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预算实践中的协商民主要素嵌入及其逻辑——基于西湖区"幸福微实事"的实证研究

作为一种基层治理方式的参与式预算,强调赋予参与主体平等的协商权利、提升决策的合法性等,从而有利于提高治理效率、实现公共利益并促进社会公正。然而,经验研究表明:在参与式预算实践中存在诸如协商中的精英主义倾向、协商过程秩序混乱以及难以达成群体"共识"等系列问题,阻碍了参与式预算的发展。为此,需要协商民主要素的嵌入,通过构建参与式预算的平等协商机制,完善信息公开和专家培训机制等举措来解决此类问题,进而提升协商民主的治理绩效。     

民主恳谈:生成于参与困境下的协商民主——基于温岭市农村基层民主的个案调查

民主恳谈是萌生于浙东南沿海地区的草根民主,是在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陷入困境的大背景下悄然兴起的农村社区协商民主,它为沉闷的乡政村治带来了蓬勃的发展生机.自民主恳谈诞生以来,地方党委政府及村级自治组织充分利用这一平台,问政于民、还权于民,与民合作、与民协商,逐步从善政走向善治,调动着农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向纵深方向发展.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试图揭示民主恳谈这种协商民主形式的兴起背景、发展历程、实践意义以及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协商民主与预算审议的理论与经验

协商民主理论强调公民通过自由、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协商、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事务,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对预算审议有着重要意义。巴西阿雷格里港市和中国温岭的参与式预算实践是协商民主的典型体现。要想通过借鉴协商民主理论和参与式预算实践完善我国预算审议制度,就必须完善法律体系,构建程序机制,提升民众参与自治的能力。     

预算改革背景下的社会性别预算与妇女参政研究——基于温岭市温峤镇“性别预算恳谈”的实证调查

2010年,温岭市温峤镇在政府预算编制和初审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开展了“性别预算恳谈”活动,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妇女民主参与的新模式,一方面促进了预算决策的公开透明,另一方面使财政分配更加公平合理.这一实践充分显示了女性在平等条件下的政治参与潜能,推动了社会性别主流化,同时也证明了社会性别预算在中国土地上实践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对我国乡村协商民主实践的宪法学解读——基于浙江温岭“民主恳谈”的一种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的民主实践形式发展迅速，协商与对话的机制被引入各地民主实践之中，成为民主治理的重要内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已经发展了许多新的协商制度形式，浙江温岭民主恳谈就是我国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典范。运用宪法学原理对浙江温岭的协商民主实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政治具有特殊优势，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创设理想的协商情境以推动协商民主的深入发展，是今后宪政国家的努力方向。     

地方政府创新实践:政府与社会的共同作用——浙江温岭民主恳谈实践的案例启示

温岭民主恳谈是富有重要价值的地方政府创新实践。在这场实践中,政府和社会发挥着共同推动的作用。政府的积极推动是实践得以产生、发展的导航仪,社会的不断发育则为实践奠定基础。对于创新实践而言,二者的作用缺一不可。基于政府与社会共同作用的创新实践,其价值是非常明显的:开辟基层民主的新空间;促进公众的有序参与;夯实基层民主的社会基础;推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温岭实践显示,推动创新实践的动力何以持久是地方政府创新实践能否巩固的重要基础。这是影响当前诸多地方政府创新实践面临的共同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参与式预算“直击”街道公共财政

9687.8万元的财政蛋糕如何更加合理地分配切割,把有限的公共财政投入到街道的民生工程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中?2月20日下午,围绕着2013年的街道财政预算编制情况,浙江省温岭市横峰街道举行了2013年参与式财政预算民主恳谈会,向在街道的台州、温岭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以及各村(居)主要负责人等晒出了2013年的全年预算收支账本。每年年初预计好一年的收入和支     

网络问政——网络时代参与式民主的新形式

西方传统民主制形式经历了由直接民主制到间接民主制的发展历程,虽然直接民主制曾经失去了存在的客观条件,但是能够反映直接民主精神这种古老政治理想的参与式民主赋予了直接民主新的生命力。伴随着21世纪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为人们的民主参与提供了全新的、直接的、平等而便捷的参与机会,这就是参与式民主新的表现形式……网络问政。研究分析我国网络问政的特点和制度构建,将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民主恳谈：生成于参与困境下的协商民主——基于温岭市农村基层民主的个案调查

民主恳谈是萌生于浙东南沿海地区的草根民主,是在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陷入困境的大背景下悄然兴起的农村社区协商民主,它为沉闷的乡政村治带来了蓬勃的发展生机.自民主恳谈诞生以来,地方党委政府及村级自治组织充分利用这一平台,问政于民、还权于民,与民合作、与民协商,逐步从善政走向善治,调动着农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向纵深方向发展.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试图揭示民主恳谈这种协商民主形式的兴起背景、发展历程、实践意义以及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工业领域和工作场所的参与式民主——卡罗尔·佩特曼对参与式民主实践途径的探索及其启示

自由主义对古典民主的改造和对公民参与的漠视不仅导致自由主义民主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严重危机,也使民主本身失去了活力.为了应对自由主义民主的危机,卡罗尔·佩特曼主张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公民参与,认为公民参与的实践应当由经济领域开始,并逐步向政治领域扩展,以实现一个完全民主化的参与性社会,标志着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正式兴起.佩特曼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引起了中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对当代中国的民主实践提供了镜鉴     

协商民主对预算审议的贡献:理论及实践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强调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推理和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从而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协商民主对预算审议有着重要贡献:从理论层面而言,主要表现在以宪法为中心的程序主义对公民参与预算的强调;从实践层面而言,世界各国的参与式预算实践为我国公民参与预算提供了经验范本。借鉴协商民主理论,完善我国预算审议制度,应完善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和程序参与机制,落实预算公开制度,充分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     

参与式预算的地方实践——公共预算改革中的焦作模式

在借鉴国际参与式预算经验的基础上,河南省焦作市基于现有的法律框架,进行了财政预算改革,成效卓著：通过建立公众参与的财政民主决策机制与“四权分离”的权力制衡机制,充分发挥了人大制度平台的作用,切实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及合法利益。焦作市以财政预算作为改革的切入点,深刻影响着基层民主与地方治理的发展,为我国基层民主建设提供了新视角。     

权利与权力互动视角下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之道──基于温岭市“民主恳谈”介入信访工作的案例分析

社会转型期,许多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与政府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和滥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妨说,权力过于强势,权利表达渠道不畅,是近年来导致群众无序上访、缠访和信访量长期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温岭市将具有民意表达平台之称的民主恳谈引入信访工作后,群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增加了,积聚已久的怨气和愤怒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渠道;各级领导干部也从中受到了教育,他们不愿意听到群众在背后的责骂声;许多群体性矛盾纠纷和信访积案也因此得到了平息和化解。在此,笔者通过对几则案例的剖析,试图阐明这样的道理:(1)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势必进行民意表达机制的创新;(2)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只有通过权利与权力的良性互动,才能得以实现。     

基于参与式民主管理的“4＋2”工作法的实用性和可行性

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是在反思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的危机中复兴起来的。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公民参与,主张通过公民的讨论、协商来制定公共政策,解决公共事务的问题。＂4＋2＂工作法作为一种农村基层民主管理方法,其基本手段就是通过扩大农民群众的参与,从而使其成为基层公共事务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因此说＂4＋2＂工作法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可行性。但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仍存在公民的有限理性等问题,所以对于＂4＋2＂工作法的借鉴和推广问题应谨慎进行。     

“参与式预算”让居民有了发言权

3月8日上午,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江海街道“七彩家园”社工服务中心里传出阵阵笑声,原来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庆“三八”包馄饨比赛。只见10多名自发参加活动的社区“巧妇”,正娴熟地裹馅儿、粘皮,不一会儿就亮出了一只只饱满的馄饨。其实这些“巧妇”还有一个身份——“七彩家园”馨福家庭社工服务项目的服务对象,她们全是单亲母亲。     

“参与式发展规划”理念的解读与反思

参与式发展规划是对传统发展规划反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理念,它是参与式理念和发展规划工具相结合的规划思想,通过解读其相关核心概念和理论精髓,归纳其理念特点,总结参与式发展规划理念的应用并对其局限性进行反思。     

“村改居社区”参与式民主发展现状探析——以南充市Z社区为例

征地之后涉及到大部分村改居社区改制实践,此调查对象为川东北地区被高校征地的村改居社区。以利益诱导和文化辐射对公众参与起到积极作用为依据,详细描述了在征地前,农民意愿的表达途径和监督征地主体的行为方式方面的公众参与,征地后,居民的权益保障表达方式和社区自治参与路径方面的公众参与。得出了此"村改居社区"参与式民主只限于表象化,并小心求证了其原因,基本包括民主思想和民主技术双陷落,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偏低,代议制民主和校地合作发展陷入困境,居民物质保障和平等参与不足等。     

论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参与式预算——价值、困境与法制化出路

参与式预算是一种体现直接预算民主的治理机制,它有助于推动乡镇层级上的治理创新、强化基层财政的自主地位、促进基层人大与村民自治的有机衔接,从而克服传统"乡政村治"模式的弊端。但是,它也面临着诸多困境,表现在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断裂,技术规则与赋权规则的失衡,制度功能上激励与约束的缺位,制度变迁中创新与嵌入的脱节。因此,应当在《预算法》的层面给予参与式预算正式的立法支持,并通过构建、完善参与式预算的权利保障法律制度、参与式预算的激励与约束法律制度、与参与式预算相关的村民自治与乡镇人大法律制度,探寻参与式预算法制化的可行路径。     

地方政府公共财政参与式预算的实证研究——以安徽省淮南市为例

我国地方各级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均存在一定的"闭环现象",缺乏有效的监督,参与式预算成为一些地方政府打破这一现象的突破口和创新机制。实证考察安徽省淮南市公共财政参与式预算,发现其在预算参与主体、程序以及项目评审过程进行较为科学规范的尝试,对积极建构地方政府公共财政的参与式预算具有较为鲜明的启示作用。     

激活公共性：社会治理共同体何以可能？——基于H市M区“参与式预算”改革的案例分析

如何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已成为当前摆在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面前的重要现实议题。从公共性理论视角出发,对南方N省H市M区的参与式预算改革案例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立足于H市M区四年来的参与式预算改革成效和困境的评估基础,认为公共性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基础,更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关键要素。H市M区的改革案例中社区“弱公共性”的主要成因是：居委会的行政化运作,社区社会组织的缺乏。最后提出激活公共性的几个具体策略：发挥党建引领机制、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简化参与程序和引入信息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