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史界革命”及其意义

梁启超对历史情有独钟,无论是对旧史学弊端的醒悟还是对史学作用的认定都使具有革命情结的梁启超对“史界革命”倍加关注.梁启超集中检讨了旧史学的弊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新史学的建构方案.这一切对于史学以及国民精神的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左派”的“空壳” 极右的实质——剥开江青“正确路线的代表”、“文化革命的功臣”、“文艺革命的旗手”的画皮

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和革命胆略,英明而果断地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篡党夺权阴谋,为党锄了大奸,为国除了大害,为民平了大愤,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将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壮丽史册上,永远放射着灿烂的光芒."四人帮"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们对"四人帮"的丑恶表演,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尤其对一心想当女皇帝的江青,更是恨之入骨.她本来是祸国殃民的"白骨精",却恬不知耻地以     

集体记忆的改写和重构——“十七年”革命回忆录写作的文学生产策略

"十七年"是一个文学"一体化"的时代,革命回忆录作为一种"一体化"特征极其明显的文类,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写作者身份的真实和叙述手段的虚构。这两个特点在文学生产过程中策略性地结合,起到了改写和重构集体记忆的作用。从"十七年"革命回忆录书写中代表性文本以及生产过程可以看出,革命回忆录的书写与生产是个不断修改的过程,出现了作为精神符号的"榜样"与"典型",出现了集体作者及读者与作者的合谋。这种特殊的写作模式对"十七年"公共记忆形成所起到的作用是:以多方位的集体叙事强化记忆,创立一种群体性的文艺生产方式,在新的政治一体化语境中建构了一个新的历史主体——人民大众。     

有限革命的张力：“国民革命鲁迅”形象的建构与解构

《鲁迅在广东》基于国民党左派背景,通过收集鲁迅初到广州的时评及其本人的演讲作文,建构出了一个"国民革命鲁迅"形象,它将鲁迅从一个"文学家"升格为代表国民革命的"时代的战士",反映了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策略和"有限革命"性质带来的张力空间。最终因为清党的原因,鲁迅否定了这一形象,并建构出了新的"同路人形象"和"同路人革命传统"。而鲁迅与国民革命离合的背后,实际是"大革命"观和"有限革命"观的冲突。     

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潘岳的“哀情”与“高情”抒写

潘岳的诗文通过对逝者的哀悼表达了命运不能自主、人生无法掌控的憾恨感,他对隐逸高情的抒写则建构了一个理想的自我。这两者都是潘岳面对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在"哀情"的叙写中,人生挫败感被引导、召唤出来,从而得到疏解和清除;在对"高情"的抒写中,人生的价值感得到重新确认,"失败"的自我也被重新建构。两者互为补充,折射出魏晋时代人们对于"情"的自觉。     

论康有为“即中即西“的文化模式

康有为在当时"学问饥荒"的背景下,将"中学"与"西学"相结合,建构了一种"即中即西"的文化模式.这种"即中即西"的文化模式特色从哲学、政治、道德、教育和宗教五大领域得到了具体展示.     

论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

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曾经是“政治革命”的挡路石;但在文化、思想领域,却发挥了那些“革命巨人”所未能发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作用。1902年前后他所提出的“道德革命”思想,就是起了这种作用的。     

叩响天朝之门的世界革命——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对“革命”的使用

1895年之后,由于满清统治者未能成功应对甲午战争的失败所产生的民族危机,革命的意识形态赢得了立足之地。经由日文翻译的刺激,并以孙中山自称"革命党"为表征,中国的革命话语发生了一次范式转移,从而接受了将上升中的大众作为历史主人的观念。康有为的世界观正是形成于这一世界革命的背景中。他将法国大革命与反清革命并称,即是赋予了造反者合法性,从而背离了自己所赖以安身立命的今文经学的经典。分析康有为1898年的奏议,可以揭示其改良理论与实践如何由他的世界革命视野所建构,以及他如何在修辞上将世界革命与"汤武革命"传统相混合,使得"变法""维新""变政"这些词语与隐身的"革命"一词相互交织。康有为所使用的刻写着激进蓝图的"革命"话语,实际上是将现代性强加于满清王朝,而非以一种传统儒家的方式赋予其合法性。在传统语境中细察这些关键词的过程中,本文的分析不仅跨越了语言、政治、经学和知识精英文化各领域,更跨越了诸多微妙的层面,如互文验证、心理复杂性以及政治的与文化的紧张等等,藉此希望给康有为及戊戌变法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考维度。     

“没有观念就没有生命”——牟宗三“民主开出说”重定

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民主等价值观念是否可欲以及是否可能,是所有思想家必须面对的问题。牟宗三的“民主开出说”对此给出了最具哲学性的说明,但同时也被人们有所误解。他的这一说法意在从思想观念上厘清民主等价值为什么值得追求、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无扞格之处,说到底主要做的是观念的厘清工作,也即“没有观念就没有生命”之义。此说在现代社会民主建构中依然可以发挥政治批判的作用。     

论中原晚清“丁戊奇荒”赈济的多元化

"丁戊奇荒"被认为是晚清最惨烈的饥荒。它直接波及北方山西、河南、陕西、山东、直隶五省,连苏、皖、川、陇四省也受其影响。其中河南是名副其实的重灾区,"歉收者50余州县,全荒者28州县"。在如此严峻的状况下,清廷开始了吃力的官方救济。鉴于当时国力颓废、财政吃紧、仓储不足,虽然这种救济显得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民间社会力量的发达和资讯流通的自由弥补了这一缺陷。这表现在江南士绅的"义赈"和国际力量的"洋赈"所发挥的作用上,没有这些力量的参与,饥荒势必会更加恶化。这种多元化的赈济形式对现代的灾后救济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池田大作“人间革命”论析

池田大作先生是享誉日本全球的著名宗教活动家。在其专著和与世界名人谈话录中,他多次提及"人间革命"。该概念与传统概念上的革命不同,是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变革,其核心是"小我"革命,由"小我"革命实现"大我",实现全人类的安乐幸福。同时,他也强调"革命"最终目标的实现形式具有多样性。     

中国经济学话语建构史的双重审视——基于“国家软实力”和马克思经济范畴“术语的革命”视角

中国经济学的话语建构经历了从学术话语移植、话语自建构尝试、话语体系初步形成的历史发展进程。从国家软实力和马克思在经济范畴上所实现"术语的革命"之基本逻辑进路及其整体方法论的双重视域审视中国经济学的话语建构史,有利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建构,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更宏大的叙事背景下实现更具有整体理论视野的"术语的革命",进而助力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新国学”建构与人文教育

"振兴国学"成为当下热门话题。在此背景下,王富仁先生积极建构"新国学"的学术思想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深刻之处不仅在于他为中国未来的学术发展指明了出路,更在于他在"新国学"积极建构过程中对人文精神缺失的忧虑和对人文教育的呼唤。由此,人文教育构成了"新国学"建构的重要环节。     

虚构的真实,犹太的伤痛——《布拉格墓园》中艾柯的阴谋观探识

在引发过反犹与阴谋论讨论的小说《布拉格墓园》中,安伯托·艾柯将犹太人长期遭受的伤痛归结于基督教社会的强加之罪,指出"犹太阴谋"的实质为共谋者背离现实的捏造。基于艾柯"阴谋生成""阴谋接受"理论下的阴谋建构模式,解释了犹太阴谋论缘何能被反犹人群接受并利用,而文本历史脉络观照下的"阴谋检验"最终将还原阴谋的原型。这四个层次彼此依托、层层递进,形成艾柯复杂而立体的阴谋观。     

从“臣民”到“国民”:清末民初袁世凯的身份认同

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还是一场涉及人们的时间观念、服饰发型等日常习俗的文化变革。辛亥革命对帝制时代身份等级制度的解构,引发时人的文化认同危机:"我过去是谁","我现在是谁"和"我将来是谁"。以袁世凯为例,他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后表面上完成了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变,但他内心深处一直处于文化认同危机的状态。在更广阔的国家和文化认同层面,袁世凯在民国初年的身份选择,不仅是他个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还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以来日益凸显的文化认同问题。     

阿Q“大团圆”的“始料不及”说异议

贫困不堪,备受压迫和凌辱而又浑浑噩噩的阿Q,当他走投无路濒于绝境的时候,辛亥革命起来了.他"神往"革命,"投降"革命,结果反被革命新贵以莫须有的罪名枪决示众,胡里胡涂地成了这场革命的牺牲品,这是鲁迅在他的名篇《阿Q正传》中,为主人公写下的名之曰"大团圆"实际并不团圆的悲惨结局.     

“翻转”,让思维跳跃,让共识凝结——浙江社院创新打造“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思考

"翻转课堂"是近年来国内外教学改革实践中的一个热点。"翻转课堂"在学习主体上强调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在学习内容上突出实践性、探究性、建构性,在学习过程中注重团队合作、平等交流,这些特点与社院的教育培训工作有着天然契合性。浙江社院在全国率先提出并探索将"翻转课堂"运用到社院的教学实践中,希望以此打造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互联网+"统一战线教育培训新模式。     

朱执信“细民”思想论析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之一,朱执信热情赞颂救国运动中的阶级斗争方式。他从社会革命的主、客体角度,将社会成员划分为"细民"与"豪右",并用接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细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对其寄予深切同情,他还强调了"细民"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的"细民"思想,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形成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英国文学公共领域的转型与“柏林布鲁克”文人圈

哈贝马斯在对英、法、德三国的"公共领域"历史演进进行梳理的过程中,创建性的提出了介于"代表型公共领域"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之间过渡时期的"文学公共领域"概念。笔者基于对英国文学公共领域的国别考察,提出了英国文学公共领域的"历史性锚定、文化上独特与文学上互相建构"特点。其中具备了"公共性"的英国文学家与文学公共领域的互相建构关系对英国政治公共领域的形成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8世纪初,在英国政治家柏林布鲁克的倡导下,以斯威夫特及盖伊等人为代表的"柏林布鲁克"文人圈通过他们的文学创作推动了英国文学公共领域向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的迅速转型。     

“实践美学”的苏联缘起与本土变异——李泽厚“客观社会说”与苏联“社会派”美学的比较阅读

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发端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时期所倡导的"客观社会说",它既是在本土语境中对黄药眠"生活实践论"美学以及革命文艺传统中毛泽东"实践论"思想的继承发扬,更是在"以苏联为师"的外部语境下对"社会派"美学的话语移植。但在萌发后的理论发展走向上,却发生了偏离与变异:与苏联"社会派"美学逐渐冲破认识论防线而纵深走向价值论不同——中国"实践美学"受本土意识形态钳制始终无法摆脱认识论模式,还在"客观存在"的路线上裹足不前,这种路径偏离所致的"主体性"缺失,直至"新启蒙"语境下通过对西方美学的补接、吸纳与改造才得以弥补。这也正意味着"实践美学"除原点上受"苏联模式"渗透影响外,其理论发展与建构方向上的不同格局与本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