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与“同治中兴”──倭仁与曾国藩比较观察

倭仁与曾国藩同历嘉道咸同四朝，完全是同时代的人。道光年间，他们同从唐鉴问学，相交为师友，是倡导理学的中坚；同治时期，又同居高位，一立于朝，一主于外，成为“中兴”贤辅名臣。然而，他们又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一为顽固保守的象征，一为洋务运动的首领。因此，从倭仁与曾国藩比较的角度观察理学与“同治中兴”，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     

曾国藩与他的理学师友

曾国藩与他的理学师友王澧华曾国藩最初是以理学新秀的角色崛起的。及至在咸同年间建中兴之业，极人臣之荣，身前身后，朝廷内外，皆以理学名臣视之。作为一代儒臣，曾国藩有过一批志同道合的理学师友。本文特意选取唐鉴、倭仁这两位著名理学家，试图考述曾国藩这位理学后...     

从师友关系看曾国藩理学信仰的形成

本文从家学渊源,与桐城派文人的交往,唐鉴、吴廷栋、倭仁的启发等角度,分析了曾国藩在“师友夹持”下接受理学并最终成为晚清理学领军人物的心路历程。     

论祁寯藻与晚清理学：以同治朝修国史《循吏传》为中心

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久为学界关注,如倭仁等代表性人物已得到许多讨论。但是,理学复兴仍有复杂面相值得开掘,存在着时势、人事和制度等多种因素的交互。晚清其他朝廷重臣与理学复兴的关系不可忽视,如祁寯藻同治初年位居帝师,其施政作为有倡导理学之意。他于同治二年上奏澄清吏治,请求清廷纂修国史《循吏传》,并影响到该传的写作。祁氏影响下的国史《循吏传》取材理学著作《学案小识》,表彰具有理学思想背景的地方官员,体现出祁寯藻倡导理学的用心。祁氏学兼汉宋,同治初在朝与倭仁等理学名臣多有交往,呼应清廷上下推动理学的时势,以修史为举措,希望用理学振兴地方吏治。祁寯藻奏请纂修国史《循吏传》一事,提供了理解晚清理学复兴在实际政治层面运作的具体例证。     

倭仁远赴叶尔羌任职述论

倭仁（1804－1871）,字灵峰,蒙古族,道光九年（1829）进士,历任侍讲、侍读、侍读学士、大理寺卿等,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和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在晚清学界和政界都有一定的影响。然而,由于学界缺乏应有的研究,有关倭仁的生平文事使人所知甚少。本文拟对咸丰初年倭仁远赴叶尔羌任职之事略加论述,以期有助于对此历史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一段历史的了解与认识。道咸之交,是倭仁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当倭仁在京师究心理学,声名鹊起之时,危急的时局和儒家土人的积极入世精神,使他走出书斋,卷入现实政治之中。他首先以书生论政的姿态出…     

唐鉴讲学京师与晚清理学群体的形成

清成同年间,曾经衰弱不振的程朱理学一度出现复兴的局面。而这一复兴局面的出现肇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内召为太常寺卿、讲学京师,以他为核心,从其问学的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窦塘等在京士人形成为一个理学群体,开启了晚清程朱理学复兴的风气。     

再辨“德”

我曾作《辨德》一文,诂德之初义为“直行”,并与斯维至同志商榷。发表后,斯维至同志复作答文(《人文杂志》1983年第5期,以下简称《斯文》),拜读后,仍有困惑,因作是文以求教。 一、《斯文》说:“目,叫做眼,……小篆作。即今艮字。按象种子有须之形。后人不知目为种子,又加偏旁目(眼睛)。”按,艮字甲骨文中有其字,形作:(字见唐兰《殷虚文字记》102页)。显而易见此字上部象眼目之形,而非种子形。唐兰先生释此字谓:“艮为目顾之义,艮顾亦双声也。……后世假借为很,为限,而本义淹晦矣。”旁注:“眼字从目艮声,     

朱熹和张栻关于仁的讨论

朱熹(1130—1200)和张栻(1133—1180)同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哲学家。两人对当时共同关心的一系列学术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仁”就是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朱熹和张栻关于仁的讨论,围绕着仁与爱、仁与心、仁与公,仁与义礼智等问题展开。讨论的结果,深化了宋代理学对仁的认识。     

孔子与北宋理学家对“仁”的诠释及其当代启示

孔子对仁的态度、为仁的方法、仁的内涵、仁的外在气象和实践意义都有深刻的论述,而北宋理学家则作了进一步发挥和总结,从而建立了更加严密的理学体系.他们对“仁”这个核心概念的阐发不但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当代启示.     

《论语》中的仁和人

“仁”字在《论语》一万三千七百字中是占有显赫的地位。宋代张敬夫《洙泗言仁录》大概是首先把这个字眼类聚在一起,作了研究,而引起人注意的吧;然而,我们今天容易记起的却是清代阮元《论语·论仁篇》的统计数据——一○五个“仁”字。孔子和他的门弟子们说了这么多的“仁”字,历代又对这些“仁”字作了好些发挥,应该是义蕴无余了,却又不然。直到现在,我们不是对它还有许多新的争论?孔子是一个所谓“繼往圣”而且非常富于创造力的人,《论语》二十篇四百八十六章,论“仁”的五十八章,论“礼”的四十余章。“仁”和“礼”可说是经过他改造、孕育出来的一对学生。“仁”是什么?“仁”和“礼”的关系怎样?从他回答颜渊     

程颢“识仁”思想及其与陆王心学的关系

陆王心学之所以自宋明理学中产生，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但就思想根源上看，程颢的“识仁”思想，直开心学一派源流。他从天人一体的人生境界及心理合一的道德修养工夫上体认“理”，开辟了理学中心性合一的本休论和直觉体认方法论的先河。它依据孔子之“仁”，上承先秦《易传》的“生生之化”，及《中庸》的性理合一思想，吸收了张载《西铭》万物一体的伦理本体意境，与“大心”说为学方法的直觉倾向，将理学之“理”看作人性与物性、知觉与性理贯通的伦理本体，并由本体而推及方法，论述了伦理本体与实践道德的统一关系。而这正是陆王心学所始终要解决的问题。     

理学在元代的传播与发展

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大融合时期,元朝就属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支持与倡导,理学在全国各民族中,尤其是在蒙古族中得到了迅速传播。它推动了蒙汉民族的思想文化交流,促进、深化了蒙古的封建化。与此同时,受蒙古入主中原的影响,理学自身在元代也得到了补充,从而为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要的承递作用。 蒙古汗国建立之后,随着军事上的胜利,便日益多地接受了周边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尤其是蒙古奴隶主统治者的统治范围扩大到已经具有高度封建文明的中原地区后,中原地区封建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封建文化开始逐步地注入蒙古奴隶制生产关系中,进而使蒙古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变革更加深刻、急剧。蒙古统治者刚进入中原,就被中原的封建物质文明所吸引。由于传统儒家学说的影响,蒙古统治者不断调整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政     

论王艮理学思想的时代性

如果说王艮独特的个性是成就其思想的重要主观原因,那么特定的大时代,是造就王艮"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和"安身立本"等王学"异端"思想最现实的沃土.王艮的理学思想是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在哲学上最直白的声音,最有力的诠释.     

对元代蒙古口语语音的研究

对元代蒙古口语语音的研究昂奇《蒙古秘史》（以下简称秘史）是于１２４０年鼠儿年七月成书的，当时以回鹘式蒙古文写就是肯定的。之后，元世祖忽必烈实行文字改革，于１２６９年开始推行“蒙古新字”，又称“国字”（即八思巴字），后不久，将秘史转写成国字本（即八思巴...     

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

现在所談的是几个研究历史和哲学等等方面的具体問題。虽然是个別問題,也可“以偏概全”,“一隅三反”。首先是說孔子的“仁”,我以为仁、义、礼、智,都是抽象的,倫理学上的名詞。孔子发现“仁”,好象牛頓发现万有引力一样。万有引力只能也用公式表示的抽象定律,只可以从各种不同的事实中表现出来。“仁”呢,也是从“自古及今”,人类社会上各种具体事件中     

颜元的人性理论

颜元(公元1635——1704年)字浑然,号习斋。我国十七世纪著名的唯物论者和杰出的反理学思想家。颜元的人性理论是其反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程朱理学把人性分作“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天理”在人的体现,其大者为仁、义、礼、智,是先天存在的;“气质之性”指人所禀赋的天气地质(注),它与人的物欲有关。“天地之性”纯粹至善,“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圣人和凡人之所以不同,在于气禀的殊异。圣人禀气清正,能反躬“天理”不失其善性,凡人禀气浊偏,易为物欲昏蔽而失其善性。因此必须致力修养,“变化气质”,而修养之道则在于通过“习静”(或“主敬”)“去人欲,存天理。”颜元否认人性源于“天理”,否认“气质     

戴东原儒释道观刍议

在程朱理学仍占统治地位的清代中叶,戴震（字东原）站在“新理学”的立场上。分析并揭露了宋儒与佛教,道家道教的思想渊源关系,深刻地批判了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唯心主义本质,从而大大地推进了我国封建社会反理学的进步斗争。     

“仁”的逻辑程序及孟子的阐发

“仁”的逻辑程序及孟子的阐发晓言说＂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至今学者已无很大分歧。虽然一部《论语》＂仁＂字多至１０９见，皆为孔子对弟子的随时开示，看似散漫无章，实则具有其内在的层次结构。显然，这个层次结构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孔子根据他对当时最活跃、...     

《论语》中的“仁”与孔子仁学的内涵

《论语》中的“仁”,是研究孔子仁学的基本素材。以往或不知今本《论语》多处“仁”字有误,或误解部分“仁”字之义,对孔子仁学内涵的归纳发生偏差。排除不正确的材料与误解,《论语》中的“仁”虽从词义上可分为四类,但其实质皆是“爱人”——关爱他人,孔子仁学的真正内涵,只有“爱人”一项,而没有其他。     

识仁与致知：理学中的两种工夫路径辨析

针对胡宏于善端发见时察识以识仁的说法,朱子表示了质疑,通过对心之认知功能的辨析,他否认了心体反观自体的可能,从而翻转了程颢所提出的“学者须先识仁”之于心上识取自身完整结构而上达仁体的简易、顿达之工夫路径。但在朱子,道德活动的依据依然是仁体、性体之发动而呈现于心体之道德意识,心体之知可以片段、分立地呈现此仁体流行之义理。在朱子之敬义加持、即物推明的致知过程以及力行不懈的道德实践中,朱子之心体亦在实然上与仁体流行贯通为一。朱子将程颢、胡宏之识仁工夫翻转为渐进、积累之致知,遭到了陆、王心学的驳斥。究其实,在于朱子认为心只能在内容上发见仁体之流行,而非能够即机制即内容地肯认心体即是仁体之于穆不已之流行,以达到即本体即工夫而消解掉主观之工夫努力。经过朱子与陆、王在工夫上的两次翻转,理学工夫上的识仁与致知经历了二者的统一到割裂并再次统一起来的过程。理学文化中两种工夫路径的辨析、争论,实则显示了理学中合理地存在着奠基工夫与成就工夫之完整的下学上达的为学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