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五四"译诗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译诗对中国早期新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和表达,促进了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演变,引起了中国诗歌精神价值的新变,以民族诗歌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新诗的建构。     

死亡:自我的出场——"五四"新诗死亡意识分析

“五四”新诗的死亡主题非常丰富。这是由于现代自我意识的产生导致生命悲剧意识的觉醒,以及自由意识与生存状态的冲突。书写死亡张扬了个性,体现了诗人的精神自由,但同时又表现了自我的脆弱和偏至。     

自然主义和中国“五四”文学革命

本文以较为翔实的史料探讨了自然主义和中国“五四”文学革命的关系。通过论证 ,说明引进自然主义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 ,先驱们高度重视并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 ,自然主义对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确实产生了显著影响。     

“五四”新诗与中国古代诗词

“五四”前夕诞生的中国新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的关系，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笔者通过对两者关系的考察，认为两者之问既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又有重大的变异与发展，笼统地说“断裂”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五四"新诗与中国古代诗词

"五四"前夕诞生的中国新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的关系,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笔者通过对两者关系的考察,认为两者之间既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又有重大的变异与发展,笼统地说"断裂"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断裂，还是延续——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一个文学思潮的出现，有其现实的原因从而保持其独立性，但它不可能脱离历史，它必然能在历史承续演变的时间序列中占据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文章指出革命文学并不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反叛者，它在精神特征方面与“五四”文学革命有着血与肉的联系，其精神特征是人的不断发现与文学作品中个人情感的流露。     

阶级性和政治化视角:瞿秋白"五四"观的出发点

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文学书写事实上已非关乎文学本身,而成为各政治派别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阐释自己的政治意愿的媒介.在1931年重返文坛的瞿秋白看来,文学问题也同样是政治问题.要解决"左联"内部存在的问题,要实现左翼作家的真正团结,必须实现思想的清理.从文艺的阶级性和政治化视角出发,瞿秋白初步确立了"五四"认知模式中的革命话语范式.     

被遮蔽的承传——“五四”时期新诗与传统的关系探察

“五四”时期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一直被打上“断裂”的标记。事实上,新诗从未真正与传统决裂,外在的断裂不过是特定历史阶段采取的文化策略与姿态,断裂的暂时性、局部性与外在性并未截断新诗与传统的内在关联,新诗创作、诗学观等依然不自觉地承传着古典诗传统。内在的承传虽然处于被遮蔽的隐性状态,但这股潜流无疑对新诗当时和其后以至未来的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胡适的“五四”文学革命发生论

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篇大事--"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及其动因,胡适的认识交织着必然和偶然.其文学革命发生论表现为向着偶然纵深发展的"三部曲"形态,从历史必然到个人偶然再到历史偶然.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则是他以实用主义与进化论作为基础的哲学观念.     

语言暴力与“五四”文学革命

在20世纪初救亡图存的背景下,革命者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以提倡白话文为革命起点,拉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序幕.这场革命充分发挥了语言的工具性作用,使得语言成为革命的有力武器.一方面胡适、陈独秀等革命者的话语暴力推动了革命取得胜利;另一方面,语言暴力在革命中逐渐走向极端化、激进化,给革命带来了惨痛的后果.其间虽有学衡派制衡的努力,但终究难以扭转这一趋势.探讨语言暴力与“五四”文学革命的互动关系及其规律,不仅能够揭示语言在革命语境下的暴力属性,更可以从语言暴力这一视角重新审视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论《新青年》杂志促成“文学革命”之功

五四“文学革命”在《新青年》杂志酝酿、萌发、壮大,并最终取得胜利,得益于其强大的传媒鼓动和社会召集作用。它具体表现在：巧妙的编辑策略引发了“文学革命”的话题;文艺栏与编读互动栏目的成功设置推进了文学创作实践;独特的运作机制与营销模式有效地扩大了“文学革命”的社会影响。     

路遥的创作与现代文学传统

路遥的作品具有典型的史诗风格,他的创作继承和发扬了自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书写了他真切的内心体验,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路遥一直关注的城乡交叉地带题材,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缩影,传达出作者对现代以来乡土文化与城市文明二者关系的思考以及对社会发展变革的焦虑,其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和社会价值不容忽视。路遥受五四以来文学大众化思想的影响,强化了为底层代言的使命感,他塑造了一大批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全面展示了他们艰难曲折的生活,成为新世纪以来底层叙事的先声和典范。     

五四文学革命的反思

五四文学革命的科学主义倾向,造就了再现论、认识说的文学观,同时也造成了文学审美本质的失落。进化论的文学观强调了文学的历时性但抹煞了文学的共时性,尤其是激进的革命进化论,为五四文学革命的被否定设下了伏笔。人道主义肯定文学的人性本质,但它对五四引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开火,摧毁了自己的基础,从而导致自身被革命文学取代。倡导平民文学应予肯定,但对贵族文学与士大夫文学的极度排斥,却导致了文学的极端平民化。现实主义倡导者无法接受欧洲现实主义的客观主义,则使现实主义与古典主义界限模糊,最后滑向新古典主义。五四文学革命不是从文学性质的角度批判“文以载道”,导致自身陷于反对文以载道和要以文载革命之道的矛盾之中。世界文学意识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封闭意识和自我中心主义,使中国文学思想与世界文学思想相沟通、融汇。但这种世界化是以激进的反传统立场推行的,引起了民族本位主义的反拨,客观上为否定五四文学革命铺平了道路。     

从语言的两个层面看“五四”文学语言的建设

从语言的工具层面和思想层面来观照"五四"文学语言的建设问题,分析了从古代走向现代的特 定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语言的特点。     

五四文学与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与五四文学"是个在学界尚未得到正视的话题,对其进行必要的探究是对这一话题具有实质意义的学术话语建构.首先,由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实质上是文化启蒙运动,所以启蒙主义语境中的存在主义价值选择,成为五四文学的时代必然.其次,从"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非理性主义"的话语意义链来审度,所谓"新浪漫主义"话语不啻为一种存在主义的艺术表述.其三,由生命哲学的视角切入,五四文学的生命诗学及创作形态,在将西方生命哲学本土化吸纳的基础上,显示出其存在主义文学的创作本体论的意义.     

政治文化与文革公开文学

文革中的群众崇拜和普遍压抑的畸形形态,促使群众心理结构发生改变,形成了"法西斯主义"心理倾向,表现为"小人"精神和生命压抑。文革文学中的性压制替代性地转化为残酷的破坏性和对"病态"荣誉、义务的追逐,进而转变为狂热的宗教激动。文革文学的价值认定和表现手段呈现出远古巫术的特点,主要显现为"神性崇拜"和"公众驱邪",分化为图腾和禁忌,使文革文学具有了神话性。     

现代文学对五四启蒙现代性的自反性叙事

五四启蒙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出了以进步、现代文明、个性主义(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为核心的思想价值观.但是,在五四时期及其以后,发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学内部,却孳生出质疑乃至颠覆五四核心价值的文学主题与叙事.从鲁迅到左翼的丁玲、茅盾等人,他们通过各自不同的小说文本,从各自的价值立场,对个性主义等五四主流思想价值进行了“叙事的质疑”,并形象表达了自己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与价值重估.新文学内生的这种自反性叙事,实际构成了新文学的新传统,它为人们认识与理解五四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和自五四诞生的新文学,提供了有意义的视域.     

“五四”文学语言变革与文体渗透的现代型变

"五四"文学语言变革引起了中国文学文体的现代转型,这场语言变革也影响了文体渗透的现代型变。语言变革使原有的文体尊卑谱系瓦解,导致文体互渗中由高到低原则发生变化;现代白话最大限度地支持了个体自由言说,改变了古代文体渗透背后体现的崇尚古典的美学取向。现代白话丰富的审美意涵和富有张力的表达功能改变了古典文体互渗中程式化、韵散结合的外在形态,更重神韵与精神的融合。现代白话的确指性、及物性使得文体渗透中的审美内涵发生了现代质变。文学语言变革对文体渗透的现代型变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语言变革的角度可以深入恰切地认识现代文学文体渗透的某些现象,可以更准确地评价现代文体互渗中的传统因素。     

严羽的诗歌创作与《沧浪诗话》的关系

严羽的诗歌创作以及其与《沧浪诗话》的关系,历来少有人关注。认真研究其诗歌,对认识严羽的诗歌理论和思想都是有裨益的。对以禅喻诗和以禅入诗两个概念的辨析,可以进一步指出严羽诗论中以禅语入诗和以禅趣入诗的区别;同时通过对其诗作的分析,可以看出他的理论主张和诗歌创作中始终没有跳出"模仿"的窠臼,这是严羽诗论和创作实践上的一大抵牾。