义能否再次成为中国的价值导向？我认为集体主义应当而且已经成为中国现实社会的价值导向。但是，要更好地发挥其导向的功能，使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价值取向自觉地符合集体主义的价值目标，首先必须解决人们对集体主义价值的...     

从“义利之辨”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

“义”与“利”的关系是历代哲学家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对这一关系的不同回答形成了“重义轻利”、“重利轻义”和“义利兼顾”三大派别。“重义轻利”派在中国哲学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目前，“重利轻义”思想十分流行，而“重义轻利”和“重利轻义”各有弊端，只有“义利兼顾”才是解决义利关系的最好办法，是建立良好道德的关键所在。     

新“人禽之辨”

“人禽之辨”是儒家的重要话题。儒家讨论这个问题,旨在强调人有道德,禽兽没有。以我多年来坚持的三分法对这个问题进行新的思考,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不是人必须讲道德,否则便与禽兽无异,而是人如果不讲道德,连禽兽都不如。     

“昼寝”纷议辨

“昼寝”为《论语》重要一章,常被后人援引,“昼寝”之解也众说纷纭。为切实明其义,喻其理,深入探讨很有必要。 自古至今,“昼寝”有三说,简言之,一为“昼寝”乃“画寝”之说;二是男女同寝之曲语;三为白天睡觉之谓。 一、“昼寝”并非“画寝” 首先提出“昼寝”为“画寝”之说的,是《启颜录》一书的作者隋人侯白,继之有唐代韩愈及南宋词人周密。周密所撰《齐东野语》中说得更为具体:“昼寝”实为“画寝”之误。(繁体字)“画”与“昼”仅有一竖之别。“画”者,用彩绘作装饰也;“寝”者,用作名词,卧具也。“画寝”意为绘龙绣凤的卧具。进而指出孔子发火的原因——“恶其画寝之侈”。周文之说,以“画”代“昼”,有无根据?     

简析孔子的义利观及当代义利之辨

义利观，是孔子学说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把孔子义利观的基本特征，界定为重义轻利，那么重义是轻利的前提，“轻利”是“重义”的结果，“重义”和“轻利”是不可分割的，在现实社会中，集体主义是处理好人们的利益关系所必须坚持的原则。孔子义利观中的进步思想，经过批判地改造，可以成为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中的积极因素．     

“言意之辨”新辨

依据信息理论讨论“言能达意”、“言不尽意”、“得意忘言”三个古老命题,考察“言外之意”的信息载体。     

“国球文化”概念辨议

"国球文化"是指"中国乒乓球文化".在认识和理解"国球"、"文化"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国球文化"是指:中国人在乒乓球运动的实践活动中创造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所有乒乓球运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过程及其结果.     

义利之辨——《物权法》第四十二条之评析

《物权法》第四十二条将公益征收加以规范．这是刚通过的《物权法》的一大亮点。这一规定背后其实隐含的是一种“义利之争”。即利之权衡——谁之利为重;义之权衡——避免多数人对少数人权利的侵害。其实．此条规定表面上是对征收的补偿。实质上是法律对个体利益与社会正义折中的结果。因此,对“公益”与“私益”加以平衡．避免多数人对少数人权利的侵害．才应是本条规定的真实意含所在。     

“闽学”新议

"闽学"成词大约在清康熙时,并渐多使用。它原本指称朱熹的学说思想,后在此基础上被引申指称包括朱熹及其门人在内的南宋朱熹学派的学说,以及其后历代闽地理学家对南宋朱子学的继承和发展。"闽学"的学术品格是"旧学商量"与"新知涵养"融为一体,学理建构与经世致用并重,努力在"持旧"中"新变",以期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这样的学术品格一而贯之,影响深远,对当代中国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依然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     

“文体”之辨

20世纪西方语言学的飞速发展,使得文体学(stylistics)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学科。中国的文体学研究古已有之,"文体"指义多端,在文学上主要指文章的体裁或风格;而西方的"文体"则与语言学密切相关,多指"语体"。中国现今沿用的主流"文体"释义基础主要是古代"文体"涵义,在指称文章的体裁或风格的涵义上,又增添新的内涵——"语体"。这主要是受西方"文体",即"语体"学说影响。"文体"研究可以说是对对象最为全面的研究,必将成为研究的新趋势。     

“参考文献”之辨

“参考文献”作为学术期刊编辑学中的一个“关键词” ,其所指是否明确 ,含义是否精当 ,是编辑改稿和作者写作时的一个关节点。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参考文献”的准确标示 ,才是规范执行中真正的问题所在。而这个问题 ,在缺乏现代学术规范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写作领域 ,显得尤为突出。因此 ,其辨析也就成为建立学术规范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